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美国外交家，曾任国务卿，1888年2月25日出生在华盛顿。其父艾伦·梅西·杜勒斯是神学博士。杜勒斯16岁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09年回国后，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律，结业后成为职业律师。后因患眼疾不能服役，任战时贸易局局长助理，一战结束前升任少校。一战结束后，他作为威尔逊总统的顾问出席了巴黎和会，1919年回国后，他相继担任律师、经纪人、基金会董事长等职。1938年，他到亚洲旅行，出版了《战争、和平和变革》一书，表达了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1944年～1950年，他成为联合国筹备会议的美国高级顾问，纽约州参议员。1950年，他的另一部书《战争还是和平》出版，他在书中攻击马列主义是“新宗教”，称共产主义者是这一宗教的狂热信徒。他主张强化西方联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反共体系。这些见解和主张赢得了艾森豪威尔的青睐，他当选总统后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此后，杜勒斯竭力推行反共政策。1953年，他又鼓吹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和平的方法”来解放东欧国家，设法把卫星国从俄国那里分裂出来，通过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同年10月，他撰文宣传“国际共产主义必然会发生变革”。毛泽东称其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路线”。
【毛泽东评点杜勒斯】
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在东方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摘自《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356页。
杜勒斯1958年12月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的证词，以及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
……
杜勒斯的这三篇讲话，都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引者注）根据毛泽东谈话拟的三个批注，点明了杜勒斯每篇讲话的要害，指出要警惕美国的“和平演变”。
第一个批注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演变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第二个批注在批出杜勒斯证词的主旨后认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
第三个批注在引用杜勒斯要以“法律和正义”代表武力，“但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的讲话之后指出：“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壮大，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摘自吴江雄主编的《毛泽东评点国际人物》上卷第223—22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杜勒斯小传】
杜勒斯，美国外交家，曾任国务卿。
1888年2月25日，杜勒斯出生在华盛顿。父亲艾伦·梅西·杜勒斯是神学博士，纽约州沃特敦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牧师。杜勒斯的外祖父福斯特是美国第二十三任总统哈里森任内的国务卿，1895年曾作为我国清朝政府顾问同日本谈判，参与缔结出卖我国领土台湾的《马关条约》。杜勒斯的姨父兰辛是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任内的国务卿。1917年11月曾与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签订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杜勒斯从小受到外祖父和姨父的影响。1907年，杜勒斯大学三年级时，19岁的杜勒斯随同其外祖父福斯特出席海牙和平会议。福斯特以中国清朝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会，杜勒斯则担任中国清朝政府出席海牙和平会议代表团的秘书，担任法语翻译和处理礼仪事宜。此事得到美国大学当局特许，让他秋天回国后再备考。这对他日后选择外交生涯起了一定的作用。
杜勒斯回到学校，学完四年级课程，写了题为《判断论》的毕业论文，于1908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格林校长哲学奖学金600元，供他此后在巴黎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在巴黎，他一边攻读哲学，一边选修国际法。1909年，杜勒斯在巴黎学习快结束时，当律师的愿望超过了作牧师的兴趣。回国后，他进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把三年的法律课程缩短到两年学完。结业时，学校未授予他学位。25年后，当他成为律师界头面人物时，才获得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11年，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杜勒斯为获取纽约州的律师资格，曾每天花16—18小时死啃法律书本知识，凭着外祖父的关系，同年进入纽约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当办事员，由于能干，不久成为职业律师。该事务所承担英、法、德投资人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大量法律业务。由于杜勒斯精通西班牙语，他被派往这一地区从事业务，在以后几十年里，他不仅从默默无闻的律师成为该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而且，对国外各方面情况有了大量了解，训练、提高了谈判能力，为其以后登上美国国务院第一把交椅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过，有一点令他痛心的是，在去英属圭亚那出差期间，曾患疟疾，几乎死去。他吃了特大剂量的影响眼神经的药物，造成左眼有明显的习惯抽搐，不得不戴上眼镜。
1917年4月，美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勒斯由于视力极差，不能服役。美国陆军任命杜勒斯为上尉，委派他到战时贸易局任局长助理，处理战时管制经济的法律工作。在这期间，杜勒斯为战时贸易起草了大量对外贸易的行政命令和通告，战争结束前升任少校。
一次大战结束后，杜勒斯作为威尔逊总统的五个经济顾问之一，出席了巴黎和会，任赔偿委员会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在会上，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由他拟定的关于德赔偿问题的报告。主要原则是：德国应赔偿直接由于明显地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而造成的损失；德国应履行它停战以前签署的协议，赔偿盟国居民及其财产损失。杜勒斯认为，美国提出的“条件最温和”，旨在“同德国媾和”。会后，按照威尔逊的要求，杜勒斯以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身份留在巴黎。
1919年秋，杜勒斯回国后，继续在苏立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为美国工业、银行、保险及代表许多外国公司利益的57家公司受理事务，由于同洛克菲勒、摩根等财团关系密切，名气越来越大。此外，他还充当国际卡特尔的经纪人，为欧洲一些国家代理法律事务。杜勒斯还担任了许多公司的董事长以及许多团体的领导人，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和普通教育委员会主席。1927年，39岁的杜勒斯终于坐上了苏立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头把交椅——该事务所的主任。
经过几十年的奔波，杜勒斯对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大。1938年，他到亚洲旅行，专程从香港坐飞机拜访了蒋介石。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题为《战争、和平和变革》。该书总结自巴黎和会以来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是他的第一本“宣言书”。他主张变革世界秩序。他认为，历来战争的根源在于：“满足的、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力图人为地保持现状，阻止变革，镇压变革的力量。”他还认为，国联已名存实亡。国联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的权力要靠它的成员国的支持，正是这些国家单独行事，固执己见和自私自利的行动带来了骚乱”。他说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法律和秩序体系。杜勒斯受传统的“命定论”的扩张主义思想影响，反对美国退居堡垒的“孤立主义”思想，说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会容忍我们这种孤立主义，是不正确的”。
杜勒斯并不满足于提出观点，他更注重主张的推行，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1940年，杜勒斯积极帮助托马斯·杜威竞选共和党候选人。1944年，杜威获得共和党提名，杜勒斯不仅成了他的对外政策顾问，也成为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在杜威的提携下，杜勒斯被委派为旧金山联合国筹备会议的美国高级顾问。后被任命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任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法律顾问。他还参加了1945年—1949年间的一系列国际会议。1949年7月，杜勒斯辞去苏立文—克伦威尔事务所主任的职务，当了四个月纽约州参议员，后再度竞选失败。从政虽遭失败，但杜勒斯不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