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曾任美国国务卿。1893年4月11日，他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曾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哈佛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从1919年起，他先后在柯文顿、伯林和鲁布利津律师事务所当律师，1933年曾一度任罗斯福政府的代理财政部长，后因政见分歧辞职。1941年，艾奇逊被重新起用为助理国务卿，协助政府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四年后升任副国务卿。1949年，他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对待中国问题，他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策略，将“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作为确定不移的对华政策目标。他的这一策略和政策目标，促成了今后几十年的中美关系的演变。毛泽东称其为“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毛泽东评点艾奇逊】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摘自《别了，司徒雷登》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摘自《“友谊”，还是侵略》
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曾任美国代国务卿、国务卿。
1893年4月11日，艾奇逊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时，毕业于耶鲁大学，25岁时，获哈佛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19年起，先后在柯文顿、伯林和鲁布利津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同各大垄断集团开始建立关系。1933年，他一度闯入政界，任罗斯福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代理财政部长。艾奇逊雄心勃勃，准备利用此机会大展宏图，但好景不长，六个月后，因不同意政府的财政政策而辞职。
1941年，艾奇逊重获起用，任助理国务卿，协助政府推行向外扩张的政策。1945年，他又上升了一步，任副国务卿，积极参与策划马歇尔来华，以挽救濒临覆灭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参与此后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1947年3月，艾奇逊任临时代理国务卿，在国会回答议员咨询时说，国民党南京政府“没有濒临崩溃，它没有面临共产党击败的威胁”。一方面要求美国支撑住国民党，一方面又于4月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立即给予南京政府大宗美援，以便观察形势，从容考虑对策。
1949年初，杜鲁门相中艾奇逊，任命他为国务卿，艾奇逊步入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同年2月，在谈到对中国的政策时，他说，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需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后来“等待尘埃落定”就成为代表艾奇逊任内对华政策的名言，形容其犹豫观望，举棋不定。他一方面拉开同国民党政府的距离，以便脱身；另一方面又要求国会一再延长本应于1949年到期的《1948年援华法》生效期限，并明文规定援华拨款只能用于“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区”。但无论如何，“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则是他对华政策确定不移的目标。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日13日，艾奇逊发出指示，联系中国问题提出美国承认一个新政府的三项条件：即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包括维持公共秩序；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其掌权得到本国人民普遍接受。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表明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思想。7月1日，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1949年8月5日，艾奇逊主持编写并正式公布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并附有一封他署名的致总统《附信》。白皮书是美国政府内部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责任的争吵的产物。美国援蒋的失败，引起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反对派对杜鲁门、艾奇逊等人的攻击和责难，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杜鲁门等突然摊牌，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布了若干对华政策的真实材料，作为替自己辩护的根据。
白皮书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详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失败的经过。这样，白皮书在客观上成为美国侵略中国的自供状。
白皮书企图说明国民党垮台非美国援助不力之过，以美化美国的对华政策，同时也是为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作舆论准备。他还诬蔑中国共产党为“为一个帝国主义效劳的政党，已经舍弃了他们的遗产”，把解放区说成处于“悲惨局面”。最后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新手段。
这一切，激起了中国广大阶层的极大愤慨。新华社于8月12日发表了题为《无可奈何的自供状》的评论。之后，毛泽东又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等5篇文章，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揭露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以及艾奇逊对中国革命的仇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艾奇逊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说：“这个中国政府是真正的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我们考虑与中国关系的出发点。”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因为新中国没有作出“接受国际义务”的承诺，美国暂时不能承认它。
