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台谏制度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具深远，以至元人称“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宋代士气之伸张，“贬斥势利，崇尚气节”，远远超出前代。从历史考证得知，宋代台谏制度真正得到重视是在宋真宗时代，与宋太祖基本上关系不大，但从其渊源看来，其中包含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宋太祖开国之初，当务之急是结束天下纷争、割据的局面，统一全国。因此，宋初沿袭五代旧制，“徒置两司，殆如虚器”，也确属情有可原。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在万事缠身之际，只能择其重者处之。但尽管如此，宋太祖对台谏制度还是有足够的重视，对台谏官也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在宋代誓碑之上，第三条便是太祖定下的“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宋太祖虽未正式把台谏制度引入政治体制中，但是为宋代台谏制度定下了一个基调。为保证台谏官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其选拔甄别过程尤为严格。基于“台谏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所以宋代台谏官的选任有比较严密的制度和程序，总的原则是：侍从荐举、宰执不预、君主亲擢，同时对入选的台谏官还提出了德行才学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宋太祖对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有清醒的认识：“善揽权者，非必万事万物尽出于我，而后谓之揽权也。权之在中者，即其在人主也。如一一而身任之，则聪明必有所遗，威福必有所寄，将以揽权而权愈散，能防之于庭外，而不能失之于旁出。祖宗未尝不以事权付中书，而能使臣下无专制之私者，以有台谏、封驳之司也。”对此，南宋学者陈亮进一步解释说：“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中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宋太祖最初由于偏爱赵普，对台谏官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善。一次，御史中丞雷德骧上书弹劾宰相赵普，举奏其不法之事。太祖出于私心，偏袒赵普，竟命左右羞辱这位御史中丞，将其“曳于庭数匝”。后来，耿直的雷中丞继续弹劾赵普，情急之下未待太祖召见，便径直进入讲武殿，辞气严厉地向太祖历数赵普强买他人私宅，聚敛财贿等事实。太祖当时勃然大怒，责骂雷德骧道：“鼎铛器物，犹有两耳，而你雷德骧置若罔闻，竟敢屡次弹劾社稷重臣!”说完，拿起柱斧，击掉雷中丞两颗牙齿，并命令左右将他轰出去，交付宰相并对之处以极刑。事过不久，太祖怒气渐消，深感自责，于是免去雷德骧死罪，以“擅入”之罪将其贬至外地为官。后来，随着宋太祖政治经验的积累，他切实地认识到台谏制度的重要性，对台谏官的态度也逐渐有所改变，开始重用台谏官，以牵制朝中诸官员，维护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行。清初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宋太祖时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台谏官历来是出力不讨好的，他们只是皇帝手中的棋子和工具。皇帝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授意让他们弹劾某某大臣；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则会假以借口对他们横加打击。历观秦汉至五代，因正言直谏而死的台谏官数以百计，即使号称政治清明的唐代，被杖决于廷堂之上的谏官也大有人在。而宋代，因有宋太祖的誓碑，所以“言事之臣或得责，大不过落一官，其次出居散地而已”。宋人在指斥前代的同时，也自诩为“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后人在评价宋代台谏制度时也断言：“宋代自祖宗以来，尤以台谏为重。虽所言者，未必尽善，所用者，未必皆贤。然而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可以说，自宋代开始的这种敢于直言的诤诤士气，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脊梁。台谏的积极作用，北宋名相吕公著曾有如下概括：规主上之过失，举朝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己行而惮改。台谏在制衡权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
第一，制衡相权。在各种权力中，相权是皇权最大的威胁。由于宰相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在百官中是最具威严的，他的一言一行，对朝中官员都有极大的影响。为制衡相权，宋太祖一方面通过设置参知政事一职，分化宰相权力，一方面又通过台谏，对宰相的言行进行监督检查，节制其滥用权力。宰相赵普的下台，虽说因为其做了许多违法之事，但这些事皇帝是不可能亲自查明的，而是通过台谏的举报而得知的。宰相的去留与台谏论劾也有很大的关系。第二，监察在京诸部、司。宋代的台谏沿用唐朝旧制，用监察御史对中央各机构进行监督，目的是整肃吏治，提高办事效率。对朝中各部官员的言行举动，监察御史也有权直接向皇帝奏报，其积极后果，正如宋人舒所说：“诚使应在京官局，御史得以按治一切，若监司之于郡县，其庶几人知畏向，而法度有维持。”第三，监察地方，督责监司。监司是宋代中央控制州县官吏与地方行政的重要机构，又称外台，本身就是地方常设的最高监察机构，诸监司长官相当于地方的最高监察官。而御史台的职责就是督责监司来监察地方，如果出现“监司不职，则令言事御史弹奏”。因此，台谏虽然对地方官府和官员不直接进行监控，但通过其外围——监司，来达到监察地方的目的。台谏制度的设立，还有利于制造臣子之间的矛盾，使之不至于结党成派，形成一定的势力和规模，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所经常采用的制衡百官的方法。台谏官作为皇帝的耳目，有责任收集官员结党营私的罪证，并在皇帝的授意下当朝举报，给百官在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之感觉到皇权的威严与监控网络的细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失去了约束机制，必将很快走向灭亡。