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不仅主持了洛川会议，而且主持了会前的“中央局政治会议”（8月9日）会议名称据会议记录。，为洛川会议作准备，会后，又主持“统一战线座谈会”，贯彻洛川会议的精神。他对洛川会议的历史贡献，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
主持洛川会议前的政治会议
1937年8月9日，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了中央局政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毛泽东、凯丰、张国焘以及各方面负责人董必武、郭洪涛、吴亮平、蔡畅、林彪、罗瑞卿、萧劲光、徐向前、罗迈（李维汉）等19人。张闻天作了《平津失守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记录以《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用此报告均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闻天选集》。这次会议具有洛川会议预备会议的性质。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同时红军将领连续电请为抗日前驱。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主张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政府机构民主化，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进行统一的、积极的、全面的抵抗。这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指示还规定红军立即改名，准备立即向华北出动，对日直接作战。23日，中共中央又用“万万火急”通电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系统地提出了实行坚决抗战的“八项办法”，表达并充实了21日党内指示关于实现全国性抗战的主张。同一天，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和办法，争取胜利的前途。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之下，蒋介石也在7月17日庐山“茗叙”时发表谈话，确定了对日应战的方针；在7月底平津相继失守之际，又于29日表示“今既临此最后关头”，“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扞卫国家而坚持到底”。蒋介石：《对新闻记者谈话》，《第一期抗战领袖言论集》，重庆青年书店1939年版，第8页。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赴南京准备出席国防会议。8月7日，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准备出动。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初步合作开始形成。所以，在七七事变、平津失守的形势，围绕着“争取抗战胜利”这个中心，有一系列重要问题——抗战路线，国共合作，军事战略，红军改编后的战略任务、作战方针和步骤等，迫切需要解决。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五洛川会议前后8月9日政治会议上张闻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的。在此之前，张闻天已经在8月2日写了《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13期，署名洛甫。这篇文章是8月9日报告的基础。
关于形势，张闻天指出：日本占领平津不过是对于中国本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这一战争推动着中国走向全国性抗战的发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决不以取得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为满足，它所要的是全中国！目前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张闻天肯定南京政府已经作出坚决抗日的表示，在实际行动上也有进步，同时也批评它徘徊不定、妄想偷安的妥协传统尚未完全克服，特别在实现民主政治与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方面进步很小，国共合作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不敢取消日寇在华的一切特权和活动，外交上没有摆脱消极状态。他指出，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失败主义，是那种以让步妥协来停止日寇进攻的幻想，是对于英帝国主义的依赖性。
关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目前我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党必须独立地、积极地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纲领，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从而在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在报告中，张闻天提出了实现“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八大纲领”。其要点为：一、停止中日和平谈判，宣布对日绝交，公布实行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坚决方针；二、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三、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四、全面的对日抗战；五、改组政府组织；六、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七、实现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的新政策，巩固国防，改善民生；八、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张闻天在这里提出的“八大纲领”，是在7月23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项办法”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同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讨论中，毛泽东提议增加为“十大纲领”，做一个“决议案”。他说，纲领、宣言上有“肃反”无“教育”，我的文章上有“教育”无“肃反”。现在我们要做一决议案，应做到尽有。所谓“全面的抗战”，“改良生活”要一条，“教育”要一条，原有八条再加上“坚决抗战”一条，“统一战线”一条则为“十大纲领”。据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局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以下引自此件者不另注明。张闻天赞成毛的意见，在讨论后的发言中表示，“十大纲领”写出来公布是需要的。据1937年8月9日张闻天在中央局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参看1997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以下凡张闻天这一段时间的言行，均请参看此书的有关记载，不另注明。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同国民党关系的五条原则：