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1949年11月，在美、英、法三国外长巴黎会议期间，他要求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保证：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英、美保持一致态度。12月，他又对印度驻美大使说：“民主国家应当一致，在承认问题上实行国际性延缓行动。”希望印度及东南亚、南亚的英联邦国家都采取观望态度。他还对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说：“整个北京政权就是一个临时凑合体，它根本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它那么干带来的国际反响。美国当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北京。”以此阻挠新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尽管美国在1949年没有承认新中国，但它并不愿丢掉中国，只是等待时局的进一步发展再作打算。艾奇逊在年底美国政府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和俄国在1927年被赶出中国并失去影响时的处境相似。苏联等了二十二年才回到（中国）占压倒优势的影响的地位，我们很可能要等这么多年。”在对待台湾问题上，艾奇逊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为达此目标，最切实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部分隔开”。而美则要避免“公开地、单方面地为它负责”。
同时，艾奇逊促使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侵害的一部分，“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但删去了这句话中原有的“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艾奇逊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该声明时，又在“目前”二字上作文章，以便为后来侵占台湾，使台湾脱离中国留下借口。
1950年1月，正当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谈判时，艾奇逊以绝密电报指示美国驻法大使布鲁斯，要他在巴黎散布流言：中、苏签订了一系列秘密条款，苏联向中国提出了许多主权要求，中国已向苏联出卖主权。并通过《巴黎时报》和“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大加渲染，以达到分化中、苏的目的。同时，艾奇逊也主张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禁运。
1950年4月底，艾奇逊又狂妄地说：“应该把共产党中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来对待，对向该地区出口的控制应与适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安全原则相一致。”6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正式向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决定“对向共产党中国出口战略物资实行比迄今为止更为严厉的控制许可证制度”，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艾奇逊首先提议派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并促使杜鲁门总统于27日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并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
1950年9月中旬，联合国大会期间，艾奇逊向英、法提议成立一个联大委员会，研究台湾的地位问题，企图操纵联合国，使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合法化。10月，他同意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提出的“台湾自治”、“永久中立化”的纲领，作为美国在联合国立场的基础。12月3日，又正式决定对所有对华出口物资实行控制。16日，进而宣布禁止一切美国船只驶入中国港口，并冻结中国在美国的一切财产。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艾奇逊就宣布：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不仅指使美国代表操纵第五届联大于1951年2月通过了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侵略者”的无理决议；还于5月在台北成立了“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全面地控制蒋介石集团，加紧建立亚太地区的军事体系，以形成一个包括台湾、远东地区在内的军事条约网。
1951年8月15日，他指派代表杜勒斯公布了美国一手把持的《对日和约》，虽然规定了日本放弃台、澎等岛屿的一切特权，但一字未提其主权归属，为美国长期霸占台湾找借口。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在菲律宾建立40多个军事基地。9月1日，美国又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缔结《安全条约》，从而在西南太平洋上获得一系列军事基地和战略后方，以形成包围中国、镇压亚洲各国反帝斗争的防御链条。
不久，杜鲁门政府因在远东政策上的失败，遭到国会的强烈谴责，被迫下台。1952年底，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总统，白宫大换马，艾奇逊也被踢了下来，于1953年1月卸任。
1957年，艾奇逊当选为民主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经常就国家的政治和外交事务发表讲话，为政府出谋划策。1961年，他任肯尼迪总统的北大西洋公约政策问题顾问和外交问题特别助理、总统特使等。后重操律师职业，并继续担任其后各界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
1971年10月12日，艾奇逊病故，终年78岁。其主要著作有《力量与外交》、《早晨与中午》、《参与世界的创造：我在国务院的岁月》和《平民眼中的国会》等。
【作者点评】
艾奇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人之一，也是“总体外交”的倡导者，曾参与发起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订“马歇尔计划”，发动侵朝战争。他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艾奇逊任国务卿后，在谈到对中国的政策时，他说，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需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后来“等待尘埃落定”就成为代表艾奇逊任内对华政策的名言。但无论如何，“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则是他对华政策确定不移的目标。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在台北成立了“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全面控制蒋介石集团，加紧建立亚太地区的军事体系，以形成一个包括台湾远东地区在内的军事条约网，包围中国、镇压亚洲各国反帝斗争的防御链条。
艾奇逊的反共政策，遭到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在美国，他也不得人心，最后只好灰溜溜地下台。
富有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崇高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将艾奇逊比做一个反面教员，揭露他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友谊的骗子行径，他对艾奇逊的形象刻划可谓入木三分。毛泽东再次警告中国人民，要注意识破美帝国主义的骗局和穷凶极恶的嘴脸，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敌，制造两个中国。这一明确判断和英明预见，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犹如警钟长鸣，雷霆贯耳。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