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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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当前县乡财政体制需要重新调整(5)

二次大战以后,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建设时一般都是先抓经济发展,强调先增长、后分配。实践的结果有的连经济也未搞上去,有的经济上去了,但社会并没有相应进步,人民生活并没有普遍改善,反而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地区差别拉大,环境资源破坏,社会问题丛生,社会还不安定。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总结,认为这是“有增长,无发展”。提出经济社会要全面协调发展,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客观地讲,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举世为之瞩目,我们的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进步;但比较而言,我们这些年,特别是9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并不协调。在一些省市、地区单纯追求GDP增长,把经济第一强调到惟一的地步,所以同样也出现了工农、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了,在经济高增长下面掩盖了许多社会问题。

2004年中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科学发展观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应该说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是发展观的转变。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城乡要协调,地区之间要协调,人与自然要协调,后来又提出了国内外工作要协调。

但是这个新发展观的提出,要取得全党全国人民的认同,要具体贯彻到今后的工作中去,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首先要实现这个发展观的重大转变。“报告”要加以进一步的阐明。所以建议,这一段要多写一些。如在第4页写到“集中暴露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后面加写几句。在第10页讲新发展观那里再加重一些。

关于形势分析,总的说来,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很好,但社会形势不大好;城市发展很好,农村不大好;东部地区形势很好,中西部不大好;宏观形势较好,微观形势不大好;如到了基对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几点意见层,特别农村基层,情况不大好。其中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结构调整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的调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经济发展了,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了,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了;经济管理改变了,社会管理没有跟上来;不少硬件建设上来了,但软件不行,如公路建设成绩很大,但交通事故频繁,一年的交通事故几十万起要死10万多人。

相比而言,社会事业的发展,大约要落后于经济发展5~年。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建议把2004年国内主要任务的第四、第五部分合并起来写。现在第四部分写“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科教改革发展”,第五部分写“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其实科教也是社会事业,所以这两部分可合并写,建议改为“加快社会事业的改革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导语中加写一段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严重性,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性。社会事业的发展是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这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责。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改革还要抓投入,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应用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建设。

第二,关于“三农”问题。报告讲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提法好。在讲到今年农村工作的六个方面时,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讲的更具体了。

要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已经讲了多年,自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纯农户、种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这些年收入是减少的,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9.3%,农民年纯收入增长才收入差距还是继续扩大的趋势。解决农民增收,解决“三农”

问题,不从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改革户籍制度、就业政策,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力转到城镇第二、三产业方面去,不改变“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格局,是解决不好的。

当然这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但在这个报告中,原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讲到的,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等重要方针、政策,还应在报告中再加以重申。

近几年学术界正在讨论,中国是不是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阶段的问题。国际上的一些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都反哺农业、反哺农村。从二战后的几个国家看,这个时间一般是20~30年。我们自1952年实行第一个计划,至今52年了,改革开放25年了,是到了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但我们至今仍未改变“以农补工”

“以乡养城”的格局。有如下几种表现首先,现在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还很大,有专家计算近几年通过剪刀差,农民每年向国家作1000多亿元的贡献。

其次,通过税收作贡献。2001年,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四项共481.7亿元,乡镇企业各税2308亿元两项合计2789.7亿元。而当年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费为905.3亿元,再加上农业基建和农业科技等费的支出,总共也就2000多亿元。收支两项相抵,农村每年的贡献也有近1000亿元。

再次,通过征地作贡献。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

2001年第九期的文章说:“近20年内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约为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费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和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取走土地资产达2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贡献1000亿元以上。

最后,农民向国家和城市做的最大贡献是现行的农民工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每年有大量的中青年农民到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干最重最累的活,而所得很低。据有关方面估算,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2.5万元财富,而所得约为8000元。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国家和城市作1.7万元的贡献。

据农业部统计,2002年全国有9460万农民工。这一年,全国的农民工就做了16082亿元的贡献。而按现行的体制,农民工除工资以外是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农民工病了,残废了,老了,城市是不管的,只好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由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子弟在农村养育和接受农村义务教育。这种农民工的制度性安排是很不合理的,是城乡不平等交换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也是造成城乡失衡、不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几项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制度性安排,9亿农民每年向国家向城市作了约2万亿元的贡献,农村怎能不穷?农民怎能不苦现在我国已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到了应该反哺农业、反哺农村的时候了。至少到了城乡应该等价交换的时期,通过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城乡体制,逐步做到城乡平衡,那么农民收入就能增加一倍。年度工作报告不可能讲到这些,但作适当的提示,应该是可以的。

