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皇权的集中可谓空前。宋太祖把中央和地方的军、政、财、司法等权利收归中央，还在君相斗争中废除了自古相传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权利，更抬高了皇帝的至尊地位。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最先考虑的肯定是权力的归属问题。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社稷，好不容易才抢到的皇帝宝座，绝不可以轻而易举拱手让人。为巩固胜利成果，皇帝都会把国家大权紧紧握于掌心，建立一套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对一个县而言，县城就是中央，因为它是全县所有权力的核心，所有的命令都是从县城发布到各乡各村的。以此类推，都城是全国的中央，而政府的三部六院也就是都城的中央。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在封建王朝，所谓的中央，就是指端坐在龙椅之上的皇帝一人，其他的三部六院、府台县令，都是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摆设和棋子，让他们向东，他们就不敢向西。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权力是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如果失去了权威，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在封建社会中，皇权是天下的根本。皇权如果受到冲击，那么整个官僚体制就会动摇，整个国家也会因此而失去控制。所以每个高明的君主，必须大权在握，绝不能有一点动摇。后院起火，祸起萧墙，总是让统治者防不胜防。为确保内部环境的安全和稳定，第一要务是消除隐患发生的条件，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分化权力便是一种较好的手段。通过分权，把原先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分散到多人手中，并令其互相节制，互相监督，使他们形成不了足够的势力和影响力，没有足够的力量向皇权提出挑战，就会确保皇权的稳固，确保国内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在夺取皇位的过程中，宋太祖清楚地认识到，唐末以来的乱世局面的产生，根本原因就是皇权的衰弱，不足以制衡百官和地方。而且随着走马灯似的朝代更迭，人们对皇权似乎已经麻木不仁。胜者王侯败者寇，皇权已经不是权力的象征，而只是众多强盗眼中的一个猎物。皇帝的权威不确立，皇位就坐不长，也就更不谈上治理好国家了。为了做一个好皇帝，宋太祖十分重视皇权的建设与巩固。在这个问题上，宋太祖采用了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手法。为巩固皇位，首先就是要用强制手段狠狠地打击异己，树立权威。宋太祖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这必定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和怨恨，对于那些明目张胆的反对者，宋太祖是丝毫不会手软的，李筠和李重进就是例子。宋太祖早就看出，二李对自己是怀有敌意的，不会甘心他在皇位上安安稳稳地坐着，他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肯定会起兵造反。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宋太祖所期望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迅速稳定人心，给那些嘴上不说而内心反对他的人一点警告，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二李陆续发动叛乱后，宋太祖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先消灭势力较强的李筠。腾出手后，又将李重进消灭。这样一来，不仅消除了明火，而且对那些隐藏的暗火也当头泼上冷水，使他们不会燃烧起来。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有一个度。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平定二李叛乱后，宋太祖虽然取得全胜，但也遭受了一定损失。既然杀鸡儆猴的效果已经很明显，那么下一步对其他官员就需要采取软的一手了。唐末以来，由于皇权衰微，昔日皇帝高高在上的威严日渐淡薄。宰相重臣见皇帝时不再侍立一旁，而是与之平起平坐，随意交谈。这种相向而坐的朝见方式一直延续到宋朝初年，君主九五之尊的地位没有得到直接体现，而大臣们对皇帝的敬畏也在无意中淡化了。对此，宋太祖深感忧虑。一天退朝之后，宰相范质因要事入宫，请宋太祖批阅一份紧急奏章。按惯例，拜见后范质便安然入座，向宋太祖简要汇报奏章的内容，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他话还没有说完，宋太祖突然说：“朕最近眼力不济，把奏章呈到我面前。”范质于是赶紧奉旨照办。宋太祖随便翻看了几眼，点头说道：“朕知道了。”范质退到原处，正准备就座，不承想原来的坐椅已经不翼而飞。范质也是聪明人，一想便明白是怎么回事。虽然当时有些尴尬，但很快就平静下来。