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除了广泛涉猎哲学、政治著作之外，特别喜爱钻研历史。1950年他在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时，以《历史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创哈佛大学校史的长达377页手稿的毕业论文（由于篇幅太长，因此系里特地规定以后毕业论文必须限在100多页之内），它概括论述了三个学识深奥、著作庞杂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思想。这篇论文虽然冗长繁琐，充满着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它并非单纯的摘录或复述，而是包含了作者本身的见解。这在当时对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难以胜任的。基辛格把他在哈佛学得的知识都写进了论文。论文表面上似乎在研究18世纪以来某些历史的哲学流派，而事实上却表明了他本人的信念。基辛格是“利用每一个作家来阐述他自己的哲学”。不用说，如果基辛格在学习中没有大量的吸收和进行深入的思考，他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论文来的。
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基辛格遇到了第二个“伯乐”——威廉·埃利奥特。此人是基辛格的指导教师，讲授国际政治学的学业引路人。
埃利奥特20年代曾在牛津大学念书，田纳西州人，50多岁。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职于美国战时动员署，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绰号叫“狂妄的毕尔”（毕尔是威廉的爱称），他精通国际政治，50年代担任过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顾问，据说曾经梦想当美国总统。埃利奥特当时持有极端反共立场，是狂热的冷战战士。他认为美国在战后理所当然地要担负领导全世界的责任。他在哈佛的教授群中自视甚高，目空一切，被人认为是“一位大老爷”。
埃利奥特对他所指导的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用的完全是2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里学过的那一套办法。初进哈佛的基辛格，对埃利奥特的学问与教学方法十分钦佩，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杰出的人”，可以从这个哈佛第一流的教授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基辛格的求知欲与勤奋刻苦精神，也很受埃利奥特注意。埃利奥特发现基辛格“不拘小节而又比较深沉”，头脑具有一种“条顿式的彻底周密性”，他觉得基辛格是他门下一个“值得加以栽培的青年人”。埃利奥特好像是给了他一把知识宝库的钥匙，从政治、历史、哲学到文化方面，给基辛格展现了一个他过去从未接触、更没深入过的新的广阔的世界。
基辛格一方面贪婪地吸收他所学习的一切，另一方面不断地向埃利奥特求教，尽量从他那里吸取他所需要的东西。同时，他还帮助埃利奥特处理一些系里的行政事务，更讨这个“大老爷”的喜欢。埃利奥特觉得基辛格早熟，说他“不像个学生，倒像个老练的同事”。有时他因为忙而分不出身去参加学校里的会议的话，他会对人说，“我可以派一个学生去”——那就是基辛格。
埃利奥特和基辛格两个人有共同点，除了年龄之外，难以分出他们的师生关系。基辛格对埃利奥特既崇拜又感激，因为他觉得埃利奥特是他的学业上的引路人。所以他在1963年暂时离开哈佛的时候，曾经给埃利奥特写了一封感恩信：“几年来，我们每周相聚。……您对我谈到爱的力量，谈到真正不能饶恕的罪过是把人当作东西那样来使用。您跟我探讨伟大和杰出的含义。虽然我并不能完全领会您的话，但我知道，在我面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由此可见埃利奥特在基辛格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他思想上的影响了。
经过四年刻苦的学习，基辛格毕业。他的各科成绩全部得“A”，是全班十六名优秀生之一。由于毕业论文优秀，基辛格获得“最佳成绩”的文学学士衔，这是学校内很少人能得到的荣誉。基辛格因此可免会考，而被允许立即准备他的学位论文。1952年，基辛格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授予讲席的等级，1957年被任为讲师，1959年升为副教授，再过三年，被任为教授。从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当学生，到1957年在政治系执教鞭，基辛格在他的课桌、案头和图书馆里经历了无数个勤奋攻读的日日夜夜。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智力投资，这十年寒窗的功夫，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7年进哈佛大学到1969年离校到白宫担任尼克松的特别助理，基辛格在哈佛总共消磨了近20年的时间。这二十年的学生、教师生涯，对于基辛格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在这里“奠基”，也在这里“发迹”。初临校园时，他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羞涩谦卑的普通学生，而被尼克松延聘入幕时，他已是踌躇满志、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人之一。其间，有四方面的工作对基辛格的前途影响甚大。
其一，在哈佛大学执掌教鞭期间，一直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基辛格“一脚蹲在哈佛，一脚已伸进华盛顿”，除了参与哈佛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研究计划外，他曾先后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四届政府中的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兼任各种顾问。尽管未受到重用，但对于了解美国社会，熟悉部门工作极有好处。
其二，主持国际讲习班。这个暑期讲习班的办学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国际讲习班来培养世界各国的亲美分子，以便在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情况下，加强与扩展美国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影响。
