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把户口放开了，从目前的情况判断，开始进城来的，首先是农村已经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和青年农民，他们是能者、富者和有劳动能力的。他们进城来是求发展、来劳动的，是来创造财富、来纳税、来工作、来发展经济的。他们不仅不会增加社会保障的负担，反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会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在一定时间里，我们可以制订相应的政策，实行一段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作为过渡。现在有些地区，对那些工作和收入已经相对稳定、有固定的住所、转了户口的农民，实行土地换社会保障的方式，即交了土地承包权，就把他们完全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方法值得研究试行。
——有人认为，现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普遍不足，缺水、少绿、少路、交通拥挤，环境也不好，真把户口放开了，大量的农民进城来不是问题更严重吗城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不足，这是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历史欠账，不仅硬件不够，而且软件(管理方式)也差。现在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基本建设，使用管理方式也在进行改革，有的城市已建得较好，管得不差了。
城市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要有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的公用事业，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意。城市化不只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同时也要有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有不断完善的城市管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正好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廉价、肯干、能吃苦、不怕累、不怕脏的建设大军(现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工程的工人，80%是农民工)。
只是以后对这支基建队伍，不能采取过去那样只使用不培养、只使用不管理的方式了，而是应该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用以后，给他们转户口，转为职工，从中培养出一批技术熟练的队伍，培养出养护、管理这些基础设施的干部和职工来。
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搞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建设，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使用、管理这些设施，前面提到的那些困难和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有人说，现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已经不太好，犯罪率持续上升，各种事件频发，真把户口放开了，让大批农民进来社会不是更乱了吗从在农业、乡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时期，因为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变化，会产生种种社会问题社会治安也会出现问题，这是现代化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都有过的。前面说过，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下，形成二元社会结构，大量的进城民工和其他人员，多年得不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待遇，不能融进本地社会，所以才使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如果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真的把户口放开了，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在身份上得到认同，纳入当地政府统一有效的管理之下，至少是清除了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制度性的根源，社会治安不会更坏，而将会更好。使社会秩序根本好转，要靠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来综合治理，综合解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进城农民问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的载体。
农民的大多数要成为工人，要成为职员，要成为市民，这是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住的。40多年来，我们在农民进城、城市化问题上，试过几种方案，花了许多学费。可以总结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城市化也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改革已经不适时宜的户籍制度，真把户籍放开，会放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放出一个健康的城市化，会得到9亿农民的衷心拥护，这是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从而也会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解决诸多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经济、社会矛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1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三农问题研究》)
把保护耕地的权力交给农民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1986年国家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保护好现有的耕地。15年来，原国家土地局(现国家土地资源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成效，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乱占滥用耕地的事还是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耕地还是每年以百万亩计的速度在流失。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某个成了问题的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发生，而是比较普遍、并且经常发生，那就不是某些干部的个人行为或某个单位的管理不当的问题。而是因为这方面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有问题，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重新制定合理的政策来解决。
现在保护耕地难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把耕地转为非农用地代价太小利益太大。按现行政策，占用一亩耕地的补偿费，最多只给被占用方6～10倍的年亩收入，约合几千元代价，而一旦转为非农用地，就值几万、几十万元。所以不光是房地产商、工矿企业，就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占用耕地瓜分这块肥而又肥的“唐僧肉”。仅靠一个国土局是管不住的。
第二，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靠着耕地养家活口，在现阶段，耕地还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爱惜耕地、保护耕地是农民的天性。但现在农民对于自己的耕地却既无权也无力来保护。
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把农民的耕地所有权、使用权无偿地收归集体。改革开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耕地的使用权交还给了农民，但所有权还应在集体。现在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名存实亡。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实际成了耕地的所有者，行使着耕地发包和实际处置、出卖耕地的权力，所以常常出现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干部把耕地卖掉了，农民还不知道的怪事。出卖耕地所得，也主要归党支部和村委会，农民只得到很小的一部分。这种不合理的征地用地办法，使农民受到双重损害，土地使用权被剥夺了，出让土地的所得也被侵吞了。
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产出率；才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稳定。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决不能动摇。”《决定》还宣布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和“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的政策。现阶段，党在土地方面的政策已经明确了，道理也讲透了。但是三年过去了，有的地区至今还未落实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的政策；有的虽与农民签订了合同，但仍以各种借口“调整”农民的耕地；更有甚者，一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各种利益驱动下，还在无偿、少偿征用、占用农民的耕地。
