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里郁达夫还不曾想返回广东，反正暑假到了。当他的朋友们在广东忙于解决文科学潮，参加大学革命的时候，郁达夫尚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与妻子孙荃共同沉浸在痛苦中。孙荃病了，那是被失去儿子的巨大的悲痛击倒的，她的母性受不了那种巨大的痛苦。郁达夫发觉他的妻子心情比他更坏，身体更糟，精神折磨更多。有时睡到半夜，她突然坐起来。到处摸着，叫着，“龙！龙！”等她真正醒来的时候就哭起来。一次，他们正在午睡，骤然间孙荃滚起来，鞋也不拖，光着袜子，跑到上屋里，并且掀着帘子，跑到院子里。郁达夫也莫名其妙地跟了上去。只见她满院子寻找什么，呆了一会儿，她又放声哭起来。并且抓着达夫大叫：“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龙儿叫我。”哭完之后，她告诉达夫，在半睡半醒之间，她听见“娘娘”地叫了两声，那声音是龙儿！她说，的确是龙儿回家来了。
郁达夫极不放心妻子。虽然他并不满意这一母亲包办的婚姻，可l他同情可怜自己的妻子！他们时常抱头大哭。他知道，贫贱夫妻百事使，啊，他只有痛苦和悔恨的泪水。
有一天，徐祖正来邀他，要他给自己写一本书评。徐祖正在课余时间写了本小说，《兰生弟的日记》，要郁达夫为其写一个序。郁达夫很爽快地答应了。徐祖正并且告诉他，鲁迅先生有意南下厦门大学去教书，并且已经接到聘书。那大学的文科学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并且告诉郁达夫，现代评论的西滢教授，就是陈源写了些西滢闲话，其中有一篇《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将鲁迅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两部书入选，一起入选的还有《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诗歌选了郭沫若的《女神》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玉君》，还有冰心的《超人》与白薇女士的《丽琳》。郁达夫听到徐祖正说的《西滢闲话》颇不以为然，西滢不就是凌叔华的丈夫嘛！他不仅认识，而且耳闻他的丑态甚多。一个西崽，他从徐志摩那里听到了，也从鲁迅先生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评论。那是个十足的英美式的绅士，不就是孤桐先生所赏识的“通品”嘛！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把女师大视为臭毛厕的绅士、教授。虽然与徐志摩他们同是朋友，郁达夫觉得徐志摩是同学，一团和气，一派天真，可亲可友，但那西滢先生却是花花公子，盛气凌人。郁达夫与他是相互排斥的，那一种关系是财主与穷人，不一样。郁达夫从徐祖正那里听到鲁迅即将南下的消息，他倒以为是要特别地给先生送行一次。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正是一个大晴天，郁达夫乘车来到砖塔胡同。
半年多来，郁达夫来这里并不多。何况他懒于写信、应酬。虽然心心相印，但生分了。他穷于应付生活，但友情独钟，他崇拜他的先生。
还是一样的四合院，还是一样的槐树、枣树。郁达夫轻敲小门，来开门的竟是先生自己。
“哦，郁达夫！是您！”
“先生！”
他们愉快地呼喊着，端详着。他们都瘦了！半年的离别，人生之旅的颠簸。但他们又见面了。他们手拉着手，一同来到先生的书房。
“先生，听几个老朋友说起，您准备近日去厦门，今天特地登门，不知几时成行？”
“总在八月中吧！”鲁迅吸着枝纸烟，“课已经辞了，船票未有定期。
三天前，接到厦门大学四百元的路费，成行总在这个八月里，你是几时1南返的？是否同行？”
“总在这后个月吧！您知道，我的命运不济，永远是道途坎坷，与自：
己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区别！近年奔赴于京、汉、沪、杭，现在又去了广1州，没有几天平安的日子，一个儿子也留不住，而且妻子柔弱多病，为了思念孩子，她也病了……”郁达夫说着，眼圈儿红了。
他们唏嘘好久。郁达夫制止了自己说：
“先生，您是几时接到厦大的聘？不到广州去嘛？”
“我是月初接到林语堂的信，他现在已经是厦门大学的文科主任，这个好好先生在‘三·一八’之后，不愿在北京呆下去，却受了林文庆博士的聘书，三番五次来信，叫我也去。这北京文坛乌烟瘴气，有什么好留恋的？只有北洋军阀，腐败官僚，只有新月，现代评论之流！既然现在北京的官场、文坛空气恶浊，何不到南方去走走？至于广州，那个热闹的地方，我也许会去的。现在有志气的文人都去跑上海、跑广州去了。也许我还要到广州去，与你们创造社结成统一战线呢，创造社一群人，有的是冲劲，虽然是学生，但后生可畏呢！”
