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学者和中央领导已经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联系起来作了研究和分析论述。“三农”问题的理论就在全国形成了共识，被引用到文件、媒体和各种论着里。运用“三农”理论，对其他国家问题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
1998年，我应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邀请，到日本访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用“三农”理论对中日两国的农村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确实能说明很多问题。
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同欧美等发达国家是基本相似的。日本首先是通过高额农业税等方式，从农村、农民那里取得积累，集中大量的资金和农产品办工业，搞工业化。与此同时，大量农民也进城了，转变为第二、三产业职工，同时也成为城市居民。所以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同步的。而当工业化搞起来之后，积累了资金，有了钱，就反哺农业，用农机、化肥等现代生产资料武装农业，使农业现代化，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业补贴，使农民富裕起来，基本达到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解决了农民的问题。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家运用第二、三产业积累的资金，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修道路、水利、通电、通电话，整治环境，使农村也现代化起来，逐步消除城乡差别，使城乡一体化。把农村问题也解决了。
但是，日本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加上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为了要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开拓工业产品市场，不惜牺牲本国农业，大规模进口农产品。所以从70年代以后，日本的食品和棉花等工业原料，大部分或全部要进口。现在日本50%以上的食品和几乎全部农产工业原料都是进口的，所以日本的食品价格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使人民的生活质量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农业还是一个问题。用“三农”理论来分析，日本今天，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但农业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执行邓小平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通过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农业连年获得大丰收。1996年粮食超过1万亿斤，棉花超过8400万担，自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21%多的人口，并且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纯出口50亿美元左右。用“三农”理论来分析，当今的中国，可以说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
(二)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
为什么说：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下面来分析一下这几个问题。
1.农业问题当前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三条。“保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
保证有效供给是指农业要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粮食棉花和其他各种农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从历史上说，自从前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农村实行集体经济体制以后，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这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根软肋。
中国在实行合作化以前和合作化初期(1958年以前)曾经是粮食和农产品的纯出口国。但从1961年以后，我国就开始吃进口粮，成为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国。
从1959年，我们国家就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以后，国家就一直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工作的首位，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一直到人民公社解体，粮食和农产品短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第一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到管经济的陈云，到李先念，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一直是压在他们心头的大包袱。在毛泽东的晚年，在经济上可说是个重农主义者，“农业八字宪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都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陈云同志甚至说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个时期，李先念同志亲自指挥过粮食列车的调运。
实践证明，不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不重视农业，也不是我们的地不够，更不是我们的农民不会种田，而是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平均分配这套体制不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得到了经营自主权得到了实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到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粮食和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当然，这二十多年来，农业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有波折的，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到1996年，中国的农业问题，或者说农业在保证有效供给问题上就基本解决了。
从改革开放到1996年，我国农业发展的轨迹，大致是每隔6年，有一个特大丰收，上一个大的台阶。1978年粮食总产是6095亿斤，人均317公斤。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连年丰收1984年粮食总产8146亿斤，第一次出现卖粮难。1985年取消统购，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实际是降低粮价，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减产7%，出现了新的徘徊。1986年后又调整政策，到1990年农业获得第二个特大丰收，粮食总产8925亿斤接近9000亿斤。这年粮食丰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北京很多人不相信，国务院发言人开始报8400亿斤，后来又报8500亿斤，但统计局年终报了8925亿斤。有关领导怕虚报了，开常务会议定，报8700亿斤(统计局有意见，在1991年统计年鉴上报8700亿斤，既没有尾数，也没有报稻谷、玉米等分类数。这个数是1991年安徽和华东大水灾，全世界赈灾搞得轰轰烈烈，但到秋后一统计，粮食总产仍是8706亿斤，并没有减产，这样才在1992年统计年鉴上更正了过来)。
1991年粮食减产，1992年、1993年略增，但自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各地经济建设掀起了新高潮，各地大搞开发区，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居住人口增加，对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粮食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从1993年秋后开始猛涨，有的省区已经取消了粮票的又开始重用。不得已从1994年又大规模进口粮食。同时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1995年增产粮食亿斤。农业形势已经开始回升。有关领导还怕靠不住。1995年还决定1996年再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且预先发布了。
由此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些农民工返乡种田了，再加上1996年，风调雨顺。1996年取得农业的第三个特大丰收粮食总产50454万吨，也就是突破1万亿斤。据推算这个1万亿斤就是50年代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的农业发展40条纲要，要求各地分别达到亩产400斤、500斤、800斤的总产量。到年，终于达到了。