这个国际讲习班，先后办了18期。除了1966年和1968年之外，基辛格都是主持者和主讲人。它总共从30个国家招收了大约600名学员。第一年的学员主要是西欧人，几年之后，名额逐渐扩大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通过这种讲习班，基辛格结识了欧洲与世界各国的政界人士，从互相交流中了解了有关国际外交的很多情况。这对他以后的国际问题论著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是大有益处的。直到今天，基辛格同他的“老学生”还保持着联系。在他出访外国，或那些已经位居要津的外国学员到美国来参加会议时，基辛格同他们常常见面会晤，接触往来。
其三，执笔写成《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1955年，受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之邀，基辛格到纽约与美国财阀代表、军政要员和学者“名流”一起，对美国的军事与外交战略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研究讨论之后，由基辛格执笔于1957年写成《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这是基辛格第一次碰到担任最高层政府职务、具有广泛经验的人。该书是在美国侵朝战争失败，核垄断地位破产，美国当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所谓“大规模报复”政策遭到碰壁的情况下出笼的。它所提出和所论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挽救美国“实力地位”的衰落和用什么手段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基辛格在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有限战争”的性质、特点、方法与类别以及如何利用“有限战争”来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的问题。
基辛格的主要意图就是：在美国丧失了核垄断地位之后，如何利用这种所谓“有限战争”的手段，来遏制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以达到美国维持霸权，对外扩张的目的。
为了写好这部书，基辛格虽身居闹市，却与世隔绝，一连几天都不见人，一天工作十六七小时。这部著作问世后，被美国报刊称为基辛格的“成名之作”。它不但使他获得了鹰派的名声，得到了大笔稿酬，从此置身于战略学的研究，在这个重要领域有创造性的发展，并以一个军事外交战略学家的身份，出入于许多重要的场合和政府机要部门。它对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这本书曾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列为所属官员的必读书之一。
基辛格尝到著书立说的甜头后，又先后抛出了《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中的保守主义政治》、《麻烦的伙伴：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等四部著作，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当然，他不是一个仅满足于埋头书斋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他钻研问题，发表著作，不过是想以此作为跻入政界、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
其四，他结识了第三个“伯乐”——美国大财阀纳尔逊·洛克菲勒。
基辛格同洛克菲勒财团的关系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1955年，基辛格引起洛克菲勒家族中分工掌管外交事务的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注意和重视，认为基辛格这个“人才”很合他的心意，因此被他罗致门下，受到重用，长期担任他的私人外交顾问，成为美国这个不执政的王朝的谋臣策士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智囊团的主要人物。1968年，洛克菲勒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基辛格为他拟定政策纲领，起草文件讲稿，跟随他进行竞选演说。难怪一些人这样说洛克菲勒的竞选演说，“声音是洛克菲勒的，字句是基辛格的”。这样，基辛格便更深一层地进入了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权势人物的关系网，并熟练地掌握了明争暗斗、奉承吹牛和闲聊天的技巧。
尽管如此，洛克菲勒并没有成功。这样，又一“伯乐”出现了，是他把基辛格推到了他一生中的权力顶峰，他就是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1968年11月5日，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据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一心想做两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是为了名垂青史，二是为了四年后连任总统。反复权衡后，他选定了同中国改善关系，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这样，主张“均势外交”的基辛格便成了推行尼克松对外政策的理想人选。虽然他深知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的人，在竞选中大骂自己，但他也为基辛格的才能所折服，决定起用他。两人经过三次面谈，终于拍板成交。
1968年12月2日，尼克松还未选定自己的内阁成员，就先在皮埃尔饭店的记者报告会上正式宣布了对基辛格的任命。尼克松还借此机会，对他亲自挑选的谋臣策士赞扬了一番，说基辛格“多年来通过他的著作、教学工作、在政府内的服务以及其他活动，对国家安全事务作出了重要贡献”。1969年初，基辛格正式担任了尼克松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从哈佛校园搬进了白宫。
尼克松十分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的第一部分，专门谈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制”问题，它包括了基辛格的许多主意，出自基辛格之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美国决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机器，而基辛格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