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希望能够“确保决定”自上而下“畅通无阻”。他在工作中干劲十足，精力充沛。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信心。他一天到晚在动脑筋。基辛格的一位同事，对他作了如下评语：“他对琐事最不耐烦。要是有什么人打扰他，或者有什么事打扰他，他会简慢无礼，甚至粗暴无情。另一方面，如果真碰到一件难办的事，这家伙的脾气就迥然不同了。当他面对严重局势，自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反倒非常冷静……但是他也善于用一种很适时的幽默感来冲淡‘紧张气氛’，然后就很快抓住这时在众人中涌现出来的好主意。”
基辛格甚至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那种智囊人物、头面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端倪了。在共和党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惟一可以较量一下的要算是马撒·米切尔了。基辛格一跃而成为超级明星，米切尔公开地把他称为“自命不凡的狂人”。基辛格却满不在乎，他干脆把这个评语当作一种恭维话来看待。他宣布说：“哈佛大学，我花了10年工夫才弄得我周围的人都把我当作仇敌，我要大家知道，在这里我只花了18个月。”
这一时期，基辛格平均每天要和尼克松通二三次电话，会见90分钟。他所担当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限于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还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出谋划策，为总统排忧解难，充当尼克松的顾问。他多次出访中国、苏联，在美中关系和美苏关系上为尼克松的特使，执行特别使命。他充当尼克松的谈判代表前后十多次到巴黎参加越南问题的秘密谈判，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尼克松的政策意向通常是由基辛格透露的，可以说，他又是尼克松的代言人。而且，他还是尼克松的门神，当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向白宫阵阵袭来的时候，由他出来进行掩饰辩解，应付社会各界抗议，维护尼克松的政策和地位。
结果，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得美舆论认为，他虽然名义上只是总统助理，但实际上所处的地位却在一人之下，“显然已成为仅次于总统本人的尼克松政府中最有势力的人物”。对于尼克松来说，实在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基辛格与尼克松关系之密切，对尼克松影响之重要，远远超过了白宫与美国内的任何其他人。难怪1971年1月16日尼克松在给基辛格信中这样写道：“说实话，我不能想象没有你，政府会成为什么样子。”因此，尼克松决定高升这位“高参”。
1973年8月，罗杰斯辞去国务卿职务，尼克松力排众议，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1973年9月21日，美国参议院确认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的决定。1973年9月22日，基辛格在白宫宣誓，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达到权力顶峰，登上了美国国务院的第一把交椅。
基辛格一身兼二任，他的任务更重，权势更盛，活动也更多。过去作为白宫的特别助理，他只是奉尼克松之命去执行一些极端重要而机密的外交使命，每天在总统的身边向总统提供咨询，而现在作为美国外交部门的首脑，他还得批办公文，指挥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执行许多像接见外国大使这样的例行公事。
从1973年9月到1977年1月，基辛格在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中当了三年又四个月的国务卿，参与了美国许多重大外交问题的决策和活动，跑遍了整个世界，成为战后以来美国最繁忙、也许是最重要的国务卿。
他的外交哲学是建立世界“和平结构”与“国际秩序”，其主要内容就是“均势”。他以对苏政策和美苏关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以苏联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和主要敌人，把对付苏联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环节，他把这一套政策叫作“缓和”的政策。他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些思想。不同的是，过去这些只是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的一种设想与纸上的蓝图，而现在他认为，可以把这种“结构”的蓝图，由人来充当建筑师而逐步付诸实现了。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离开白宫两个小时后，福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的第一项任命就是基辛格当他的国务卿。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搞得身败名裂，但基辛格却硕果仅存。这一连串的戏剧性变化，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976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白宫易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获胜而取代共和党的福特，基辛格也跟着福特一起下台。
在基辛格的8年任期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前5年多时间是他外交上的“创业”时期。他推行“均势”政策、秘密外交并取得惊人的效果；在后两年半内，即在福特政府中，由于水门事件的创伤和影响，“不得不从创业基本上转向守业”，他主要是守国务院的摊子，从事各种繁琐而细致的谈判和日常外交工作，再也没有什么震动世界的惊人之举了。至于对基辛格功过的评价，其前期和后期也有相当的差别。连基辛格自己也认为，“我经历了一个可能是赞扬过多的时期，然后又经历了一个可能是批评过多的时期。”甚至在基辛格下台将近三年之后，还有一家美国报纸这样写道：“他担任公职时功过如何确定，也许得辩论好几年。”
在基辛格的八年任期中，由于他认为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所以“我们两国对于针对其他国家的扩张主义感到关注”，“防止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也是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因此，他积极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加上他熟读毛泽东著作，阅读了大量介绍毛泽东言行的新闻报道，对毛泽东和新中国有较多的了解。担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他积极推动尼克松恢复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
