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刘邦传刘备传赵匡胤传朱元璋传(超值金版)
20234100000067

第67章 集权(6)

再次,台谏制度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具深远,以至元人称“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宋代士气之伸张,“贬斥势利,崇尚气节”,远远超出前代。从历史考证得知,宋代台谏制度真正得到重视是在宋真宗时代,与宋太祖基本上关系不大,但从其渊源看来,其中包含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宋太祖开国之初,当务之急是结束天下纷争、割据的局面,统一全国。因此,宋初沿袭五代旧制,“徒置两司,殆如虚器”,也确属情有可原。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在万事缠身之际,只能择其重者处之。但尽管如此,宋太祖对台谏制度还是有足够的重视,对台谏官也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在宋代誓碑之上,第三条便是太祖定下的“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宋太祖虽未正式把台谏制度引入政治体制中,但是为宋代台谏制度定下了一个基调。为保证台谏官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其选拔甄别过程尤为严格。基于“台谏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所以宋代台谏官的选任有比较严密的制度和程序,总的原则是:侍从荐举、宰执不预、君主亲擢,同时对入选的台谏官还提出了德行才学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宋太祖对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有清醒的认识:“善揽权者,非必万事万物尽出于我,而后谓之揽权也。权之在中者,即其在人主也。如一一而身任之,则聪明必有所遗,威福必有所寄,将以揽权而权愈散,能防之于庭外,而不能失之于旁出。祖宗未尝不以事权付中书,而能使臣下无专制之私者,以有台谏、封驳之司也。”对此,南宋学者陈亮进一步解释说:“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中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宋太祖最初由于偏爱赵普,对台谏官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善。一次,御史中丞雷德骧上书弹劾宰相赵普,举奏其不法之事。太祖出于私心,偏袒赵普,竟命左右羞辱这位御史中丞,将其“曳于庭数匝”。后来,耿直的雷中丞继续弹劾赵普,情急之下未待太祖召见,便径直进入讲武殿,辞气严厉地向太祖历数赵普强买他人私宅,聚敛财贿等事实。太祖当时勃然大怒,责骂雷德骧道:“鼎铛器物,犹有两耳,而你雷德骧置若罔闻,竟敢屡次弹劾社稷重臣!”说完,拿起柱斧,击掉雷中丞两颗牙齿,并命令左右将他轰出去,交付宰相并对之处以极刑。事过不久,太祖怒气渐消,深感自责,于是免去雷德骧死罪,以“擅入”之罪将其贬至外地为官。后来,随着宋太祖政治经验的积累,他切实地认识到台谏制度的重要性,对台谏官的态度也逐渐有所改变,开始重用台谏官,以牵制朝中诸官员,维护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行。清初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宋太祖时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台谏官历来是出力不讨好的,他们只是皇帝手中的棋子和工具。皇帝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授意让他们弹劾某某大臣;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则会假以借口对他们横加打击。历观秦汉至五代,因正言直谏而死的台谏官数以百计,即使号称政治清明的唐代,被杖决于廷堂之上的谏官也大有人在。而宋代,因有宋太祖的誓碑,所以“言事之臣或得责,大不过落一官,其次出居散地而已”。宋人在指斥前代的同时,也自诩为“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后人在评价宋代台谏制度时也断言:“宋代自祖宗以来,尤以台谏为重。虽所言者,未必尽善,所用者,未必皆贤。然而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可以说,自宋代开始的这种敢于直言的诤诤士气,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脊梁。台谏的积极作用,北宋名相吕公著曾有如下概括:规主上之过失,举朝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己行而惮改。台谏在制衡权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制衡相权。在各种权力中,相权是皇权最大的威胁。由于宰相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在百官中是最具威严的,他的一言一行,对朝中官员都有极大的影响。为制衡相权,宋太祖一方面通过设置参知政事一职,分化宰相权力,一方面又通过台谏,对宰相的言行进行监督检查,节制其滥用权力。宰相赵普的下台,虽说因为其做了许多违法之事,但这些事皇帝是不可能亲自查明的,而是通过台谏的举报而得知的。宰相的去留与台谏论劾也有很大的关系。第二,监察在京诸部、司。宋代的台谏沿用唐朝旧制,用监察御史对中央各机构进行监督,目的是整肃吏治,提高办事效率。对朝中各部官员的言行举动,监察御史也有权直接向皇帝奏报,其积极后果,正如宋人舒所说:“诚使应在京官局,御史得以按治一切,若监司之于郡县,其庶几人知畏向,而法度有维持。”第三,监察地方,督责监司。监司是宋代中央控制州县官吏与地方行政的重要机构,又称外台,本身就是地方常设的最高监察机构,诸监司长官相当于地方的最高监察官。而御史台的职责就是督责监司来监察地方,如果出现“监司不职,则令言事御史弹奏”。因此,台谏虽然对地方官府和官员不直接进行监控,但通过其外围——监司,来达到监察地方的目的。台谏制度的设立,还有利于制造臣子之间的矛盾,使之不至于结党成派,形成一定的势力和规模,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所经常采用的制衡百官的方法。台谏官作为皇帝的耳目,有责任收集官员结党营私的罪证,并在皇帝的授意下当朝举报,给百官在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之感觉到皇权的威严与监控网络的细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失去了约束机制,必将很快走向灭亡。对权力的约束,可以使权力能够在其范围之内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且不会出现权力的滥用。皇权在各种权力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和出发点。维护皇权的独尊地位,只靠皇帝个人远远不够,还需要众多的耳目,对百官的权力作出制约。宋太祖通过分权制度控制了全国的行政权后,也采取措施收回了财政权和司法权。如果说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话,那么经济就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根本无法进行建设,也就更谈不上富强了。宋太祖曾有在早年流浪时因没有钱而偷食莴苣,夜卧树下的亲身体验,因此对钱财问题有极深的印象。当上皇帝后,他自己倒是不缺吃穿。但作为一代明君,他此时考虑的却是如何使天下百姓都能够衣食无愁,如何使国家府库充盈。这样,就想出了集中财权的办法。唐末以来,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其原因是“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节度使在地方上专务聚敛,掊克民众,而上交中央的却是少得可怜。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宋太祖采取强制措施,将各地的租税和商税一并收归中央。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下令:“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如此一来,便把各地的收入大部分收入国库,政府手中的钱物迅速增多。所有这些钱帛都存储在三司掌管的左藏库中,其用项主要是发俸、赈灾和军备。对此,马端临评价如下:(太祖)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乾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后为天子之财也。财政是政治军事活动的基础,节度使之所以割据自雄,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占了一方的财政。唐中朝以后,朝廷不得不允许各地藩镇的租税留下自用。这样,国家财政就吃紧了。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太祖开始采取收回财权的行动。他命令诸州除了有限的行政经费外,其余的物资收入,悉数输送转运到汴梁,不得随意占留。而朝廷任命的转运使,就负责这项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削弱了地方。当然,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宋太祖同样没用武力,而是用平赎买的方式解决的。他每年给节帅一笔丰厚的补贴,供其享用,交换了地方的财政。