对权力的约束，可以使权力能够在其范围之内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且不会出现权力的滥用。皇权在各种权力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和出发点。维护皇权的独尊地位，只靠皇帝个人远远不够，还需要众多的耳目，对百官的权力作出制约。宋太祖通过分权制度控制了全国的行政权后，也采取措施收回了财政权和司法权。如果说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话，那么经济就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根本无法进行建设，也就更谈不上富强了。宋太祖曾有在早年流浪时因没有钱而偷食莴苣，夜卧树下的亲身体验，因此对钱财问题有极深的印象。当上皇帝后，他自己倒是不缺吃穿。但作为一代明君，他此时考虑的却是如何使天下百姓都能够衣食无愁，如何使国家府库充盈。这样，就想出了集中财权的办法。唐末以来，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其原因是“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节度使在地方上专务聚敛，掊克民众，而上交中央的却是少得可怜。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宋太祖采取强制措施，将各地的租税和商税一并收归中央。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下令：“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如此一来，便把各地的收入大部分收入国库，政府手中的钱物迅速增多。所有这些钱帛都存储在三司掌管的左藏库中，其用项主要是发俸、赈灾和军备。对此，马端临评价如下：(太祖)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乾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后为天子之财也。财政是政治军事活动的基础，节度使之所以割据自雄，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占了一方的财政。唐中朝以后，朝廷不得不允许各地藩镇的租税留下自用。这样，国家财政就吃紧了。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太祖开始采取收回财权的行动。他命令诸州除了有限的行政经费外，其余的物资收入，悉数输送转运到汴梁，不得随意占留。而朝廷任命的转运使，就负责这项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削弱了地方。当然，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宋太祖同样没用武力，而是用平赎买的方式解决的。他每年给节帅一笔丰厚的补贴，供其享用，交换了地方的财政。
五代时，各地节度使经常枉法杀人，对案件不报中央，自行处理。宋太祖对司法权看得很重。他说：“人命关天，朝廷姑息藩镇，能像这样搞吗!我现在从朝廷任命文官，到各地州郡县任职，让他们直接对我负责，由朝廷直接控制他们，让那些节度使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飞扬跋扈。从今以后，诸州的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仔细核准之后，才可执行。”这样，司法权也收归了中央，扭转了地方滥杀、专杀的黑暗政治局面。宋太祖虽以宽厚仁慈著称于世，但有时候对自己愤恨的人难免会有些打击报复的举动。对这些人的打击报复，宋太祖并不是明着来的，而是借助于别人的告状和一些事端来完成的。郑起，原是后周显德末年的殿中侍御史，与宋太祖同为一朝之臣。当宋太祖羽翼渐丰，叛端初现之时，敏感的郑起就感觉到宋太祖有悖逆之心。他写信给当时的宰相范质，称宋太祖近来手握禁军大权，又有威望，希望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不要发生谋国篡位之事。但是，范质并没有听郑起的忠告。直到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听别人说起此事时，还耿耿于怀，便想收拾郑起。起初，宋太祖让郑起充任泗州市征这一个小官职，不久便因有人密奏郑起嗜酒贪杯，贻误政务而加以重罚，将他贬为西河县令。另一个受到打击报复的官员是李崇矩。李崇矩曾与宋太祖同府共事，相交甚厚。原来每年宋太祖过生日，李崇矩都要派其子李继昌携带礼品登门拜寿。宋太祖对李崇矩一家也颇有好感，并曾一度想招李继昌为婿，与李崇矩结为儿女亲家，使两家的关系亲上加亲。可是，李崇矩不敢高攀，李继昌自己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另外娶了一名女子为妻。宋太祖知道后，心里十分不平衡，认为李氏父子简直是不识抬举，便想找个机会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后来，李崇矩将女儿嫁给了宰相赵普的儿子，此事让宋太祖心中更加不痛快，恰好此时，李崇矩门下的老奴郑伸因为得不到主人的信任和优待而怀恨在心，前来向宋太祖告状，揭发李崇矩作奸犯科之事，包括：李崇矩接受太原人席羲叟贿赂的黄金，私托翰林学士扈蒙授予席羲叟科考甲等，并举军器库使刘审琼为证人。此事后经查证，完全是郑伸的诬陷。后来此事虽不了了之，但李崇矩却因此获罪，被贬为镇国节度使。虽然宋太祖处理这两件事上带有情绪化的因素，但是，也给一些敢逆“龙麟”的人以警示，给大臣们以威压，提高了太祖驭下的威信。宋太祖为废除五代之弊端，致力改革政治，以“杯酒释兵权”收天下之兵，以官职分离而收百官之权，以乾德之诏收天下财物于京师，把兵、官、财三权统揽于手中，使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步入高峰。这样做，对解除内部的后顾之忧无疑是一种高瞻远瞩性质的革新，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用明代朱熹的话来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宋太祖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改革，削弱了地方节度使和各级官员的权力，并通过台谏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文武百官。从此，国家的大权都聚集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君强臣弱，再也没有五代十国时的大将夺权之忧了。
佑文抑武
从周世宗柴荣身上，宋太祖看到：想当一个好皇帝，仅凭自己的辛劳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发挥其他人的积极性，共同努力，才能治理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