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奠基人之一。1887年2月22日，他出生在加尔各答附近村庄婆罗门家庭。父亲是梵语教师，家庭富有。罗易自14岁起就参加争取祖国独立的反英斗争，为搜集武器，曾到过上海、旧金山、墨西哥等地。1919年，他在墨西哥会见了共产国际密使鲍罗廷，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后来墨西哥成立共产党，罗易当选为总书记并任代表团长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6年，他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次年二月，罗易抵达中国广州，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一个警告》等文，既对中共提出蒋介石可能叛变革命的警告，又对蒋介石抱有幻想。4月，罗易出席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五大，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其后与鲍罗廷发生意见分歧，反对鲍继续肯定国民党“左”派的观点，认为应号召群众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汪精卫投蒋反共后，大革命失败。罗易被迫启程返苏。1929年12月，他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毛泽东“罗易是个蠢才”，“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只是站着而已”。
【毛泽东评点罗易】
“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摘自斯诺等：《毛泽东自述》，第54页。
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摘自吴江雄主编的《毛泽东评点国际人物》上卷第34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出版。
【罗易小传】
罗易全名为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本名纳伦德拉·巴塔查尔亚，又称鲁易、鲁依、罗益，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共产国际早期有很大影响的活动家，“非殖民地化”和“新人道主义”理论的倡导者。
1887年2月22日，罗易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村庄的婆罗门家庭。父亲是梵语教师，家庭富有。罗易自幼受宗教影响较深，20世纪初，印度反英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在孟加拉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罗易立誓终生效忠于把英国人逐出印度的事业，自14岁起就投入了争取祖国独立的政治斗争，参加并组织反英恐怖活动，很快就成为这个运动中“最大胆最勇敢的一员”，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1907年，他因袭击家乡的火车站被英国警察逮捕入狱。释放后迁居加尔各答，继续从事反英活动。1910年，他和其他40名青年被指控对英国进行战争，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20个月，阅读了一些宗教书籍，反英思想一度动摇。出狱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托钵僧，不久，重新投入反英政治活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流亡国外的印度革命者认为德国是希望所在，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纷纷到了德国。1914年底，罗易等人得到消息说：“在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已经获得德国政府的允诺，答应供给印度独立战争所需要的军火和金钱”。消息传来，印度革命者建立了参谋部，罗易负责筹集活动经费。接着，他们分派有关人员到柏林，建议德国人在一个距离印度最近的中立国家把军火交给他们。为此，选中了荷属东印度。于是，罗易乔装出国，偷运军火的企图失败之后，返回印度。
1915年初，他们开会拟定行动计划，决定与在远东的德国驻外机构取得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武器。罗易受委托执行这一任务。他两度接运德国的枪支弹药，均遭失败。随后，他奔走于中国、日本、缅甸、菲律宾等地。
1916年初，在印度保卫英国政权的武装力量很弱，局势对武装起义非常有利。但在此关键时刻，德国人没有实现诺言。罗易为搜集进行武装斗争所需要的武器，从上海横跨太平洋前往美国，1916年6月14日，到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用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这个名字，一直到临终。
罗易于7月离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同当地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查利·菲利普斯和欧文·格兰威治取得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罗易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春，罗易在墨西哥会见了化名布兰特温的共产国际密使鲍罗廷。在鲍罗廷的启发和帮助下，罗易转向信仰社会主义。10月，罗易在鲍罗廷的帮助下，提议召开墨西哥社会党及其联合组织特别会议，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罗易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墨西哥共产党成立后，罗易当即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鲍罗廷与党的执行委员会一致赞同，由总书记罗易任代表团团长。
关于在墨西哥发生的思想转变，《罗易回忆录》做了如下记述：“墨西哥是我获得再生的地方”，“我学到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我的内心发生了一次革命——一种永无止境的哲学革命”。“我不再相信没有经济解放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自由了，但是，我也认识到，理性自由——摆脱一切传统和权威束缚的自由——是争取社会解放的任何有效斗争的条件。”
1920年，罗易以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罗易对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提出了不同见解，受到列宁的重视，委托罗易写一份补充提纲。
在评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作用以及对这一运动所采取的策略问题上，罗易和列宁有着原则分歧。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在性质上是革命的，因此，共产党人应予以支持。罗易持反对意见。他坚持删去列宁《提纲初稿》第十一节中“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东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这段文字。他错误地认为，共产国际只能帮助和发展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共产党只能完全致力于组织广大群众，为其阶级利益进行斗争。罗易在《补充提纲》原稿中写道：“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斗争。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人数不多的中等阶级，它并不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因而“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支持等于是帮助民族精神的发展，这肯定会阻碍广大人民群众意识的觉醒”。
