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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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当前县乡财政体制需要重新调整(19)

20世纪80年代前,农村各个乡镇普遍设有科技推广站,有文化站,这些年因县乡财政拮据,多数已经散了,偏远乡村农民多年看不到一场电影。最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恶化90%的农村合作医疗已垮了,乡镇卫生院很多是勉强维持,有些已人去房空,有些连房子也卖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比改革前还严重。农民家庭一旦有人得病,到城里治病,往往由此陷入贫困。所以许多农民只能小病扛,大病拖,听天由命。现在农村和城市得的病都不同。城市居民得的病一般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多数是富贵病;农民得的病是肝炎、肺结核、痢疾、地方病(血吸虫、克山病等)营养不良,多数是贫穷病。据第三次全国营养普查:6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农村是110公分,城市是113公分,相差3公分;16岁青年的平均身高,农村是公分,城市是164公分,相差6公分。城乡差别的恶果已经影响到下一代身上,而农村的青年和儿童占70%,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不能再坐视这样不合理的状况继续下去了第六,地区差距扩大了,而且有继续扩大趋势。

中国的地区差别本来就很大,发展很不平衡,但自90年代以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得更大。特别是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以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贵州相比,1985年,上海和贵州的人均GDP之比为9.18∶1,1990年为7.33∶1,1998年为12.06∶1,2003年为12.97∶1,相差近13倍。上海与中部的河南相比,2003年为6.2∶1。这样的地区差距,在国际上是很少的。2002年欧盟15国的24个地区之间,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和最低的相比只差2.4倍。这样的差距欧盟还专门制订经济、社会政策,采取措施来缩小这个差距。

东西部地区差距拉得这样大,一方面是因为原来的经济基础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同而拉大的。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上海主要是城区,发展快,贵州主要是农村,发展慢。如果以贵州省的贵阳市同上海比,差距并没有这样大。1998年贵阳市的人均元,同上海相比是1∶2.96。2002年也只扩大到1∶3.06。贵阳市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9元,同年贵州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229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1。同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9∶1。超过了全国城乡的差距。据我们调查,这种城乡差别在西部地区有普遍性,所以说,东西部差距过大,主要不是东西部城市间的差距过大,而实质还是城乡差距过大,西部农村的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今后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还会加快。这从各地区的财政收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1998年,上海地区财政收入是380.7亿元,人均2600元。

2003年上海地区财政收入为886.2亿元,人均5179元。1998年贵州省财政收入为65.3亿元,人均178.5元(只有上海的人均6.8%);2003年贵州省财政收入为124.6亿元,人均322元(只有上海人均的6.3%)。1998年上海地区的财政支出470亿元,人均3210元。2003年上海地区财政支出为1088.4亿元人均6361元。1998年贵州省财政支出为133.1亿元,人均元(是上海人均支出的11%)。2003年贵州省财政支出332.4亿元,人均859元(是上海人均支出13.5%)差距有所缩小,这是近些年对贵州省转移支付有所增加的结果。财政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两地的财政收入差距如此悬殊,这既是两地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将更不平衡的原因。

从这些年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别,更可以看到未来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将扩大的趋势。上海2003年各种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213.2亿元。当年上海有1711万人,6341km2的土地。平均每人的固定投资为12935元,平均每平方公里投资34903元。同年贵州省各种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为653.6亿元而贵州的总人口为3870万人,有17万km2土地,平均每人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689元,只有上海的13%,每平方公里投入为3845元,只有上海的11%,现在的投入,决定未来的产出,现在投入的差距如此悬殊,将来贵州与上海差距的继续扩大是必然的。

前面讲到的六个方面的问题,存在已经多年了,有的则是年年讲,也采取过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但问题总是解决不了,有的还越来越严重了。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并且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还提出了要实施五个统筹发展,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

今年初,中共中央颁发了2004年第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主题是促进农民增收。文件分析了当前农业、农村形势,提出了一系列保证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村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应该说这是一个好文件,在18年后又以“中央1号文件”的形式公布表明了中央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使广大干部和农民感到亲切和鼓舞。而且随后有诸如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实施。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粮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加上今年气候宜农,现在秋收在望,粮食总产亿斤,农民收入增加5%的计划都将得到完成乃至能超额完成。

从全国总体形势分析,农业形势是比较好的,粮食问题缓解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依然严重。虽然农民收入2004年将增加5%~6%,这是1997年以后增幅最大的一年。但仍比城镇居民增收9%~10%为低,所以城乡差距仍然在扩大。

最近,有位在农口工作的同志,深有感慨地说,今年对“三农”工作投入了这样大的力量,加上老天帮忙,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明年呢?以后呢?还能保证有这样持续的投入吗?老天能年年风调雨顺吗?其实,他只讲了一半,因为即使如此大的投入,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依然严峻。从多年的实践看,“三农”

问题所以长期解决不好,不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也不是一般工作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是原来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上改革,还在继续起着捆绑农民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从体制上改革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关系、城乡结构,改革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渗透到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形成的体制,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大市场,真正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当然要实现这场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需要从长计议。但是有几个方面是直接影响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而且条件也趋于成熟的,可以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