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学是当时众多的杂牌大学之一，校长是刘海粟的姐夫周静豪，周校长为了把这大学办得像样一些，颇请了些有声望的人在此兼职几节课，招徕学生。它坐落在上海郊外的江湾路，虹口公园的后边。四面都是田园农舍，倒是有点安徒生童话中的那种田园生活，在离都市不远的地方，一排枯树，点点荒坟。郁达夫刚刚安排好自己的起居，立即上街买几本旧书，又与田汉等人到苏联的驻沪领事馆看芭蕾舞。然后打算进行新的工作，致力于创造社出版部的改组。他知道，从现在起，他已经不再是教授而是一个“文人”了。
他立即每天上出版部，找人谈话，谈整理出版部。偶然看看报纸。
报纸使他大吃一惊：革命军已经入浙，而且报上刊载孙传芳的残部正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富阳对峙，准备打仗。郁达夫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老母，现在信息不通，大兵压境，真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暗暗地怀了心事。上海的报纸也没有忘记郁达夫，使郁达夫觉得好笑的是，众多的小报都登载着他从广州返沪的消息，甚至有几份报纸认为郁达夫在南方无力攫取高官官位，有心甘居下贱云云，闹得他哭笑不得。
有一天，郁达夫上四马路理发，从广州上船以来，已好久没有注意他的修饰了。隔着玻璃窗他忽然看到一个挺熟的身影，那不是老友徐志摩吗？在他的身边有个漂亮华贵的女郎，不消说，那是名声显赫的陆小曼女士了。郁达夫从熟人那里听到徐志摩夫妇正在上海，而且徐志摩他们《现代评论》社、新月社的大本营也早已从北京移到上海。想不到竟会在这里会面。他立即招呼他们，他们同时大叫意外。
徐志摩的确是个幸福的人，比起郁达夫来，无论从根基到人缘都要好得多，他们是朋友，可他们实在不属于同一个阶级。当郁达夫为了生活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的时候，徐志摩已悄悄地建起了安乐窝，现在他们的理想成为现实，天才配美人，郁达夫好不感慨！
他们谈论着浙江杭州一带的战事，知道在杭州一带已经开火，他们的老家分别在杭州的南北两侧，怎不忧心忡忡呢？由于是理发之时，他们互相道声珍重，交换了地址，并言明相互通声气就分手了。
郁达夫毕竟是郁达夫！到上海席不暇嗳，就准备上马了。尽管他的心里十分焦躁。战火中的娘亲，故都的妻儿，还有这出版部的事业都剥蚀着他的心。但又有什么办法？远方的亲人无能为力，他业已开始了新的文人生涯。创造社的两个刊物等着他来安排：《创造月刊》第六期，《洪水》第二十五期，都有赖他的稿子。他是个极端负责任，且雄心勃勃的人，他需要的是质量，需要的是影响。他发觉很多的稿子都不能用，他正在自己编写，赶写……
他有太多的不满足！他是个凭感觉办事的人，有时往往凭痛快的宣泄行事。这样的个性容易引起轰动，反应强烈，遭人唾骂，在他这五、六年的生涯中也屡次这样，遭人误鳃。他写过《沉沦》、《夕阳楼日记》、《茫茫夜》、《采石矶》、《茑萝行》等等，都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恼怒，这主要是他的心太直，那是心的宣泄，纯真的心表白、流露，使一部分人受不了。他的对象是一个社会，社会现象，他疾恶如仇，又心热似火，他呼唤着，有人说他是浅吟低唱。可不！他有直白的勇气，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气质的人并不多。
天气渐冷了，乌云压顶，下午竟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郁达夫在自己的楼阁上动起笔来。这江湾上的艺术大学一片幽静。偶然听到贵妇人们乘坐的汽车响着喇叭，一会儿便恢复静谧。郁达夫想得很多很多，他的想法从祖国的北国大腹便便的北洋军阀，想到祖国的南国那种如火的革命激情，那一种利用青年的狂热进行政治投机的政客，郁达夫了解得太多了。郁达夫心里很是不快，半年多的交往，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观察，有时产生了一种幻灭的感觉。在他看来，广州的军政首脑与北洋军阀没有什么区别，是一丘之貉！特别是现在，北伐军内部也是一片乌烟瘴气。从一些学生、朋友的来信中他知道，革命队伍中的确存在着独裁者，存在着个别自我崇拜的革命队伍中的旧军人，他了解的不少，特别是******。在革命的营垒中不少人已唱起赞歌，他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已被这些人窃取了。广东大学的学潮，湖南农民运动，军队的动向，都使达夫满心不悦。他有预感，革命已产生了危机，也许进入了死胡同。他太悲观了。他要把这一切宣泄出来……
