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杜勒斯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参与策划侵略朝鲜的战争和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同年，艾奇逊任命他为大使衔代表，处理对日和约。他极力主张美国应在经济上扶持日本，用美国的钱为日本经济输血，并要其他东南亚国家放弃日本赔款的要求，说如果不这样做，“到头来只能把日本推进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去”。他力主在日本领土上派驻美国军队，以保证其“安全”。杜勒斯甚至想让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的签订。对日和约签订后，杜勒斯辞去国务院顾问职务。
杜勒斯于1950年出版他的另一本书《战争还是和平》。该书系统阐述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反共理论，提出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构思。他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宗教”，马列主义是“教义”，共产主义者是这一“宗教的狂热信徒”，鼓吹“必须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他以反共哲学为理论基础，把当时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把建立“全球霸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他主张强化西方联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反共体系。
杜勒斯说：“实力是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取得成功的关键。当然，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而且也包括经济力量以及一些无形的东西，例如决定人们做什么以及他们做到什么程度的道义上的判断和世界舆论。”他还在这本书中鼓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后来，杜勒斯把此书的一些观点进一步加以推敲和提炼，写成文章发表在1952年的《生活》杂志上，文中阐释了“威慑”政策和所谓“解放”政策等。
杜勒斯的这些主张，引起艾森豪威尔的重视，视之为“奇才”，杜勒斯报之以李，竭尽全力为艾森豪威尔出谋划策。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杜勒斯在他的竞选班子中担任外交政策顾问，协助起草共和政纲的对外政策部分。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使他登上了一生中权力的顶峰。
杜勒斯对总统的一言一行都保持绝对的忠诚，每一次重要的演说、每一个重大行动、每一次与外国政治家的重要接触，都无不先让白宫知道。杜勒斯谨慎地让艾森豪威尔知道他认为总统应该了解的每一项世界事态的发展情况。艾森豪威尔对于不是写得简明扼要的材料，连碰都不去碰它。杜勒斯十分了解这点，他自己的简洁而有分析力的文章正好符合这一需要。艾森豪威尔曾说过，杜勒斯“和我简直就像是一个人那样一起工作”，并听任杜勒斯独揽大权。
杜勒斯任国务卿期间的对外政策极端反共。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后，接连抛出“解放”政策和“大规模报复”政策，后来又炮制“战争边缘”、“遏制”、“放蒋介石出笼”等臭名昭著的政策。1957年抛出“艾森豪威尔主义”。
1953年1月15日，他在国会作证时提出“解放政策”，鼓吹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和平的方法”来“解放”东欧国家，要“美国必须设法把卫星国从俄国那里分裂出来”，通过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杜勒斯在1953年成立新闻署，直接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攻势，寄望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后代“获得自己”。1957年7月2日，杜勒斯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同年4月，杜勒斯宣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经常不断地强调我们关于解放卫星国家的看法”，“鼓励通过进化而达到自由”，而“当有人采取一些走向独立的步骤的时候，（如最近波兰人所采取的），我们就表示愿意报以友好的行动”。同年10月，他撰文宣传“国际共产主义必然会发生变革”。
杜勒斯很注意研究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他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明确地表现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杜勒斯“不论走到哪里，身边总带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他告诉别人，这本书和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是企图征服世界的蓝图”。
杜勒斯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1957年6月28日，他说道：“关于中国，我们一直避免采取在道义上、政治上或物质上鼓励这个共产党政权的任何行动，就这样；我们一直没有对中共政权给予外交上的承认；我们一直反对它加入联合国；我们一直没有同共产党中国贸易，或者准许同它进行文化上的交流。”说什么“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屡次声称“不与红色中国打交道”。他在经济上支持对我国“封锁禁运”，外交上绝不承认我国，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杜勒斯在台湾问题上大作反华文章，蛮横地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1958年8月11日杜勒斯在美国国务院备忘录中写道：“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永久性的，它有朝一日总会消失的。美国想通过不给北京外交上承认的作法，来加速这种消失的过程。”杜勒斯调整了杜鲁门时期的军事战略。1954年1月，他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说，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鼓吹“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与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
杜勒斯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基础上，提出“战争边缘”政策。他恫吓说，美国要不惜冒进行战争的风险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朝鲜战争、越南抗法战争和台湾问题上，杜勒斯无视世界舆论，以战争相胁，推行“战争边缘”政策。他一贯仇视新中国，策划发动侵朝战争和入侵中国台湾。
杜勒斯还大力建立军事联盟网。1954年9月，美国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美国和蒋介石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又在巴格达成立由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的中央条约组织。
