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后，川酒的发展更突飞猛进，并且形成了四川名酒产区，呈带状分布，是以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为中心，北溯岷江，上至成都、绵阳，南顺长江达泸州并沿赤水河至古蔺。这个四川名酒产区生产着数量巨大的四川名酒，一直延续当今，名扬天下。
2.从酒可使人兴奋谈酒中情趣。
(1)酒的营养与食疗价值。
酒作为一种饮料，含有大量的水和乙醇(酒精)，还含有一定的因自然发酵而产生的特殊香味成分，不仅热值高，而且对人体具有较强的刺激作用。适量饮酒，既可以扩张小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延缓胆固醇等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对维护循环系统及心脑血管的健康非常有利，也能使人的身体温暖而舒畅、御寒提神，还能帮助消化、促进食欲的增加和消除疲劳。俗语说“老汉能活九十九，每天须饮三杯酒”，也说明适量饮酒，能够增进血液循环、加速器官运动、增进食欲，从而达到健康的目的。酒中的酒精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人饮酒以后，酒液进入消化器官，可以杀死随食物进入人体内的细菌。
此外，中国人常常用酒浸泡药材，制成不同种类的药酒。根据不同的配方，可泡制出品种繁多、用途广泛的药酒，各种药酒的功用分明、疗效显著。从大致食疗功效来分，可将药酒分为补虚类、强筋壮骨类、祛风除湿类、清热利湿类、健胃健脾类、外感伤风类、跌打损伤类、妇科类、杂治类，等等。人们通过适当饮用各种药酒，达到食疗保健的作用。
(2)中国的酒道。
《礼记·乐记》中说：“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这就是中国饮酒之道的基本精神，注重祥和欢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酒礼。中国古人造酒，首先是用于祭祀，即“饮惟祀”，其次才是养老、养病、奉宾，而不是日用常食。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粮食匮乏的上古时代，酒是统治者、达官贵族、富商们享用的奢侈品，不是一般百姓所能饮用到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在祭祀活动中，酒作为美好、珍稀之物，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祈求他们保佑战争的胜利。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用酒来激励斗志，战争胜利后用酒来祝捷庆功。这一习俗延续下来，就形成了中国酒礼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未饮先酹酒”。酹，指洒酒于地。在饮酒之前，必须先敬神、祭祖先和山川，即必须仪态恭肃，手握酒杯，默念祷词，先将杯中酒分倾三点，再将余酒洒成半圆形，在地上酹成三点一长勾的“心”字，表示心献之礼。宋代苏轼词中言“一樽还酹江月”，说明他独饮时也在饮前酹酒。许多少数民族亦是如此，如蒙古族人“凡饮酒先酹之，以祭天地”(孟珙《蒙鞑备录》)；苗族饮酒前通常由座中长者用手指沾酒，向天地弹洒，然后才就座欢饮。此外，酒礼中还强调饮中应干杯。即端杯敬酒，讲究“先干为敬”，受敬者也要以同样方式回报，否则就要被罚酒。明代冯时化的《酒史》中记载说，苏州宴客“杯中余沥，有一滴，则罚一杯”。如实在酒量不济，要婉言声明，并稍饮表示敬意。
第二，酒德。指饮酒的道德规范和酒后应有的风度。酒德二字，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其含义是说饮酒者要有德行，不能像商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论语》说“唯酒无量,不及乱”，合度者有德，失态者无德，恶趣者更无德，反对狂饮烂醉。中国的酒德主要包括量力而饮、节制有度等。在饮酒前，正确估计自己的饮酒能力，饮酒贵在适量。过量饮酒或嗜酒成癖都将导致严重后果。《饮膳正要》指出：“少饮尤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在饮酒过程中，注意自我克制，有十分的酒量最好只喝到六七分，最多不超过八分，这样才能做到饮酒而不乱。《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管辂别传》，说到管辂自励励人：“酒不可极，才不可尽。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力戒贪杯与逞才。明代莫云卿在《酗酒戒》中言：与友人饮，以“唇齿间沉酒然以甘，肠胃间觉欣然以悦”，超过此限，则立即“覆斛止酒”，即将杯倒扣，以示绝不再饮。
第三，酒境。指饮酒所追求的境界。它包括饮酒者对饮酒对象、环境、时令、情致等的取向和选择，以及饮酒后的效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也就是说，饮酒行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行为所获得的各种心理感受。一二知己、三五良朋相聚，以酒为媒，倾吐心声。此时，饮杯中之物，释胸中块垒，书生意气，孺子情怀，坦坦荡荡，非畅饮无以淋漓尽兴，无以遣此郁结。而一人独处，持一杯清酒，望月之隐入，四周寂静，清辉如泻，对影邀月，独语天地，尘心尽滤，物我两忘。嗜酒的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还提到两种饮酒的境界：“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此为饮酒之第一重境界：忘忧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此为饮酒之第二重境界：心安傲世。实际上，陶渊明的饮酒境界是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共同追求。可以说，中国人对酒境的追求是对单纯饮酒行为的升华，是中国酒文化特有的表现形式。
(3)斗酒诗百篇。