中国的一九二七年的确是惊天动地的一年，它是中国走向黑暗，存在光明的一年。在这个年月的最早阶段，有人预期到它的危险，但更多的人却满怀喜悦，包括共产党人的中坚分子，只有个别伟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两股势力在争斗，左右两派在决斗，而****已的确呈上风之势，在这些清醒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后来扬威世界的******，还有一个竟是我们的郁达夫！
郁达夫着手写一篇好长好长的政论：《广州事情》。它反映了广州政府的阴暗，预见了它的危机，郁达夫是刚刚从广州来的，他知道太多的人，******、戴季陶、朱家骅、汪精卫、胡汉民……，他也听说过******、邓演达、宋庆龄、******那样的人，但是他觉得****右派之问，并非势均力敌，而是一派在那里扬威作福，一派却无形中消失了。实际上左右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与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这些人操守不廉洁，不给民众代表发言的机会，实行个别的党化教育，而政府却在指鹿为马。如中山大学的学生鉴别，中山舰事件记忆犹新，一些****的学生、教师、军人都受到迫害。郁达夫认为广州的事情复杂得有点离奇，他认为这一次革命离民众的理想甚远。我们民众还应该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还要尽自己的力量做第二次革命的预备，他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多字，将它登载在《洪水》第二十五期上，他用了自己的化名叫回归，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了化名，他知道这篇文章是颗重磅炸弹，难免挨炸的不是自己。
郁达夫精力充沛，他是创造社首屈一指的实干家。在创造社中他本来就是一个最有社交能力的人，最能写作、最容易动感情的人，但他的人生道路太曲折，心中蕴藏着太多的不平。现在他一方面动手写作，自己写小说，一方面动手编《洪水》、《创造月刊》第六期，夜里还得读读英文与日本书，另外，这一次回沪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出版部，实行创造社内部整理，与同人开会。郁达夫心高气傲，他的要求也太严格了一点，他哀叹，现代的青年根底太浅薄，不能信任，他的批评同样惹得那些伙计们不高兴。他自己尽管心中满怀怨苦，念妻儿，念老母，干脆自己动手写作小说，写了篇《过去》，那是明显的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
辛苦了几天，万事俱备，都有些眉目了，《洪水》已经付排，《创造月刊》稿件也完成得差不多了，另外他对创造社内部认为质量不高的《幻洲》砍去。虽然惹得伙计们老大不高兴，但毕竟使工作踏上了轨道，郁达夫现在更雄心勃勃。正着手续写一些以前未完的剧本、小说。着手做着《迷羊》、《蜃楼》、《她是一个弱女子》、《春潮》、《清明前后》，他是一个心雄万夫的人，现在正集编、写、评于一身，他打算翻译屠格涅夫、但丁等人的著作，同时他还打算作《文学概论》、《小说研究》，作一部中国文学史，介绍一些世界名家。他雄心勃勃，人家那时谁有这样的规划呢？如果不是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变故，郁达夫是完全可以有更多的作品问世的。
可惜，在郁达夫的心底里，冥冥之中谁也预计不到不久的将来变故那么多，家的变故，国的腥风血雨，……
郁达夫对自己的计划兴奋得很。干头万绪，纷至沓来，来沪不到半个月，他编了《洪水》，又编了《创造月刊》，都先后送到出版部去了，可到了出版部，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以前有几个伙计提出要来出版部弄出几千块钱，去与另外的书店联合，打算与出版部捣乱的计划，郁达夫十分不快，搬回出版部后发觉，上、下午的上班，伙计们姗姗来迟。有一天郁达夫一个人在出版部做了不少的工作，直到下午五点钟竟还没有一个人来上班。他怒气冲冲，又郁郁寡欢。没有法子，他只有到酒馆里去饮酒，饮酒后又到电影院去。心情不快，他一个人跑到酒店里喝酒，一碗又一碗，一连十几碗，颇有武松打虎之前的酒量。他找人谈话，找叶灵风他们一谈就是两个钟头，发觉伙计们心头十分抵触，更是悒郁得慌。