这件事过后，无论何人入宫进见宋太祖，再也没有不经赐座便随意就座的了，只要太祖不吭声，所有臣僚只好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一边。皇权只属于皇帝一人，是皇帝的专利。皇权稳固，才能坐牢皇位，治理好国家；皇权衰弱，就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天下大乱。治国兴邦，必须恩威并举，宽猛相济，礼法兼施，德刑齐用。宋太祖作为一代明君，对皇权至上的地位看得尤其重要。他一面运用智慧将皇权树立起来，然后尽心竭力地运用各种方式对皇权加以维护和巩固。要实现皇权的至高无上，统治者就要把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大臣手中的权力分而治之。权力过度集中，会引起人的贪欲之心。文臣的权力过大，会控制朝政、欺上瞒下，把皇帝当做傀儡；武将的权力过大，会利用手中的甲兵，起兵反叛，将皇帝从龙椅上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所以，统治者在分权的同时，要将分下去的权力牢牢控制住，要有防变御变的能力。为了将权力收归皇帝，宋太祖削弱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对各级官员实行官职分离，轮流任职；实行控制百官的台谏制度。对行政大权，宋太祖采取先收后分的策略，以防止地方权力坐大，威胁中央。平定二李叛乱之后，宋太祖对地方节度使的担忧并没有随着胜利而消除，而是与日俱增。试想，如果二李联合起来叛乱，就会形成南北夹攻之势，朝廷被迫同时在两线作战，必定是腹背受敌，首尾难以兼顾。即使打败他们，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当惨重。
节度使是一个地区的军政首脑。自唐朝中叶以来，他们盘踞一方，统辖几个州郡。包括行政权、人事权、军权、财政权和司法权，全部由节度使一个人说了算，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他们名义上是皇帝的属臣，却不把皇帝放在眼中，更谈不上尽忠报国了。在其领地中，他们可以随意任命官员而不须经过中央批准，可以任意向百姓征收赋税，加派徭役，也可以任意制定和废止地方法律，可以说是为所欲为。而皇帝，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或是无心理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生怕引一发而动万机，引起众怒。所以，只要节度使不反叛朝廷，朝廷也不会刻意责难节度使的。宋太祖即位后，对地方节度使采取了深入彻底的夺权行动。首先，削减节度使的辖地，缩小其势力范围。原来的节度使都统有数州郡，其驻所以外的州郡，都称为支郡。支郡的各级官员，由节度使推荐任命，管理各州郡的政务和军务，他们也对节度使直接负责。宋太祖下令，取消节度使统管支郡的制度，将支郡收归中央管辖，并派遣京官到各州郡担任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节度使控制的地盘就缩小了，其所拥有的权力也随之减小，对抗中央的能力就变得微乎其微了。其次，剥夺节度使的兵权。原来的节度使之所以敢对抗朝廷，主要原因之一是拥有过多的军队作为资本，甚至敢起兵造反，夺取政权。唐代的节度使朱温就是靠武力灭唐建立后梁政权的。宋太祖采纳了赵普“收其精兵”的建议，将地方上的精壮之兵编入禁军。再次，对地方节度使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有归顺臣服之心的节度使，暂时进行拉拢，封官晋爵，使其“分藩立朝，位或亚相”。对于那些骄横无礼、贪财好色的节度使，则留心其动静，一旦揪住其小辫子，就严加打击。对于资历较深、军功较大的节度使，则因势利导，或是劝其主动辞职，或是罢免。最后，在州县官员的任命和管理上，宋太祖也别出心裁，设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以分散地方长官的权力。在州内设置通判，作为皇帝的特派员，监视知州的活动，并有直接奏报之权。州府的所有文书，需要知州与通判共同签署后，方可发布施行。在县级单位，弱化节度使的控制，由县令、县尉和主簿共同管理全县的政务、诉讼及治安事宜。此外，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使用还表现在轮换上。官员在一地任期过长，容易形成一个关系网，培植私人势力，垄断一方政权。所以，太祖规定，地方官一律任期三年，期满轮换，即使政绩突出，百姓上书挽留也不得连任。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过一个例子：青州北海军军使杨光美在任期间，公正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将满之时，其治内百姓自发到朝廷集体请求让杨光美继续留任。太祖下诏让百姓离去，说明国家的任官制度，百姓仍然不肯。最后，太祖无奈，只好采取强制措施，对领头的施以鞭刑，百姓们才被迫离开。由此可见，官员的任期制度在太祖一朝控制得十分严格。在解决了地方政权问题之后，宋太祖又对中央机构进行调整，以分权而治的方法将中央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宋太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一改以往权力过于分散的状况，将军权、财权、人事权收于一身，并建立监督约束体制，分派官员各司其职，开创宋代盛世。天下虽是皇帝一人的天下，但治理天下却不是皇帝一个人就能办到的，他必须依靠其他人的帮助和辅佐才能实现。一个人，无论他多么聪明，多么勇武，与一群人比较而言，他还是十分渺小和苍白无力的。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皇帝也不例外。使用这些权力时，不能凭一己之力，既管训练管理军队，又管赈济灾民、收租纳税。这些工作，应该在统一的前提下，分派不同的人来管理，皇帝只需把大政方针制订出来，并委派合适的人选作为代理，这样就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效果了。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大权于上，分小权于下。
