概况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内部主要是他过问的。１９３７年４月，《解放》周刊创刊，张闻天任主编。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起，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兼任。１９３８年５月，马列学院创办，院长一直由张闻天兼任。当然，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他除了继续担任上述职务之外，从１９３９年２月起，又兼任干部教育部部长。１９４０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张闻天仍任部长。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共产党人》杂志创刊，他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即主编）。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和罗迈分别为“编辑主任”。所以，张闻天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着，建树良多，是受到党内干部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创办延安马列学院
1938年5月5日，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120周年诞辰，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一天正式开学。校址设在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紧邻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张闻天住的窑洞。从创办马列学院开始，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他担任院长前后有三年多时间。先后在这里受过他教育与熏陶的学员有八九百人。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心力。他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列学院培养与重新教育了一批坚强的干部，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还创造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在中国的干部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篇章。
诚然，创办与建设马列学院是张闻天作为党内着名教育家的主要实践活动，但是，他对干部教育的关心与实践却并非从马列学院开始。在这之前，他在这方面已经做过不少实际工作，并作出若干理论概括。
早在1933年3月，张闻天刚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在瑞金洋溪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他曾亲任校长，并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长征途中，该校与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的人员合编为“干部团”，一直未散。党中央落脚陕北前后，张闻天在政治局的几次会议上都提到，为了迎接新的形势，要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要大量培养干部。1935年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随即恢复学校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稍后，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也在安定县建立起来（1936年2月）。在张闻天起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明：“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六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1936年5月东征结束之后，恢复、扩建“红大”的计划提到5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了“红大”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组织领导等一整套计划。会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即于1936年6月在保安成立。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亲自担任教员。张闻天对第一期学员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前途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而又透彻的分析。他还在“红大”讲过哲学。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与此同时，张闻天还利用东征结束后中央机关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机，明确提出组织在职干部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任务。他在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近50人）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他通俗地解释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着名论断，分析党的理论水平不高的情况和原因，启发大家学习的自觉性。他还组织中央机关干部到“红大”听课。每到听课那天早晨，张闻天总是提早一点从自己的窑洞里走出来，到中央秘书处窑洞外边那块草地上，叫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的同志一道去“红大”听课。在张闻天提议下，中央机关干部于1936年10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学辩证法，每周座谈一次。在张闻天的启发与引导下，对哲学范畴的座谈讨论，联系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与党的政策，进行得生动活泼。当年的参加者回忆说：“记得在学习辩证法关于形式和内容的范畴时，正是干部中对于中央提出的关于民主共和国口号有争论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形式，我们提这个口号不好理解。闻天同志最后给学习讨论作了总结。他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上透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用旧瓶可以装新酒的比喻说明，在一定情况下旧形式也可以表现新内容，并且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掌握形式与内容的规律，为的是更好的掌握各种形式（包括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方法），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国内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将公开、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全国的群众性的党。它要在更为复杂、更为曲折的斗争中，战胜一切困难与阻力，取得与保证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大变动的年代里，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即使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经过长期地下工作锻炼的干部，也迫切需要学习。为此，张闻天在1937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张闻天：《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的任务》，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在接着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张闻天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加强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的任务。张闻天：《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在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他更进而强调：“党内教育问题，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3页。
这时，干部教育之所以迫切需要加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革命知识青年来到延安。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全国青年中的声望空前提高。从1937年1月起，北平、天津、西安及全国各地大批有组织的党员、团员、民先队员、青救会员和非党的革命知识青年，成群结队，热情洋溢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这是1925-1927年大革命后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张闻天对这批革命知识青年非常重视和爱护。当他发现北平来延安的学生途中遇阻时，即致电北方局刘少奇，要他注意组织，1937年1月24日洛甫致胡服电。同时指示陕甘省委要做好沿途的招待工作。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亟待培养训练，使他们成为党和红军的干部。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将“红大”改名为“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扩大招生。1937年1月开学的抗大第二期，就招收了609名知识青年。以后逐期增加，第三期（1937年8月-1938年4月前后）招收知识青年616人，第四期（1938年4月-12月）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以及海外华侨和国际青年共4655人。张闻天亲自为抗大第二期第一队学员（大多是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并组织编写了教材。在抗大第三期同学毕业的时候，张闻天作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讲演。
“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在讲话中谈到教育问题。针对国民党不让创办“陕北大学”，他指出，“学校仍然要办，弄得精点”。他还肯定“抗大这期是有成绩的”，同时指出，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差，政治工作还不够，要提高教员的积极性。据会议记录。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提出要“扩大与加强抗大，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到处派人去”。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更要提高马列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加强党校工作，培养能够深入群众的干部，能够应付统一战线局面的干部，使干部适应于新的条件”。据会议记录。
1937年秋冬至1938年春，经党中央决定，又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堡（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和“鲁迅艺术学院”。对于这些学校，张闻天也很关心。张闻天虽然不是“鲁艺”的发起人，但在“鲁艺”创办之前，毛泽东曾与张闻天商讨，“鲁艺”的教育方针曾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鲁艺”创办后，张闻天于1938年4月20日为鲁艺成立纪念特刊题词：“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代文艺家的使命。”张闻天应邀到陕北公学讲演，他的影响深广的《论青年的修养》就是这次讲演的记录。张闻天还亲自过问过“安吴堡青训班”逮捕宣传托洛茨基派观点的学员的事。他致电青训班负责人说，青训班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据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关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胡乔木文中有以下说明：“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
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中共中央在不长的时间里恢复和创办了培养党、政、军干部的党校、抗大、陕公等学校，甚至还办起了专门造就文艺人才的“鲁艺”，延安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是迅速的；从斗争中学习，在实际中锻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干部，使他们掌握新政策，适合新要求，干部教育的方针是明确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党同志越来越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正如毛泽东所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当时在延安还没有一所专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着重培养有更多理论修养的干部的学校。为此，中共中央于1938年春决定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由张闻天兼任院长。
马列学院创办之初，张闻天亲自领导，精心擘划，诸如调干部、订计划、请教员等事他都直接过问。他甚至还对应考的青年亲自进行口试，决定是否录取。
马列学院第一期（也称第一班）学员七八十人，其中“一二·九”运动之后入党的知识青年大约占三分之一。这部分人在入学之前，大多已经在中央党校、抗大、陕公、安吴堡青训班或中组部训练班经过短期学习，入学时又经过笔试与口试，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具有一定基础。另外将近三分之二学员，是参加革命战争多年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其中有些还是有资望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地下党领导人，有的是抗战爆发后刚刚从白区监狱中保释出来的老党员。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这两部分人组合在一起学习，对互相取长补短，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很有利的。马列学院前后办了5个班，第二、三、四班各100多人，第五班不到100人，学员的基本构成大体都是如此，只是比例有些变动。马列学院还为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专门开过2个班（100多人），他们全是党在各地区、各方面的主要骨干。
张闻天亲自领导马列学院教学计划的制订及实施。学院开设六门课程：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学校专职教员的配备是一流的。副院长王学文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线方面的主将。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吴亮平，他是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那时他们就合作翻译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央苏区，吴担任过国民经济部部长。斯诺来访，同毛泽东谈话，就是他当的翻译。着名哲学家艾思奇讲授“哲学”，来延安之前，他所写的《大众哲学》已经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的教员分别是杨松和陈昌浩，他们都去苏联学习过，陈昌浩还是红军中有名的领导人之一。“党的建设”前部分党建理论是康生讲课，后部分党建基本问题分别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作专题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马列学院学员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