酒是一种特殊的饮料，酒中的乙醇(酒精)对人体精神的刺激会产生兴奋作用，文人学士以酒助长诗兴、引发文思，因此，在中国，诗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往往是有酒必有诗，无酒不成诗；酒扬诗魂，诗增酒趣；酒激发诗的灵感，诗增添酒的神韵。
夏商周时期，《诗经》305篇作品中有40多首与酒有关。汉魏南北朝时期，不少诗人都是酒中豪杰。领一代风骚的曹操高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常和建安七子一起，“简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熟，仰而赋诗”。“竹林七贤”全是一群饮君子，阮籍以酒避祸，嵇康借酒佯狂，刘伶作《酒德颂》以刺世嫉邪。陶渊明更是视酒为佳人、情人，“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二十首》)。南北朝时的鲍照爱酒惜酒，狂歌“但愿樽中酒酝满，莫措床头百个钱”(《拟行路难》)；生平萧索的庾信，有“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等饮酒诗14首，以酒寄情，缠绵悱恻。
唐宋时期，诗人词客更多的是善饮、嗜饮之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盛唐8位嗜酒、豪放、旷达的著名诗人和书画大家，其中，“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更是千古传诵。李白自己也称“会须一饮三百杯”、“兴酣落笔摇五岳”，因此赢得“醉圣”、“酒仙”的雅名，其现存诗文1500首中，写到饮酒的多达170余首，超过16%。他在《月下独酌》中豪迈地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而杜甫“少年酒豪”、嗜酒如命却鲜为人知，其实杜甫也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夕江头尽醉归”，直到“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身”的程度，其现存诗文1400多首中，写到饮酒的多达300首，超过21%。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自称“醉司马”，诗酒不让李杜，有关饮酒之诗800首，写讴歌饮酒之文《酒功赞》，并创“香山九老”这一诗酒之会。北宋时，范仲淹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晏殊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柳永是“归来中夜酒醺醺”；欧阳修是“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苏轼是“酒酣胸胆尚开张”、“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并且潇洒吟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南宋时期，女词人李清照可算酒中巾帼，她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浓睡不消残酒”、“险韵诗成，扶头酒醒”、“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写尽了诗酒飘零。继之而起、驰骋诗坛的陆游，曾以《醉歌》明志：“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一腔豪情，借酒力以增强、发泄。集宋词之大成的辛弃疾，“少年使酒”，中年“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晚年“一尊搔首东窗里”、“醉里挑灯看剑”，以酒写闲置之愁，报国之志，使人感到“势从天落”的力量。
元明清时期，诗酒联姻的传统代代延续。有马致远的“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陈维崧的“残酒亿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也有萨都剌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杨升庵的“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这些都是美酒浇开诗之花、美诗溢出酒之香的具体表现。
(4)同为饮品，茶酒各异其趣。
茶可以清心，酒令人兴奋，人既需要清心，也需要兴奋，茶和酒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自然就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开门七件事，茶算一件；同样，无酒不成席：红白喜事，逢年过节，亲人团聚，朋友欢聚，酒是缺不得的，缺了便少一种气氛。喜也饮酒，酒是兴奋剂；悲也饮酒，酒是消愁药。随着世代的传承，茶形成了茶文化，酒形成了酒文化。茶和酒都是我们身边之物、民俗之物，有人称之为俗绝之物，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茶与酒体现着人的品格性情，体现着人的价值追求，总之体现了人的文化素养。
就文化而言，茶文化与酒文化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古代的茶与酒都与医药有关。古人造字，医的繁体字从“酉”，酉在古汉语中是酒的本字，王莽曾下诏称“酒，百药之长”。而早在神农时代，就发现茶有解毒功能。大家熟知的“神农尝遍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所以《本草拾遗》说茶是“百病之药”。现代医药学也证明，茶、酒确实存在医疗功能。茶和酒在古代都用于祭祖奉神。《诗经》中祭祀的诗章常有“祭以清酒”的文字。南北朝时，南朝齐武帝萧赜临终前,在其遗诏中规定：灵上祭祀“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把茶酒祭祀制度化了。茶酒都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诗经》305篇，有1/10以上的诗篇提到了酒；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其诗中40%有酒味；白居易把茶作为终身知己，一生写了50多首咏茶诗；而陆游的咏茶诗更有320多首。