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和由罗易起草经列宁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修改的《补充提纲》，两个提纲均成为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纲领性文献。罗易因此闻名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在塔什干设立中亚细亚局，负责指导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罗易是该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罗易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多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1922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当选为正式委员，1926年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在担任共产国际领导工作的早期几年里，罗易以较多的精力关心并指导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10月17日，在罗易的直接指导下，在塔什干建立第一个印度共产党组织。同年12月，罗易当选为印共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罗易在塔什干举办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企图组织一支军队“远征印度”。由于英国政府的抗议，塔什干军校很快停办。1921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莫斯科成立，罗易带领印共大部分党员赴该大学学习。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罗易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共产国际决定建立东方局，地址设在莫斯科，罗易结束了土耳其斯坦的工作。此时，由于罗易愿意从事印度革命工作，而不愿意担任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领导工作。为了唤醒国外印度人的革命意识，罗易赴柏林（侨居欧洲的印度人基地），并创办《印度独立先锋》杂志（后改名《前卫》、《群众》）。他在这个刊物经常发表文章，还通过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向国内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当时，罗易在四个问题上，发展了他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1．为了保证所有各个时期的革命领导权，无论何时都绝对需要一个共产党先锋队；2．在初期阶段，共产党利用同本质上敌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建立有限的、策略性的和严加控制的合作是有益的；3．认识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动摇倾向，小资产阶级作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一个被剥削阶级，同农民和工人阶级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一开始它是看不到这种共同利益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下，是可以使它理解到的；4．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在共产党领导下提出的纲领应包括许多对小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改造，诸如土地的分配、运输和重要工业的国有化，等等。”同年5月，他和穆克吉合写的著作《过渡中的印度》发表。该书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说明印度革命的客观条件。
罗易的上述活动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共产国际四大曾给予肯定，称赞罗易做出了“很大成绩”。罗易还设法与国内的五个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并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导他们的活动。
1921—1926年期间，罗易在向国内传播马列主义的同时，也在刊物和共产国际第三大至五大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讲话，传播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他在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补充提纲》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具体化。
罗易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迫使帝国主义废除旧的和过时的殖民主义剥削方式，转而实行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策略，这种新策略就是使印度等殖民地逐渐“非殖民地化”，最终允许它摆脱“依赖”状态而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印度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殖民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英国自由联邦”的一员。
罗易认为，印度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倾向：一方面，民族运动内部阶级对抗尖锐化，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妥协的趋势加强。由于帝国主义改变过去的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殖民地国家部分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本国资产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对抗的基础就缩小了。“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不仅从印度内部状况来看，印度资产阶级都已经站到反革命一边。他们没有、也不能领导或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完全脱离英帝国）”，“印度革命仍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纲领，但不再是一次资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范围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
罗易认为，印度的解放事业有待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运动，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为阶级利益而战斗。无产阶级无论何时都绝对需要其先锋队，并确保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初期阶段，共产党人同本质上敌对的资产阶级，只能建立“有限的、策略性的和严格控制的合作”。在罗易的错误理论和对资产阶级的片面政策的指导下，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孤立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之外，工农运动发展水平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