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自1971年7月至1975年12月，基辛格九次访问中国，五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他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72年2月，他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两国友好往来的大门，为发展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基辛格表现了他的远见、智慧，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毛泽东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称基辛格是“有名的博士”，“比中央情报局强得多”。
基辛格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后，仍然是个忙人。他一方面担任一些私人职务、进行国际问题研究，另一方面被聘为美国大通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把乔治城大学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作为他的活动基地。此外，他经常出国访问会见外国要人，或者发表外交演讲。他密切注意国际局势，能够从各种渠道获得及时的消息和情报。遇到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时，他并不保持沉默。美国《时代》周刊在谈到基辛格下野之后的情况时指出，他“不单是一名退隐的官员而已。他担任国务卿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在权势集团中结交朋友，使他在下野以后仍在外交界中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
1979年秋天，基辛格出版了《白宫岁月》。这本书共有34章，一千五百多页，内容是写1968年11月至1973年1月之间美国外交、国际局势和他本人的活动情况。
【作者点评】
作为一个出生于德国而移居美国的犹太难民，基辛格经过30年的个人奋斗坐上美国国务卿的交椅，这个经历和个人成就是不同寻常的。
基辛格在美国外交舞台上的出现，和他推行的所谓“多极’、“均势”外交，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也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实力的地位趋于衰落的一种反映。美国统治集团破例地从知识界擢拔出基辛格这样一个智囊人物来掌外交大权，如此倚重他的才智和谋略，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他们在感到美国实力地位不断削弱的情况下，寄望于某些当政人物的个人才能以弥补美国实力之不足，挽狂澜于既倒。
自从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起，直到1977年初福特总统下台为止，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顾问和国务院的首脑，参与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执掌美国外交大权。作为局势动荡多变的70年代的美国头号外交家，他奔走活跃于美国和世界的外交舞台之上。在举世瞩目的中美关系和苏美关系中，在越南问题和中东问题的谈判中，在美国同它的西方伙伴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在其他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中，以至在美国国内波涛汹涌的政局变化中，基辛格都扮演了显著的角色，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遗产》杂志1981年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25名美国历史学家曾把基辛格列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10名国务卿之一。至今，从外交活动范围之广、任务之复杂、谋略运用之巧妙、才干之精明，及其推行的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与影响来说，则无论那个国务卿比起基辛格来都无出其右。基辛格不愧为“超级外交明星”。
当然，对于基辛格的是非功过，论者纷纭，褒贬不一，在美国国内尤其如此。有人说：“在密切注视对外政策的人中，对基辛格采取不褒不贬态度者为数极少。有些人……认为他是自上次大战以来最富有才智、也最善辩的国务卿；但是另一些人则永远不能原谅他在柬埔寨和越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把他看作是一个虽然聪明却耍手腕的外交家和不值得信任的谈判者”。
在基辛格声名大噪的几年内，美国许多报刊曾经对他竭力颂扬，竞相给他戴上“外交战略家”、“独脚智囊团”和“超级国务卿”的桂冠，说他爱好大型“外交音乐演奏会”，擅长“外交特技表演”，是一个善于“用筷子吃鱼子酱”的“纵横捭阖的能手”。而当美国外交在某些方面遭到碰壁挫折之时，基辛格又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美国历来掌权者中“最危险的人”，说他的外交是“踩钢丝表演”，像“唐·吉诃德骑马持矛去刺风车”一样的徒劳。
无论评功论过，是毁是誉，凡此一切都证明基辛格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基辛格足智多谋，权倾朝野，参与过七十年代美国外交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活动，他已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今天，虽然他已不任公职，在野赋闲，但他对美国外交与世界事务的言论和主张，仍在国内外发生着相当的影响。
自1971年7月至1975年12月，基辛格九次访问中国，为发展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基辛格表现了他的远见、智慧，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毛泽东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基辛格是“有名的博士”，“比中央情报局强得多”。这个评价既有正面的褒扬，又有反面的隐喻，是较为切合实际的。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