1996年，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改变了中国农产品的供求格局，由长期短缺，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从此，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从此，中国的农产品由追求数量转变为数量质量并重，主要追求质量的阶段；从此，中国的农业生产进入了不仅受资源约束，而且也受到市场约束的阶段。所以说，1996年特大丰收以后，中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农村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农业、农村进入了新阶段之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政策，却没有与这个新阶段、新形势相适应的改变，以致现在的农业，现在的农村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对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已经变了，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平衡、供过于求的形势，缺乏充分的认识，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政策改变。
我们被长期短缺害苦了，害怕了，所以总怕不够，总怕再短缺怎么办。
至今，学术界，有关部门还没有说明白，为什么1996年粮食超过1万亿斤以后，至今已经7年了，除了1998、1999两年超过1万亿斤以外，每年都在9000亿斤到9800亿斤徘徊，今年有可能减到9000亿斤以下。而这7年人口增长了7300万，城市化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对粮食、农产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显然是大幅度增加了。但为什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仍还是供过于求，粮食库存仍然有4000多亿斤，粮价不涨反降(大米、玉米、小麦的价格比1996年降了约30%)，这是为什么呢就粮食问题来说，有一种解释，就是1996年的大丰收，不仅是粮食的大丰收，而且是农产品的全面大丰收。也由于年粮食的形势变了之后，畜牧业、水产、蔬菜、水果等还是继续大幅度增产，从数据可以有一个说明2001年粮食总量比1978年增长48.5%，人均增长12.3%。
但是油料总产量增长449%，人均增长315%。
肉类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640%，人均8.9公斤增加到39.5公斤，增长3.44倍。
水产品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842%，人均由4.7公斤增加到34.4公斤，增长6.32倍。
水果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913%，人均由7.3公斤增加到52公斤，增长6.15倍。
中国人的传统，把粮食称作主食，其他食品称作副食。而这些副食品都是成倍、几倍的增长，现在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农村的富裕农民已经反副为主，主要吃的是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粮食的直接消费大大降低了。说明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主要是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1996年以后粮食产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销售不畅，价格低迷。
总体说来，1996年以后，我国的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保证有效供给这个主要任务，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或者说，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所以说基本解决，是因为农业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还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诸如土地、水资源短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还不理想，抗大灾能力不强，农业科技推广系统不健全，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体系也还未能较好地建立起来。主要是靠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在生产，劳动生产率、农产品的商品率都很低，离现代化的农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产业，也可说是职业，农民是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农村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的社区。
农民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有特殊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就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
实践证明，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5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了多个阶段，有晴有阴，风风雨雨，有顺畅，也有曲折。有一条经验是很鲜明的，凡是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顺利发展(如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等等)。而当这个时期党和政府的政策不符合实际，乃至有损于农民群众的利益，那这个阶段的工作就困难，经济建设等事业就停滞，缓慢，社会问题就增多。实践还证明，与农民顶牛是顶不过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一条很重要的基本经验：“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
现在的农民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①农民人口众多，至今还是9亿农民。中国本来是农业大国，农民多是客观存在。我这里说的农民多，是指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是理应减少的，但我们却一面在工业化、城市化一面是农民大量增加，这是同工业化发展规律不相符的。由此引起了种种社会问题。
1949年，总人口是54167万人，农业人口48402万人，占89.4%。
1952年，总人口是57482万人，农业人口50139万人，占87.2%。
1958年，总人口是65994万人，农业人口54704万人，占82.8%。
1978年，总人口是96259万人，农业人口79014万人，占80.08%。
从1958～1978年，这20年农民增加2431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15.5万人。
1998年，总人口是124810万人，农业人口94025万人，占75.3%。
这20年农业绝对人口又增加1501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51万人。
1999年，总人口125786万人，农业人口94347万人，占75%。
2000年，总人口126743万人，农村人口94244万人，占74.4%。
2001年，总人口127627万人，农村人口94175万人，占73.8%。
1999年以后，从公布的城乡人口数据看，农村人口下降得很快。三年减少农民789万人，每年减263万人。但这是按城乡分，如果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分，中国的农业人口一直到1999年都是逐年增加的。2000年农民的绝对量才开始减少。所以说现在的农民仍有9亿多。
一个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国家，一面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一面是农民大量增加(1952年是5亿农民，2001年是9.4亿农民50年增加4亿多)。而耕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增加不多，这是当今农民问题严重的根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总不能是一个农民占75%的绝对多数。如何减少农民这是我们今后面临要解决的重大任务之一。
②农民太穷，农民太苦。关于农民的穷苦要说两句话。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元，扣除物价因素，每年递增4.6%。应该说，这是很大的成就，很大的进步。
第二，农民穷苦是相对城市居民比较而言的。相对我们的经济成就而言的。党的“十六大”说：我们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的小康社会，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GDP翻了三番多年递增9.35%，但占人口75%的农民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