五代时,各地节度使经常枉法杀人,对案件不报中央,自行处理。宋太祖对司法权看得很重。他说:“人命关天,朝廷姑息藩镇,能像这样搞吗!我现在从朝廷任命文官,到各地州郡县任职,让他们直接对我负责,由朝廷直接控制他们,让那些节度使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飞扬跋扈。从今以后,诸州的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仔细核准之后,才可执行。”这样,司法权也收归了中央,扭转了地方滥杀、专杀的黑暗政治局面。宋太祖虽以宽厚仁慈著称于世,但有时候对自己愤恨的人难免会有些打击报复的举动。对这些人的打击报复,宋太祖并不是明着来的,而是借助于别人的告状和一些事端来完成的。郑起,原是后周显德末年的殿中侍御史,与宋太祖同为一朝之臣。当宋太祖羽翼渐丰,叛端初现之时,敏感的郑起就感觉到宋太祖有悖逆之心。他写信给当时的宰相范质,称宋太祖近来手握禁军大权,又有威望,希望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不要发生谋国篡位之事。但是,范质并没有听郑起的忠告。直到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听别人说起此事时,还耿耿于怀,便想收拾郑起。起初,宋太祖让郑起充任泗州市征这一个小官职,不久便因有人密奏郑起嗜酒贪杯,贻误政务而加以重罚,将他贬为西河县令。另一个受到打击报复的官员是李崇矩。李崇矩曾与宋太祖同府共事,相交甚厚。原来每年宋太祖过生日,李崇矩都要派其子李继昌携带礼品登门拜寿。宋太祖对李崇矩一家也颇有好感,并曾一度想招李继昌为婿,与李崇矩结为儿女亲家,使两家的关系亲上加亲。可是,李崇矩不敢高攀,李继昌自己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另外娶了一名女子为妻。宋太祖知道后,心里十分不平衡,认为李氏父子简直是不识抬举,便想找个机会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后来,李崇矩将女儿嫁给了宰相赵普的儿子,此事让宋太祖心中更加不痛快,恰好此时,李崇矩门下的老奴郑伸因为得不到主人的信任和优待而怀恨在心,前来向宋太祖告状,揭发李崇矩作奸犯科之事,包括:李崇矩接受太原人席羲叟贿赂的黄金,私托翰林学士扈蒙授予席羲叟科考甲等,并举军器库使刘审琼为证人。此事后经查证,完全是郑伸的诬陷。后来此事虽不了了之,但李崇矩却因此获罪,被贬为镇国节度使。虽然宋太祖处理这两件事上带有情绪化的因素,但是,也给一些敢逆“龙麟”的人以警示,给大臣们以威压,提高了太祖驭下的威信。宋太祖为废除五代之弊端,致力改革政治,以“杯酒释兵权”收天下之兵,以官职分离而收百官之权,以乾德之诏收天下财物于京师,把兵、官、财三权统揽于手中,使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步入高峰。这样做,对解除内部的后顾之忧无疑是一种高瞻远瞩性质的革新,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用明代朱熹的话来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宋太祖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改革,削弱了地方节度使和各级官员的权力,并通过台谏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文武百官。从此,国家的大权都聚集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君强臣弱,再也没有五代十国时的大将夺权之忧了。

佑文抑武

从周世宗柴荣身上,宋太祖看到:想当一个好皇帝,仅凭自己的辛劳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发挥其他人的积极性,共同努力,才能治理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