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对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最不利。农民盼改革已经盼了两代人了。改革开放23年,许多方面都改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改了,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户籍制度不改怎么能行呢各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证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是农民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逐年减少的过程。我国因为有这套户籍制度,农民的绝对量却在逐年增多。1965年我国农业人口为60416万人,占总人口83.3%,1978年农业人口为81029万人占总人口84.2%,1999年农业人口为94347万人,占总人口的74.93%。改革开放21年,农民净增1331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634万人(见《中国统计年鉴》)。一方面向现代化迈进,一方面农民在大量增加,这同现代化的规律是相悖的。
l997年以来,我们年年讲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但收入就是上不去,负担就是下不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农民太多,资源太少,农业劳动力有太多的剩余,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使农民致富。而要减少农民就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上亿农业剩余劳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到各个地方去创业、去就业,既为国家创造财富,也为自身带来收入。这样一来内需就扩大了,过剩的产品就有市场了,这是一举数得的好棋,何乐而不为第四,真把户口放开了,会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还必须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现代化。要使社会全面进步就必须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现行的户籍制度把占人口3/4的农民锁定在农村,从事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经营分散居住在345万个自然村里,这种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管办多少个学校,也是难于改变的。城市是现代化的载体,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大学校。打开城门、镇门,让农民逐步到城镇里去,接受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熏陶,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形式。
有人说,不是已经容许农民进城打工了吗?是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已经可以离土又离乡,进城打工了。一方面适应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城市得到了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民由此获得了劳务收入学到了技术,见了世面,受了教育现在,这部分民工大约有8000万人。
这是在现行户籍制度下的权宜之计。从国家长远根本利益的层面来看,这种“民工”形式,所花的成本太高,对国家不利对农民也不利。因为农民进城打工,职业变了,居住地也变了但农民的户籍和身份没有变。在一个城市辛辛苦苦打工几年、十几年,农民还是农民,还是二等市民,没有得到国民待遇,融不进当地社会;春来冬回,过的还是候鸟式的生活。身在曹营心在汉,农民的心理没有变,挣了钱也主要不在城里消费,要带回家养家、造房,他们的生产方式变了,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并没有多少变化。再说,年年春节前后,民工潮来潮去,给公安、民政、运输等机构造成特别大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民工”形式对社会治安极为不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重,犯罪案件逐年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动人口作案。广州市,1990年抓获的流窜犯罪分子占全部刑事案件成员总数44.8%,1999年上升到78.1%。北京市,1993年抓获的违法犯罪成员中,外来人口占43%,1999年占62%。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001年4月共审结各类公诉刑事案件131件,190人,其中属于流动人口犯罪的共计88件(占67.2%),128人(占67.4%)。这些外来犯罪分子中,农民占94.5%,25岁以下青年占64.1%。
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增加政法、公安队伍,加强防范,加大打击力度,重判严打,镇压威慑,这是治标的办法。二是治本的办法。
从制度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据调查现在广州市有外来人口180万人,北京市3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工)。这么多外来人员同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享受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加上文化心理不同,冲突在所难免。青年民工在城里打工,雇用单位只顾使用他们干活,劳动之外无人管束,日久变坏,也是常有的。许多外来农民,到城里打工并没有正常的就业渠道,一时找不到工作,无钱无食,其中一些人就被迫走上犯罪道路。
我们如果采用20世纪50年代搞156项建设、招收农民青年进城打工的办法,来了,就同城市青年一样,一年之后,转为正式工人,就在本地落户,登记户口,表现好的还要吸收入团、入党,有才干的还要提为干部。试想,真的这样做了,在这十几年,在这几千万民工中,已经培养了多少技术工人,发展了多少团员、党员,培养了多少劳动模范,提拔了多少干部。这真正是一支壮观的人力资源大军啊!可惜,我们就因为这个户籍制度人为地实行“一国两策”、“一厂两制”,却产生了每年以百万计的犯罪分子。从这一条讲,我们也该抓紧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了。有学者就说,真把户口放开了,胜过每年搞三次严打!这才是解决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治本措施,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良策。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实行了40多年,改革的难度很大。
但这只是工作问题,真要做好了,许多问题是能够逐个解决的。
因为这是顺乎历史潮流、顺应大多数民心的工程,会改得比较顺当。现在的问题还是出在认识上,总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这需要认真展开讨论,使认识逐渐一致,上下齐心来进行这场重要的改革。
——有人认为,真把户口放开了,农民都涌到城里来,不搞农业了,田地撂荒,农业基础动摇,出现农业危机,怎么得了我们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业是一个产业对农民来说是一种职业,从事农业劳动和经营同样能得到正常的收入,得到平均利润。只要我们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坚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既定方针不动摇,那么农业的持续发展是可以有保证的。真把户口放开了,城乡统一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仍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离土进城,将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我们这种户口制度限制,他们的农民都没有发生抛弃农业、一下子涌进城里的情况,而是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减少的。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实行了特有的城乡分隔的户口管理制度。一面在大搞工业化,一面却严格限制农业劳动力进城。
所以出现了一面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一面是农民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这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仅有的。1952年土改结束我国有1.1亿个农户,49191万农民,25438万农业劳力16.188亿亩耕地,户均14.5亩,劳均5.7亩,人均3.29亩。