第三,关于土地问题。

从2000年以后,各地掀起了新一轮圈地运动。这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圈地高潮。开发区之多,圈地之成片成风,来势比哪一次都凶。而且这次圈占的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和大中城市郊区。这是中国最好的地区,耕地是最好的,农民本来是最富的,现在却遇到了问题。我到几个省调查了,印象深刻的,听了四句话,可概括这些地区的情况:“毁农民的庄稼拆农民的老房,挖农民的祖坟,强占农民的耕地”。既不给农民相应的补偿,不等价交换,也不作相应安置。被占了地的农民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上告无门”。所以这些地区农村的社会矛盾上升,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冲突时有发生。国家要尽快出台征地用地的文件,要赶紧刹车。据国土资源部报告,已经停了2000多个开发区了,这都是村办、镇办、县办的有大背景圈的地,实际都按兵不动,要不了多久,还是要占。老百姓说,到口的鱼,猫怎么会吐出来。政府要给老百姓撑腰,给他们个红头文件,给农民以保护承包耕地的权力。这个问题报告讲了,但说得太轻了。要有几句重话。

第四,关于中青年干部。近年来我到各地去做社会调查见到了很多中青年干部,40岁左右的县级领导,45岁左右的地市领导,年轻有为,朝气蓬勃,文化水平高,视野宽阔,有干劲,有开拓精神,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看到这支干部队伍正在成长,心里是很高兴的,这是我们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标志。但接触多了,也看到一些问题。他们的缺点是对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还不熟悉,对基本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状况了解不深,有的对群众的疾苦关注不够,缺乏应有的感情,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熟悉,缺乏大风大浪的锻炼。现行的体制,对他们的约束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党政一把手),所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求功心切,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大拆大建,引起冲突矛盾,封锁消息,严防死堵等等。如何带领好、培养、训练好这支队伍,是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在报告中对中青年干部讲几句。

我赞成李京文同志刚才讲的,在报告中不要再提“在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那一句。这个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这几年实践的效果也不好。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没有条件的地区也在提率先。而且层层加码,某一省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现代化,地(市)就提2008年,县里就提2007年。实际都是只在增加GDP上做文章,这同中央提出要“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是不利的。

关于反腐倡廉那一段写得太弱,希望能加以强调,这是国内外都很关注的重大问题。

(2004年2月3日在温家宝总理召开的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意见座谈会上的发言)

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农村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

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思想研讨会,是在我们党的“十五大”

正在召开之际开幕的。12日江泽民同志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重要报告,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还精辟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今后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农村、农业发展的前景。我们这次研讨会,一定要以邓小平理论,要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作为指导思想,结合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来研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把会议开好。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世界上欧洲、北美诸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加快,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很快,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增长热”。社会财富空前增加,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人口成倍增加,本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已翻了两番达到58亿。单纯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膨胀使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超载消耗,并且排放了大量污染物质,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自然环境失去平衡并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有远见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开始研究人类与自然这个尖锐矛盾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和道路。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委托有关方面发表了“保护地球”这一有国际影响的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理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界定和阐述,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提出,就受到了各国的认同,逐步形成世界人民的共识,成为世界性的潮流。1992年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的世界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与会的各国都一致承诺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是8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着作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同志就开始研讨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各方面发展得很快。就全国而言,我们现在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占有的淡水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8.1%,农地占32.3%,森林只占14.3%,矿产资源不足50%),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生态环境令人担忧,实际上我们已感到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当可持续发展理论一传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1992年我国政府领导人参加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并签署了上述文件。1994年,中国政府编制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并提出了2000年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受到了国际各界的好评。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时,就明确把可持续发展列为重大的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还着重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发展方针,只有这样,既符合当代人的利益,又不损害下一代几代人的利益,这样的发展,才能持续、协调长远。

我国的农村发展,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这次学术研讨会,就是要研究探索我国农村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

在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结合农村的实际,必须结合农村面临的历史任务。根据党中央多次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指示,当前我国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个方面。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农业要增产,农民要增收,社会要稳定,生态要平衡。

第一,农业要增产。要保证全国全社会对于农产品的供给尤其是要保证米袋子、菜篮子的充足和丰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要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不断改善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是与日俱增的。而我国耕地有限,可开垦的荒地也不多。所以今后的农业增长,主要要靠提高单位产量,要依靠广大农民创造性、积极性的发挥,要依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还是小平同志说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