茶和酒都是饮品，都得助于水，美酒佳茗莫不与美泉佳水相关。剑南春得益于玉妃泉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名茶名酒皆来源于名水，有了名水才能得其真味。以茶代酒，说明两者之间有相通之处，但两者又截然不同：茶性宁静，如一潭秋水；酒性热烈，似熊熊火焰；茶性淡泊朴素如隐逸之士，酒性辛辣豪放如壮士；茶使人深思，酒给人勇气；茶启发智慧，酒增添信心。综合言之，可以说茶与酒的品性恰好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中国文化从远古奔来，融汇百川，吸纳了茶文化和酒文化，而形成灿烂的华夏文明。茶和酒密不可分，研究茶文化，必然要研究酒文化，反之亦然。这样才能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乃至华夏文明有个全盘透彻的感悟。
3.川酒的优势与挑战。
(1)川酒的优势。
第一，地理环境和原料优势。四川良好的气候、水土、生态环境和优质的酿酒原料为川酒的品质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是川酒最大的优势。四川地处中纬度地带，气候温和湿润，日照量少，长年温差不大，极适于酿酒微生物繁衍，四川制的大曲皮薄、菌丝分布均匀，有益微生物种类繁多、数量充足、曲香扑鼻，为生产浓香型优质酒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同时，由于气候温和湿润，窖泥保水良好，不会出现北方常见的“缺水、老化”现象，也为浓香型酒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四川隆昌、泸州、宜宾等地盛产优质糯高粱，颗粒饱满，淀粉含量高，并且几乎全是支链淀粉，吸水性强，易于糊化，出酒率和酒质远远超过粳高粱。川南一带产的软质小麦，适于制曲。“水是酒的血”，四川水质优良。以泸州龙泉井水为例，其无色透明、微甜，呈微酸性，矿物质含量适宜，有利于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以致酒质优美。
第二，品牌和规模优势。20世纪80年代，绵竹剑南春、泸州老窖特曲、宜宾五粮液、成都全兴大曲和古蔺县郎泉牌郎酒、射洪县沱牌曲酒“六朵金花”，荣膺了国家金奖名酒光荣称号。20世纪90年代，全国有17家名酒厂，四川就有6家，占全国名酒厂的35%，这是川酒的又一优势。川酒为川人赚得了巨额的收入，也赢来了巨大的荣光。2007年，四川白酒以86万吨的产量超过山东省，在中国位居第一。四川也是全国白酒销售收入、利润和出口量最大的省份。同时，多年来全国多家大酒厂一直在四川采购原酒，形成了邛崃、崇州、大邑、绵竹、宜宾、泸州等生产原酒的中小企业群。
第三，技术和人才优势。四川拥有独特而成熟的名优白酒酿造技术，如四川采用固态混蒸续糟发酵法酿造浓香型白酒。泸州老窖酒厂的浓香型大曲酒生产工艺在全国是最早的范例，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1959年正式出版发行《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浓香型曲酒酿造方法的技术专著，书中对泸州大曲酒传统工艺操作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阐述，对全国浓香型酒厂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规范的作用。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水井坊、沱牌等白酒传统酿造技艺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四川还有一批在酒类行业多年勤奋工作、学有所长、理论联系实际、能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专家、教授、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和技术骨干，这些良好的人才资源为四川白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2)川酒的挑战。
据专家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白酒行业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白酒产业发展，将“建设长江上游名酒经济带，打造中国白酒金三角”作为重大战略部署，省政府和宜宾、泸州、邛崃等白酒重点产区设立了白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一系列促进白酒产业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这为川酒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川酒又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近年来其他省、市、区对川酒的全国领先地位形成挑战。“茅台”及黔酒势力日渐强大，黄淮板块崛起，浓香型白酒风格分流，区域品牌对全国市场分割与垄断，各地自产原酒能力恢复，鄂酒多路进军四川市场，同时嫁接川酒独具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环境优势，对川酒形成很大的挑战。
第二，四川名酒的价格策略遇到挑战。川酒的拳头产品是六大国家名酒，这些名酒的价格，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断上涨。中国酒的市场主要是在国内，而就国内公众目前的消费能力看，真正买得起如此价格高昂的名酒的人毕竟不多。随着公款消费逐渐受到遏制，民间往来也渐次不再以酒类为馈赠品，高价位的国家名酒市场正在不断缩小，而川内一些名酒厂家却争相开发、生产几千乃至上万元的“珍藏品”。这些价格过于高昂、严重偏离其价值的酒，购买量较小。而那些中价位的新品牌酒与各种各样的仿洋酒，通过强劲而有效的宣传，挤进了本来由名酒独占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