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月10日，他给艾奇逊国务卿发去一份长篇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他“不仅以美国政府官方代表的资格，而且以个人资格”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作为个人”，他不仅长期居住在中国，而且还由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闻名：一方面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一方面坚决主张首先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密切中美关系。
司徒雷登也承认，“指望通过我或其他什么人的影响使中共采取更宽容的政策，是天真幼稚的”，但考虑到时局的致命性，他又确信，“影响中共的努力是完全值得一试的”。
从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看，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的反美情绪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憎恨，而且也由于对非共产党国家的过分怀疑和对美国意图的深切误解。他写道，如果这种误解“能被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就能求得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司徒雷登建议，要减少共产党的恐惧和误解，就得“在友好的商谈中”使他们的领导人知道，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并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独立，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若能在一些基础上消除相互间的疑虑，并为共同利益合作，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有利的。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他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的上层领域有着广泛的经历和交往。另外，他估计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在共产党阵营里，他可以对许多中共的领导人以师生相称。他曾多次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司徒雷登希望找到与中共建立工作关系的途径，但是，这位老师也随时准备对他先前的学生加以责罚，如果他们被证明是不顺从或是不如老师之意的话。这样，他就要警告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予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给中国人民”。
向国务卿提出这一建议后，司徒雷登觉得有些不妥，便强调说，他不会将这一警告作为官方信息转达，“更不会作为带有任何最后通牒性质或威胁性质”的信息转达。
美国国务院于4月6日回电司徒雷登，批示他在南京呆在共产党进城建立稳固的政权为止，届时再回华盛顿蹉商，并授权他与“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当面向他们陈述他建议中的要点，但不要带有威胁和最后通牒的色彩，尤其不要讲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会“援助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或“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一类的话。在国务院看来，这类话即便是由非官方的形式讲出来，也会被理解为一种威胁，而且，“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义务”。对华盛顿的决定，司徒雷登本人感到满意，他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院消息，答复了我们大使馆的电报，批准了先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在南京城内，虽然解放大军尚未进城，但在城里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已急急地逃离了。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党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忙前来拜访。他是代表李宗仁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的。但是，司徒雷登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只好悻悻然地走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静静地呆在家中，密切关注着城里的一切，他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秋毫无犯，比较国民党军队那种贪婪和腐败，他不得不为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所叹服。但是，司徒雷登也忧心忡忡。原来，共产党进城之后便宣布，中共不承认国民党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侨民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就没有过去那种特别权利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秘书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认为显然是很有利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的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听说黄华此来是专门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对于南京解放后滞留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寻找机会与中共接触以探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问题，中共中央作了认真的考虑。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他指出，如果美国包括英国如能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讨论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队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了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中国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司徒雷登进行首次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想，眼前这位学生能为自己解忧排难吗？司徒雷登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这位学生。黄华当即驳斥了他的老师。
第一回合结束后，司徒雷登见硬的不行，就话锋一转，以抚慰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他对黄华诚恳地表示：“我的有生之年为日不多，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政府真正民主，崇尚国际友谊。”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举出一系列“标准与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黄华首先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他还说，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府，纯粹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共产党尚未建立起任何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在建立起这一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表示说，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援蒋，不再参与中国内战。
黄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司徒雷登指出，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很了解。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雷登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于是，他通过傅泾波向黄华表示想去北平参加燕大学生毕业典礼，想借北平一行，寻找机会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黄华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鉴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但考虑到与美国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通过非官方联系比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允许否？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中共中央决定由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于是，陆志韦给司徒雷登发出一封邀请信，请司徒雷登到燕京大学访问，并暗示此次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6月28日，根据中央的批示，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欢迎他去燕京大学过生日，同时他去北平将像一位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一样受到欢迎。黄华的邀请是1946年马歇尔来华三年后中国共产党向美国作出的进行高层接触的一次重要表示。司徒雷登感到非常高兴，但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7月底休会，而且当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请示艾奇逊。
艾奇逊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但最终还是没有同意。7日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要求他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未能获准，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
北平之行流产，司徒雷登并未放弃努力，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他通过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同中共领导人保持联系。曾向中共领导人传递五点内容，其中重要的两点是美国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要了解中共是否尊重联合国宣言中所列举的人权，是否会发动世界革命。中共领导人仍通过陈铭枢告诉司徒雷登，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司徒雷登拟议中的北平之行已遭美政府否决，他的这些努力已无法挽回当时已趋彻底破裂的中美关系。他的在华使命也告终结。
7月25日，司徒雷登又同黄华见面。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他自己是“带着一种狼狈的感觉”从这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脱身的，黄的思想是“不能通过辩论或事实摸透的”。这位大使曾希望通过讨论来改变共产党的见解，但到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见解”。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南京回国，从此再也没能来中国。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三天，美国国务院即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还未到时发表，显然是有意而为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白皮书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掀起了斥责美国白皮书的热潮。从8月14日至9月16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就相继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五篇文章，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
1952年底，司徒雷登正式向总统辞去了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职务，息声政坛，隐居郊外。1954年，他在美国发起成立“自由中国基金”。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寓所逝世，终年86岁。著有《启示录注释》、《传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回忆录》等。
【作者点评】
作为一名教育学家，司徒雷登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使之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学校，为中国尤其是为共产党培养了一些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
司徒雷登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但他在观察中国问题时，还是带着一个外国人常有的隔膜感。他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竭力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对中国未来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轻视。他拜倒在蒋介石“领袖式的人品和有吸引的魅力”之下，长期从美国利益出发，为蒋介石卖命，支持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成为蒋介石的义务顾问，还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蒋介石的人”，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他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更是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随着蒋介石在内战中屡遭失败，司徒雷登决定抛弃蒋介石，转而支持李宗仁。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在南京逗留，谋求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新关系，企图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开创中美关系的“新纪元”。结果，只是痴人做梦，白费心机。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