郁达夫听了十分高兴。他告诉鲁迅先生，“创造社可确确实实是个搞学术的社团，郭沫若、成仿吾一群，心直口快，勤于写作，也的确是好人，真欢迎您先生南下，也许我们会在广州会面呢！”
他们谈到章士钊，谈到杨荫榆，也谈到湖南帮的《现代评论》，郁达夫与现代评论社有较多的交往。他们谈到鲁迅状告章士钊，郁达夫说：
“看起来，现在北京的形势与早几年相比，实在不一样了，正直的人一样吃不开，只有那些与当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才到处吃香喝辣，硬气的人，总老是碰壁，走华盖运……”
“所以总是巴儿狗、狮子狗、秃尾巴狗们的天下，一切狗们非打不可……”
郁达夫高声大笑起来。他看到先生的书桌上放着本《欧罗巴》，法语。郁达夫问：
“这是您先生买的？”
“不，这是一个叫敬隐渔的先生送的。”
“敬隐渔？”
“你认识？”
“哦，是我们创造社的一个社员呢，怎么不认识？他以前住过巴黎，与王独清很有交情。据说，他打算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是在一九一五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长篇巨著。”
郁达夫翻开了那本法语杂志，那上面有罗兰大师评论中国文学的文章。鲁迅先生还谈到不久前敬隐渔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谈及罗曼·罗兰先生读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并且对《阿Q正传》一书作了很好的评价，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创造社”。大概罗兰先生知道中国有个创造社，就寄到那了，可他却至今没有收到那一封请创造社转交的信。
郁达夫不胜惋惜，表示自己回广州过上海时一定查一下。他们谈了很久很久。
即将告辞了。外面又来了客人，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前来拜访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说：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创造社的大作家郁达夫先生，我的朋友。这是密司许，女师大，我的学生。”
郁达夫还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未来的夫人，他们正准备结伴南下。
国家的形势变得好快好快。一九二六年，无疑那是一个动荡的年月，政治，就像一个万花筒，变幻莫测。南北对峙的局面依然如故。正是北方军阀互相攻战的年月，南方政权改组。******窃居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要职。七月初，南方的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挥师北伐：一路入闽，一路入赣，一路入湘，入湘的军队当月就进入长沙。从广东中山大学传来信息，郭沫若在七月里参加了国民军，随军北伐，请郁达夫火速回广州。鲁迅先生也于八月下旬南下厦门。郁达夫安顿了怀孕的妻子，别离了兄嫂和侄辈、朋友，在十月初：
才买舟南下。
一个人在旅途上，郁达夫依然沉浸在愁苦之中，难遣的哀伤萦回脑际。那种父子之情，母子之爱，并没有使时间的推移而疏淡，却时时感到哀伤。郁达夫经过上海，在上海作了一周的逗留，在沪上才知道，在广州创造社出版部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理事会选举了创造社总部第一届理事会与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使郁达夫大惑不解的是这理事会与郁达夫的心意并不合拍。沫若从军去了，无可厚非，郁达夫的名单竞落在王独清之下。且看《理事会名录》：
总部第一届
理事会主席：郭沫若
常务理事：成仿吾（会计兼总务）
王独清（编辑）
理事：郁达夫
张资平
周全平
许灵均
穆木天
李初梨
《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
总务委员：郭沫若
编辑委员：成仿吾
郁达夫
会计委员：成仿吾
监察委员：张资平
王独清
郁达夫还从上海获悉了《监察委员名单》、创造社章程与创造社出版部章程。他对这些新出的玩意儿浑然不觉，心中只觉好笑，正应了一句话，山中才七日，世上几千年！王独清还成了常务理事。上海出版部的工作，郁达夫去看了几趟，总是不顺心，对那些小伙计的做法，郁达夫很不以为然。郁达夫五日写了篇《一个人在旅途上》。八日又为《创造月刊》写了篇《非编辑者言》。其间，他着手编纂了《创造月刊》第五期，他知道成仿吾虽然身在广州，却忙于处理中大风潮。郭沫若已随军北伐，而王独清与穆木天却在广州代理了郭沫若的事务，直到那一个月的九日，上海有轮船去广州，郁达夫又匆匆收拾行装出发了。