农民失去耕地，也就等于失去了职业，失去了生活保障，农民当然是不干的。这是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大量发生的原因，也是产生农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但从各地的多数案例来看，按现行的体制，乡镇政府、村委会实际履行土地所有权和管制土地使用权的权力过大，农民处于无权无援的状态，所以农民还是保护不住自己的耕地。2000年全国耕地净减少近300万亩(不含生态退耕数)，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建设需要、合理征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不应该占用的。
要贯彻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就必须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把保护耕地的权力交给农民，使农民真正成为集体耕地的主人，任何人不得侵害，使耕地的主人有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武器，加上其他配套政策的实行，才能使我国宝贵而又稀缺的耕地得到真正保护。诚如此，则亿万农民幸甚！国家幸甚(2001年12月10日《中国国土资源报》)
调整城乡结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以后，一直生活在工农业产品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自行车要车票。改革开放以后，情况逐年好转到1996年农业特大丰收，自此以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就达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工业产品也到了供求关系的转折临界点。1997年国家经贸委有个统计，全国610种主要商品，2/3是供过于求，1/3是供求平衡，到2001年秋，供过于求的商品已超过82%。几乎什么都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销售困难，价格下跌。
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了，这本来是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应该说：这是大成绩、大好事。但工农业产品卖不出去，生产就成问题了。首先是广大农民，谷贱伤农，收入就上不去，农民收入成了问题。工业品卖不出去，工厂就开工不足，有的被迫关门歇业，工人下岗、失业，经济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
政府在1996～1997年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市场，5年过去了，农村市场(占人口70%)就是拓而不开。城市也想了不少办法，不断地给公务员涨工资，去年就长了两次，搞假日经济，一年搞三个7天的假日，商业部门的同志想尽了办法，大拍卖、大甩卖，费了好大力气，见效甚微。
按说，我们这点工农业商品还到不了、称不上物质极大丰富的阶段。农产品以粮食来说，就是特大丰收的1996年人均也只412公斤，棉花人均3.4公斤；工业品如彩电2001年生产万部，电冰箱1349万台，空调器2313万台，这对于有3.4亿多个家庭的大国来说，还远远不够的，不应该销不出去，但就是卖不了。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要到人均GDP3000美元才会出现买方市场，供过于求，而我国直到2001年人均GDP7518元，折美元，所以说，我国的买方市场是早熟了。
一个国家的商品靠三个方面消费，一是投资搞建设，二是外贸出口，三是内需。2001年国家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发行国债等方式搞基建，全年总投资3698亿元，占GDP的积累率是很高了。2001年出口266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亿元，占GDP的23%，外贸依存度也很高了，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内需只占GDP的38.5%，可见我国的内需很小，潜力巨大。发达国家的内需一般都在60%以上。
为什么？根本原因是我国城乡关系失调，患了城乡综合症。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1999年第二、三产业占83%，但城市人口只占30.4%，2000年第二、三产业占84%，但城市人口只占36.2%，2001年第二、三产业占84.8%，但城市人口只占37.7%，世界的城市化率1996年平均为46.4%，差10多个百分点。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很大。
因为农民收入1997年以后，农产品收入减少，购买力是下降的。
县及县以下的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1984年农村市场占45%以上。1996年占了39.65%，1997年占了39.01%，1998年占了38.86%，1999年占了38.68%，2000年占了38.18%。70%的农民只购买38%的东西(消费品)，所以内需扩大不了，农村市场拓而不开。
现在三个农民买的商品，只顶1个市民，现在中西部农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要晚10～15年。
城市居民购买的商品，是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住房、汽车。
农民购买的商品，是黑白电视机、电扇、收音机、自行车(少部分买摩托车)。
要扩大市场，就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减轻农民负担。
总书记说，“农业兴，事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保证社会稳定，已经讲了好多年了，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负担就是下不来，社会也就安定不了。
不是中央不下决心，不是干部不努力，而是没有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如果不改革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去年8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小会。安徽有位县委副书记在会上说：整个中西部农村的改革和发展90年代不如80年代，就农民的生活来说，1997年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上海有位同志接着说，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比80年代是大大地好了，1995年以后一年比一年好。我是研究农村问题的，可以证明上述安徽省那位同志讲的是事实。我是上海的女婿，并且在上海工作过，近几年常去上海，可以证明，上海那位同志讲的也是事实。两句话都是真的，问题就严重了。
城乡差别是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差别是扩大了。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西部地区有的乡镇因为财政困难，不能按月足额发工资，无力运转办公，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个调查组去宁夏一个乡调查。去了两次，乡政府都锁着门，第三次去，还是找不到干部，在路边遇到一个放着羊的老汉，北京去的干部问，乡干部哪儿去了？老汉说，好几天不见人影了。看样子，共产党好像要撤了农村的状况不能不重视，不能不采取重大改革，来解决农村问题。
有不少人认为，我也这样认为，现在农业的问题不在农业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要从体制上改革，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农村还是存在着不少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条框框，在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革这些体制。如户口制度、干部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财政体制、信贷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等。
去年我提了两条建议：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政体制。
今年再提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行真正的城镇化；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对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例如教育，改变城市的教育国家办，乡镇的教育农村办、农民办的格局。国家教育经费很大部分用在高教上。基础教育地方办，一级一级下放、下推，推到乡里，中西部的乡镇，多数财政困难，教师发不出工资，连粉笔都买不起，这样下去，农村没有希望。去年国家开了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专门讲了教师工资要统一由县财政发，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不少县级财政也是困难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应该由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统筹解决，这样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工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60%负担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