1983年全国实行大包干,当年有1.85亿个农户,84206万农民3.4亿个农业劳动力,有14.9亿亩耕地,户均8.05亩,劳均4.4亩,人均1.77亩。1999年,我国有2.4亿个农户万农民,46897万劳力,有耕地19.5亿亩(这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的详查数,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多5.3亿亩),户均8.1亩,劳均4.2亩,人均2.07亩。1952~1999年,47年,正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应该是农民、农业劳力逐渐减少过程,农民却在这47年里增加45156万人,劳力增加21459万人,户均耕地下降44%,劳均耕地减少26%,人均耕地下降37%。这表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实在太多了。真把户口放开,让这新增加也是农业剩余的2亿多劳力转到第二、三产业到城里去就业,是不会影响农业发展的。
——有人担心,真把户口放开了,相当多的农民转成了城市居民户口,再来个1960年那样的粮食危机,没有粮食供应,岂不要酿成大灾难吗1960年的大饥荒,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瞎指挥搞出来的。我们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方法办农业,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灾难了。实践已经证明,靠政策,靠科学,靠中国农民,靠中国的耕地,是可以保证全国人民丰衣足食,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原料的供应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特别是在1996年特大丰收之后,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我国虽然是人多地少的国家,但自1997年以后,已经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家,每年农产品的进出口相抵,有50多亿美元的顺差。如果我国的外贸体制和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改善,还可以多出口一些农产品,多一些外汇收入。现在我国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库存过大,销售困难价格低迷,而且农民家中也积存了很多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现在卖粮难、卖棉难、卖农产品难,已经成了农民和有关领导的一块心病。所以,担心1960年的困难再现,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认为,现在城市里下岗失业的人已经很多,就业很困难,真把户口放开了,还进来这么多农民,城市的就业问题不就难上加难、更不好解决了吗中国人多,劳动力多,就业是个极大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城市就业问题严重,这是我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总的趋向是两个,一是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二是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美国1870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力的51.5%,城市化率为25.7%;1920年城市化率达年在第三产业就业劳力超过50%;1997年在一产业就业的劳力为3%,第二产业为24%,第三产业为73%,城市化率76.5%。
日本1950年在农业就业劳力为45%,城市化率为40%。随后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很快,到1975年,第三产业劳力就达51.7%。1997年,日本第一产业劳力5.4%,第二产业33.1%,第三产业为61.5%,城市化率为78.4%。
美国是一个人多、资源也多的国家,日本却是人多、资源贫乏的国家,但战后日本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劳动力就业一直很充分。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由于体制性的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桎梏,使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限制了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限制了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真的把户口放开了,城市化快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有了城市这个载体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就能容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195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已占30.8%,以后曲曲折折,直到1998年,才达到32.9%,从业人员18987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6.9%(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如果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能达到40%,就可增加1亿劳力就业,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50%,则可增加1.6亿人就业。所以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不仅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而且调整城乡结构调整社会结构,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步发展,那么,不仅城市就业问题能解决,农民劳动力进城来就业也是可以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广东、浙江、江苏等人多地少的省份,都由于经济发展得好,城镇化发展得好,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得好,不仅使本地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就业,还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外省地劳动力就业,就是有力的证明。
——有人担心,真把户口放开了,让这么多农民进城,将来出现像墨西哥、孟买、加尔各答那样大片大片的贫民窟,不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农民的传统是安土重迁,是十分爱家恋乡的。“金窝银窝不如草窝”,万不得已,是不肯轻易离开家乡的。现在农村每人靠1.5亩地,每年只有3个月的劳动时间,温饱可以,致富是不可能的。实在不能施展了,他们到城里来,就是为了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有个发展的机会。如果他们到了城市,找不到好的工作,生产、生活条件比农村还不如,那么,他们就不会到城镇去的。印度大批贫民窟的人,大多数确是流入城市的农民。但这些人因为制度的原因,在农村没有土地,是贫无立锥之地,所以就不如流浪到城里去讨生活,要饭也比农村好要。中国的农民在农村有足以维持温饱的承包地(所以我们政策上要规定,迁出户口可以不交地),这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所以前几年,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整,不少城市清退了许多农民工前后约有一两千万农民工被辞退,他们都有序地退回农村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也没有因此就滞留城市而形成贫民窟。真的把户口放开了,即使农民有了城里的户口,但由于以后城乡之间户口是开放的,能进能出,一旦城市经济有问题,工作不好找,他们在农村有老家,有承包地,还是可以回去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前的城乡之间就是这样流动的)。另外,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党和政府有条件、有能力办好城市化这件大事,也会管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有人提出,现在城里搞社会保障,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已经保不起、不够用了,真把户口放开了,农民进来,就更保不起了。
应该指出,现在搞的社会保障,只保城里的干部、职工,农民养老等方面的保障,不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内,这还是实行的“一国两策”。老年农民在过去的岁月里,同样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投入了劳动,交农业税,按低价卖爱国粮,同样作了贡献社会保障体系里一点不安排他们的份,是不公正的(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民是一视同仁的),当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能随着经济发展起来以后逐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