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林顿·司徒雷登，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876年6月24日，他出生中国杭州一个传教士家庭。11岁时回美国上学。1893年，到汉普登—西德尼学院学习。1904年，他来到中国当传教士，曾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和美联社驻华记者。1918年，他辞去金陵神学院职务，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后改任教育长。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不赞成学生运动，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1946年，他受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解放战争中，他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极力巩固国民党的地位，最后以国民党失败、自己狼狈回美国而告终。对此，毛泽东特意撰文：《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评点司徒雷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摘自《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摘自《别了，司徒雷登》
约翰·林顿·司徒雷登，曾任美国驻华大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受父母影响，对宗教有浓厚的兴趣。他11岁随父母到美国，此后即在美国上学，他的父母仍返中国传教。1893年，司徒雷登到美国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学习，1897年毕业后，到潘托普斯中学任教。1899年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2年毕业后，司徒雷登被派担任华盛顿第一长老会教堂牧师，圆了他的梦。
1904年，司徒雷登受南长老会派遣来华当传教士，司徒雷登先是随其父在杭州和四乡布道，后来只身深入农村活动。1908年，司徒雷登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授，讲授新圣经和希腊文，编有供中国学生用的《希腊文教程》（两卷）。1910年，他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时期一度兼任美联社驻中国记者。
1918年，司徒雷登辞去金陵神学院的职务，接受教会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出任燕京大学校长，1929年改任教务长。
任职期间，为了筹集办校资金，他先后拜访了许多政界和经济界人物，如段祺瑞、张作霖等。司徒雷登还几乎每年回美国筹款。同时，司徒雷登延聘了中国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和美国教授到燕大任教，形成了一支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因此，到30年代，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学校，司徒雷登也成为一时知名的教育家。
司徒雷登对学生运动持矛盾态度，他认为是一种“不愉快的现象”，持不赞同态度，但他也反对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手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别的传教士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运动的学生进行镇压，司徒雷登则表示同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12月，还亲自带队上街游行示威，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得到中国人民的赞扬。
在致力于燕大的建立与发展的同时，司徒雷登经常涉足中国政界。司徒雷登说他“爱美国，也爱中国”，与其说他“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他曾跟许多中国政界要人有过接触。1927年，经孔祥熙介绍，他初次与蒋介石见了面。他说蒋介石的“领袖式的人品和有吸引的魅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一直支持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成为蒋介石的义务顾问。司徒雷登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蒋介石的人”。他回到美国时，与宗教界、财界、政界人士接触和交往，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33年，入主白宫的罗斯福召见司徒雷登，向他询问了解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入侵占中国。司徒雷登强调要是发生战争，就会打上五年，必须尽量避免。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司徒雷登与北平日伪当局经过谈判取得“默契”，宣布燕京大学保持“中立”，保证不反日，日本占领军也不进校干涉校政。司徒雷登曾对一些不愿在日军占领下埋头书斋、要逃离日占区的学生给予过帮助。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为了诱降蒋介石，曾命令北平日军司令官与司徒雷登接触，企图通过他与蒋介石会晤。为此，1938年，司徒雷登借前往香港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便，从香港乘飞机到汉口，会见蒋介石。经过密谈，司徒雷登把条件带回北平，交给日方，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来，司徒雷登又分别四次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会谈，“调解”日、蒋关系，但都没有结果。与日、蒋会谈的经过，司徒雷登都向美国方面作了详细报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徒被日军逮捕。在日军集中营关了三年零八个月，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才被释放。重庆谈判期间，司徒雷登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毛、周请他吃过午餐。10月间，他参加燕京大学在原校址举行开学典礼后，返回美国。
司徒雷登在美国一面养病，一面为燕京大学募捐。1946年4月，他返回中国。7月，由马歇尔推荐，特别是杜鲁门总统认为司徒雷登了解中国情况，能够得到中共的承认，便于在国共间居中调停，因此，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势力曾对此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中共发言人曾说：“司徒博士为我共产党员之友人，坚信能与吾人和善共处。”“谁能帮助中国走向和平谁就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后，虽然内战已经开始，他仍与马歇尔一道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直至最后彻底破裂。他总的倾向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极力想巩固国民党的地位。他要在华基督教各分会全力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积极执行基督教在华复兴计划。1947年7月，司徒雷登吩咐上海基督教方面派出“代表”到南京，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
1946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司徒雷登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中美商约》过程中，正是中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之时。这一商约，在文字措词上，表面上多系“互惠”、“平等”，但实际上，由于当时中美在各个方面力量极为悬殊，所谓的互惠不过是对美国一方的优惠。
1947年秋，蒋介石败形已露，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前途感到悲哀，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国民党进行一些改革，以挽回颓势，争取更多的美援。蒋介石笑而置之，无实际行动。从美国利益出发，司徒雷登于是酝酿扶持李宗仁。9月8日，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之人物，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传说，不足置信。”这一举措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并授意司徒雷登通过竞选达到这一目标。李宗仁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就此日益密切起来。李宗仁决定在1948年春天召开的国民大会上竞选副总统。蒋介石知道这一消息后大为不满，派胡适见司徒雷登，要他放弃扶持李宗仁的打算，遭到司徒雷登拒绝。李宗仁竞选成功后，蒋介石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副总统有名无实。
1948年6月14日，司徒雷登就中国形势向美国国务卿提交报告时，他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大地上，“反美情绪广泛扩展”。6月30日，他又在报告中指出：“照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很难设想局势还能维持多久。”“如果没有持续不懈的美国指点，军事形势不可能改善，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了。然而，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不顾其他因素给予支援，其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1948年9月起，三大战役陆续展开，国民党大厦将倾，司徒雷登再次提出换人政策：“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不同意，但司徒雷登仍悄悄活动，以图逼蒋下台。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司徒雷登的目标实现了，但已无补于时局。1949年1月，恰逢艾奇逊接替因病辞职的原国务卿马歇尔继任美国国务卿。由于艾奇逊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因此，司徒雷登便利用艾奇逊换任的机会和他的主张，同时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想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1949年1月19日，在各国驻华外交使团的一次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广州，每一个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随行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一个星期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馆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使团随行。司徒雷登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他有足够的理由婉拒昔日盟友的邀请。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临江待渡，南京危殆，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各国驻南京使馆也随之南撤，但美国使馆只走了几个官员，司徒雷登本人则滞留南京。司徒雷登知道共产党取得政权已成定局，他认为美国不应放弃中国，而应该用善良的影响力，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及经济进步，避免中国完全倒向苏联，趋向极端。3月10日，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与中共试行接触，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谋求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新关系，开创中、美关系的新纪元。
当国民党政府一再催促他撤出南京时，他仍一面敷衍应付，一面向美国国务院表示：他强烈反对南迁广州，要求逗留南京，静观其变。经过研究，美国国务院同意他逗留在南京一段时间。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通过两条途径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与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联系和通过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传递信息。
4月中旬，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案：接受李宗仁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领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自己是倾向于第二种的，并用很长一段文字陈述了留在南京的重要性。
司徒雷登一直坚持留在南京的用心，是想寻找机会跟中共领导人会面，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司徒雷登相信他在中国的个人关系具有特殊价值，他认为，如果他能够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谈，他就能对他们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