郁达夫回到广州的时候，心情的确不好，简直糟透了。学校里依然闹着风潮。离别才三月，人事皆非。成仿吾又是去黄埔军校，又是到中山大学解决风潮。郭沫若已投笔从戎，加入了北伐军。校长已换成大名鼎鼎的戴传贤——戴季陶。文科学长现已由王独清代理。感到气恼的是郁达夫自己的教职已被他人窃踞。郁达夫甚为悲叹：几文薄俸已被政客们抢去了。
达夫的南来，使成仿吾、郑伯奇、穆木天等人颇高兴了一阵子。自从达夫北上，沫若从军，虽然正式宣布了出版部与编辑部的成立，总有一种大不如前的感觉，郁达夫来得也正是时候。他们一起约会、上馆子、走出版部。王独清显得最起劲。可成仿吾对他不以为然，他们称他是“王独昏”。郁达夫对他也感到无话可说。此时，郁达夫显得十分寂寞，感到沉闷，在文科学院过了十多天，有说不出的烦恼。他又搬到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他忽然想起去京之前，将书箱存入学校，可搬回来打开一看，他大吃一惊，那书早已发霉发潮得面目全非，糟蹋尽了。他心里很是难过，仿佛这世界总是与他作对。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抢了，而这他顶顶心爱的书也不能保存，他感到毫无趣味，想哭、想咒诅。想杀人。
他太不顺心了。岭南的十月初，已是秋光满目。郁达夫的心情只叹惜自己日暮途穷。他想念他的妻子，他最不能忘怀的孙荃，早几天从故都写了信来，那信悲伤得很，郁达夫读了那信，满眼泪水。他真诚地写信给她，安慰她。他觉得天下之大，难以容他六尺之身。广州也同样难以立足。为穷愁所迫，他来岭南教书，可现在他又新添了人口，他想念妻子，也想念新生的孩子。
回广州一个月了，他现在担当的是中山大学的会计课教员，新发了一月的薪水，他马上汇款到北京。他现在已经极有责任感了，妻子、儿女在那边呢。郁达夫因薪水的锐减，又要在外面吃饭，现在不得不动手创作了，希望能支持家庭生活，一边创作，他还一边在译著，写点评论，并希望能卖几个钱。
广州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也是革命的策源地。这一次北伐，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被称做第一次革命，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广州也是一个洪炉。全国各地醒觉的青年都到这里学习革命，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外，追求革命的青年不在少数，从军的，求学的络绎不断。创造社的诸君子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来到这里。他们的小书店——广州的出版部分部也越来越热闹，尽管只有个藤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创造社、新潮社等出版的刊物作品，郁达夫总是时常来此坐一会儿。在广州，这是他经常可去的地方。他也常常与一些头面人物来往，如戴季陶、石瑛——他从武昌师大败下阵来之后，也跑了广州，与他们谈广州政局，谈北伐形势，谈两广的人心。有时他与一些小青年厮混在一起，谈作品，他很为一些无知无识，而以作家自命的青年羞愧。
他也去拜访仿吾，可仿吾是个大忙人，老是寻找不着，有时找着了，倒是到聚丰园诸酒楼饮酒，一直饮得酩酊大醉。有时他也去看沫若的家属，沫若从军去了，把他的家眷丢在广州，安娜不得不关照着病兮兮的几个孩子，使郁达夫看到她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妻子一阵没有来信，心里就不是滋味。心里很不愉快的时候，他常常到外面去逛大街，或者竟跑到酒楼一个人喝闷酒。他正在着手写一个长篇，那是《过年》，他总是对自己不满，对周围的处境不满，可是他总是下决心要写个像样的东西。而王独清、成仿吾老是来他处，他们在催稿，为了《洪水》的续出，在挤他的文章。郁达夫有时总觉得自己老了，不如三两年之前，在上海与沫若、仿吾在一起是何其勇猛！可现在，心情不愉快，家境不愉快，国事不愉快。他觉得现在无聊之极，请吃饭的，拉空天的朋友倒不少，他的心里却显得特别阴晦、灰暗。
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北伐节节胜利，可在这广州，革命的大后方，却已是一片乌烟瘴气。郁达夫很是失望，戴季陶、朱家骅，还有……，那些无聊的政客恶棍，又是讲演，又是开纪念会，那些讲演、纪念会上高唱的是什么？是三民主义，是吹嘘******校长，隐含着国共合作中的火药味。郁达夫一肚子的不快，他心里知道，他不能与他们合作，广州政府并不太平。他满肚子牢骚，老军阀还在北京横行，可新型的政客，军阀已经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