在皇帝之下的官僚体系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应当是宰相，他们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代天子以行号令。但凡重要的奏章都要先经过宰相，然后才能转到皇帝手中。皇帝所下的诏令，也同样先经过宰相，然后再送交有关部门。作为皇帝左膀右臂的宰相，对皇帝的影响非同一般。如果宰相聪明能干且又忠诚于皇帝，那么做皇帝的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不必日夜操劳，天下亦可垂拱而治。但是，如果宰相昏庸无才又心怀异心，那么皇帝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弄得不好，可能连皇位都保不住。为限制宰相权限，太祖还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以充副职，从制度上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分散和牵制。宋代官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官职分离，差遣为实。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他们担任的职务只是领取俸禄的标准，只是一种政治地位而已。为严密控制权力，不使官员专权舞弊，宋太祖将官职作为一种虚衔，由百官担任。只是在有事情需要处理时，才临时差遣这些待职的官员走马上任，处理完后仍然剥去其实职。所以，上至宰相、尚书，下至县令，一般都不担任与本职位相符的职务，所带官称只是官位高低和俸禄多寡的标志，因此称为“寄禄官”。只有带上“权、判知、监”等表示差遣的名称后，才有实权。此种状况，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对此，《宋史·职官志》中有如下解释：宋初，台、省、寺、监官犹多莅本司，也各有员额资考之制，各以曹署闲剧著为月限，考满则迁，庆恩止转阶、勋、爵、邑。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始以右监门卫将军魏仁涤为右神武将军，水部员外郎朱洞为都官员外郎，监察御史李铸为殿中侍御史，以仁涤等掌曲蘖、领关征外有羡也。自是，废岁满廷叙之典。是后，多掌事于外，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书亦不领本司之务。又官有其名而不除者甚众，皆无定员无月限，不计资品，任官者但掌食其俸而已。时议以近职为贵，中外又以差遣别轻重焉。”这种寄禄制度，充其量只是地位与薪俸的象征，官员要想得到实权，必须得到特别的差遣诏令。上至宰相，下至员外郎，都没有固定的职权，只有在其官名前加上“权、判知、直、试、管勾、提点、提举、监”等字眼时，才真正拥有实权。宋太祖正是希望借助于这种制度，使官员们“名若不正，任若不久”，防止各级官员利用职权在某地或某个部门培植私人势力，蓄谋危害朝廷。宋太祖为了保证皇权的独尊地位，实行了控制百官的台谏制度，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称之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维系和运作，不能仅仅取决于制衡各方充分的自觉和良好的愿望，而且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作为保证。即使是非常理性的人，也有其感性的一面，难免会在处理事务上有一些与法制和礼制相悖之处。台谏制度就有保证皇权独尊地位的作用。台谏制度的出现，最早应上溯到秦汉。宋人王应麟曾指出：“至秦，人主自亲事以操制臣下”，“御史大夫遂与丞相分权矣”。《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汉御史中丞的职责之一就是“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到了唐代，台谏制度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建制，御史台和谏院的分工也逐渐明确，“因御史而置两台，专以纠臣僚之邪佞；因大夫而有谏者，专以审人主之愆谬”。宋代的台谏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唐代并在唐基础上发展和健全的，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首先，宋代将御史台和谏院合称为台谏，将台官和谏臣通称为台谏官、言事官或言官，改变了唐代以前将二者独立区分、互不相干的制度，使二者在职能上趋于相近。其次，宋代还大大提高台谏的职能与地位，使之与君主、宰执三者并举，在中枢权力机构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唐代以前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