（一）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二）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三）参加国民党所发起的一切合法团体与活动（如抗敌后援会等），扩大它们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内部的民主，使之成为公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同时不放弃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独立地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造成推动南京政府的力量，而不是与之对立。（四）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加强在群众中与军队中的工作。
（五）转变一切工作方式与方法，以适应目前的新形势。
这些原则，不仅在跨入新阶段的时候，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讨论中特别说到：国共合作中的反倾向问题，完全同意（洛甫）报告，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急躁病，一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会议也讨论了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集团的作战对红军是不利的。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这次会议之前，洛、毛在8月1日已就红军作战原则电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部队改编问题上，已经有了1937年7月间何鸣率领闽粤边游击队千余人在谈判改编成议后突遭国民党军包围、缴械的教训，指示提出了“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8月9日政治会议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这三个文件的起草，都在8月15日完成。三个文件均首次发表于《解放》周刊第1卷第15期（1937年9月6日出版），这时洛川会议已经开过，但文件所署时间均为1937年8月15日。为贯彻8月9日会议精神，中共中央8月12日发出《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21页。文件提出的15条，包括了张闻天报告中提出的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和十大纲领的基本要求；中央书记处8月18日致电在南京谈判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强调“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同上书，第319页。由此可见，8月9日中央局政治会议为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主持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县城东北十多公里的冯家村（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开始举行，会期4天。出席者按会议记录上的顺序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共22人。会议参加者有人说是23人，还有一位为周昆，但记录上未见。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张闻天在讨论时作了长篇发言，8月24日又作了补充报告据会议记录。“补充报告”的名称据朱德发言记录：“洛甫补充报告分析很细致，我是同意的。”会议记录的标题是“报告”，为不与毛泽东的报告重复，笔者采用朱德当时的提法。，经过讨论后他又作了结论。
张闻天从日本、南京政府、地方军政当局、群众、世界各国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他分析了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的情况：南京方面左派坚决主张抗战，影响与地位增高，但今天还不能起决定作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开始有抗战决心，这是基本的转变，是一大进步。随着这个基本转变，民主政治方面也有相当转变，国内各方面在共同抗日下团结统一也有改善，中央军在抗战中也表现其英勇。但同时应该看到，南京政府的抗战是被逼的，因此就必然是消极抵抗，政府包办，限制于政府抗战而不愿意实行全民族动员的方针，并且不放弃一党专政，压抑人民，控制群众运动，这是严重的弱点，包含有招致抗战失败的极大危险性。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右派，在今天抗战空气压制下，不敢公开反对抗日，但暗中活动，与日本勾结，拉中派向右，散布民族失败主义。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出发，张闻天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从中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方式。在国共两党的关系方面，要坚持与国民党联合的方针，推动其前进；既反对“左”的急躁病，又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倾向，保持独立组织，批评自由。对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应看到主要的是中央军、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要争取，不简单看成是桥梁，但不要放松主要的对象中央军。张闻天强调，只有共产党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得保障。他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对于如何使抗战取得胜利，我们要拿出办法、指出道路，这是争取领导权的基础。新的十大纲领，就是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要坚持《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实现。
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持久战，是张闻天补充报告和发言的一个重点。他的补充报告和发言，对毛泽东报告中提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张闻天在8月22日发言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这是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准备持久战争。在8月24日的补充报告中，张闻天说，国民党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来抗战。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胜利（如上海、南京），但不能取得彻底的最后的胜利，相反，存在严重失败的可能！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接着他又指出，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场持久战。他说：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傲，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退守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正因为目前抗战存在着弱点，可能发生挫折、失败、妥协、叛变的事件，可能发生新的大举进攻而我们不能抵抗只得撤退．但这还只是部分失败而不是全面失败。估计到这些情况，使我们能够坚持，而不是失败主义。战争的坚持就是因为在战争过程中有许多困难。我们要在此过程中做文章，实现我们的主张，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必然取得领导权。他指出，要看到日本的弱点，它的内部矛盾、经济力量脆弱等等，决定了它不能坚持持久战。
张闻天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引起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继续阐述了抗日持久的战略方针；朱德、周恩来也分别提出支持华北持久战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