郁达夫心中十分不满，可又不便发作，工作之余，他只得上书店，上酒馆，找朋友消磨时光，解除自己的疲倦。四年前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仇敌忾的现象没有了，他时常想起郭沫若、成仿吾，想起厦门大学的鲁迅，要是与他们在一起该多么快乐！有时他与一些旧相识到新世界去坐，对酒当歌，可是他天生就是没有那么有闲，听歌曲音乐与他无关，终感不到有什么趣味，只有郁郁而归。他想去找徐志摩，但他不忍心打扰那纯情的一对，他不愿将自己的苦恼诉说于他人，惹人嘲笑。他更多地去艺术大学，周勤豪夫妇非常好客，田汉、蒋光赤，那边他一遍遍也去了，他试图解脱忧郁。但不能，心中烦忧太多。
有一天，郁达夫接到邮局的包裹通知书，知道孙荃特意为他做了件皮袍子，他心里感激得很，在这严寒的冬天，郁达夫正感到衣服单薄。
他立即上邮局取了回来，写了封情辞恳切的信去感谢她。他心中思念着她，真想早日赶到北京去与她抱头痛哭一场，他觉得荃君也太苦了。
他太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了。他总想多写书，多赚钱，用以养家。郁达夫一阵酸楚，为了这个家，谁知客居的孤苦呢？他希望有人安慰他。但是，在这十里洋场之中，谁能理解他呢？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他喝酒，逛马路，翻翻书铺的杂志。他从一本新出的杂志上看到有人做了篇文章痛骂他的剧本《孤独的悲哀》。他觉得奇怪，那刻毒的批评一点也激不起他心里的反响，是年岁大了？是生活磨光了锋芒？是自己衰颓了，没有情感了？郁达夫只有苦笑。
一天，郁达夫突然心血来潮，他要到内山书店去买书，那老板叫内山完造，是个十多年的中国通，为人厚道，与中国的新起的文人很有交情。以前郁达夫伙同郭沫若、成仿吾就经常到书店来，常抱回几本，这老板好客，生意颇顺手，除夫妇俩搞书店外，还雇佣几个小伙计。内山完造跑过大半个中国，不仅跑过东北、上海、江浙、安徽，也跑过河南，到过武汉、长沙，推销一种眼药，那纯粹是一个生意人，但为人厚道，他对中国人产生极好印象，后来他不推销眼药了，就跑到上海，开了这家书店，老板为人精明，借着他是日本人，书店中常常摆着一些进步的书籍，因是日侨，政府并不过问。三来两去，郁达夫与内山老板熟悉了，有时径直进人店堂与老板攀谈。那天他正在与书店老板攀谈，忽然门外来了个青年男子，郁达夫一眼看出，那是他的杭州老乡，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孙伯刚，他们在日本就学时颇有交情。郁达夫在东京帝大就读的时候，行将毕业时，他还是刚刚考进高等师范，因为同说杭州官话的原因，郁达夫知道他竟是个“之江大学学潮”时一个同学王仲瑚的亲戚，后来颇有几分交情。那孙伯刚一转过来也认得他。
“嗨，真是你，你不是郁达夫吗？听到你与老板的讲话，我就想到你，好几年不见了。”
“是伯刚！你怎么会来到上海，我听熟人说你正在省立温州十中。”
郁达夫突然他乡遇故知，十分高兴。
“你不是去广州了吗？怎么回上海了。”
“我才回来不久。”
“住在那里？”
“住在创造社，你呢？”
“我住在法租界，马浪路尚贤坊。”
内山老板见来客是郁达夫的熟人，立即关照伙计泡出两杯茶来，两个老同学见面分外愉快，细细地谈论着，谈论到福建军阀周荫人部溃退入浙，他们从温州来上海的经过，郁达夫也谈论着他在中山大学的前后，谈时代的险恶，朋友的升沉，并告知他，这一次来出版部是受同人之托为了社务。孙伯刚也一五一十将自己结婚之后的情形告诉郁达夫，并且说自己近来正好为一书店编书。后来他们互相问清了门牌号码，约定郁达夫再去看望孙伯刚。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十四日，一个晴暖如春的冬日，郁达夫穿着妻子刚寄来不久的皮袍子，乘坐汽车，倒觉身上还颇热络。因王独清来信说想到上海来而苦于没有路费。郁达夫立即到光华书局去准备为他取自己的几块稿费，他在半年前就已把自己的几本书稿卖给他们，理应可以支出。可主人不在家，郁达夫很是失望。从光华书局出来，他就上孙伯刚那里去。他记得那个地址：法租界的马浪路尚贤坊四十号楼上。
郁达夫原来是准备在这里消磨半天时光的，老同学见面，谈谈过去，谈谈熟人，联络联络感情。他来到尚贤坊四十号，发觉那是一所颇为宽敞的房屋，比起创造社的亭子间来要愉快得多。他还在楼下就大声叫着孙伯刚的名字，顺着扶梯上楼，孙伯刚十分高兴，口里叫着达夫，把他迎了上来，孙伯刚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太太杨掌华。郁达夫爽快地说：
“哦，这位是孙太太。我和伯刚是朋友，以后要常常走动，请太太不要客气。”他说着应酬话，一边却双眼紧紧地盯着孙太太后面的那位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