1954年是杜勒斯开展全球外交特别活跃的一年。他在3月举行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会议上，要与会国发表一个旨在反对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宣言。在美国的压力下，大会通过决议，声称要“采取措施”揭露和打击那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代理人和代表”，要求各国政府及时交换这方面的情报。
杜勒斯在制定美国对西欧政策时，首要目标是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期强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说：“不保卫西德，就无法顺利保卫西欧；没有德国人的帮助，就无法保卫西欧”。1954年10月21日至23日，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就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达成“巴黎协定”。
1955年5月，杜勒斯去维也纳，与苏、英、法三国外长就对奥地利条约达成协议。7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战后第一次东西方最高级会议，讨论欧洲问题和裁军。杜勒斯坚持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自由选举，会议对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56年，艾森豪威尔又当选为总统，再次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
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杜勒斯意识到随着英、法势力的退出，中东地区已出现“真空”。他害怕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展开，更担心苏联势力进入，因而策划了一个中东政策宣言，这就是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特别咨文，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其主要内容有：由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地区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并可借口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在中东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四亿美元向中近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是美国对中东地区政策的重大转变，第一次宣布美国将不惜动用军事力量来控制该地区，以保护西方在该地区的石油利益。美国为了镇压中东地区人民的革命，控制该地区，1958年7月15日派遣海军陆战队，打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旗帜，在黎巴嫩登陆。
1958年底，赫鲁晓夫就对德和约和西柏林地位问题照会美国政府，建议结束柏林的被占领状态，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造成被西方称之为“第二次柏林危机”。这使身患不治之症、年已古稀的杜勒斯再度从事紧张繁忙的穿梭外交谈判。在赫鲁晓夫发表演说之后三周，杜勒斯赴墨西哥。从墨西哥返美后一周，杜勒斯患肠炎住进医院，但他坚持要出席12月中旬在巴黎的北约组织年会。杜勒斯对勉强同意此行的医生说，柏林的危急形势要求他非去不可。在这次年会期间，疲惫不堪、病魔缠身的杜勒斯，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说。
接着，杜勒斯拖着病体作了他最后一次风尘仆仆的欧洲之行。他飞往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再次为解决柏林危机而奔忙。1958年2月，杜勒斯从欧洲回到华盛顿。他发表声明说：“我们决心保持我们在西柏林的地位和到西柏林去的通道。”1959年2月9日，白宫宣布：杜勒斯将离开“短暂时期”。
杜勒斯躺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他的对外政策和反共主张。把一本《共产党须知》推荐给艾森豪威尔。4月15日，杜勒斯辞去国务卿职务。
五天后，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杜勒斯为他的具有内阁级别的外交事务特别顾问。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死于华盛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
【作者点评】
纵观杜勒斯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此人是一个极端的美国霸权主义的维护者。他从美国利益出发，先后抛出“解放”政策、“大规模报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遏制”政策、“放蒋介石出笼”政策、“艾森豪威尔主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强大美国阵营，削弱或孤立共产主义阵营，是个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人。
杜勒斯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说什么“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屡次声称“不与红色中国打交道”。他在经济上支持对我国“封锁禁运”，外交上绝不承认我国，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杜勒斯在台湾问题上大做反华文章，蛮横地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虽然杜勒斯极端反共，但由于共产主义力量的不断增强，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主张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加深”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最后使共产主义的影响“消失”。
当然，他的这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政策不可能得逞，只是杜勒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此，尽管他到处制造事端，拉拢“同盟者”，但事与愿违，不但收效甚微，连自己的命也未能延续。显然，历史的车轮是谁也阻拦不了的。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早已领教美国仇视中国共产党、企图搞“和平演变”的动机和手法，戏谑地称呼杜勒斯是第二个教员，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全国人民对美国不要抱幻想的觉悟。杜勒斯之流已往矣，但他的弟子们至今仍继承他的衣钵，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使东欧剧变，下一步目标，也就可想而知了。重读毛泽东对杜勒斯的评价文章，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