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时代不同了！广州毕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来自全国的广大学生心中早已播下了新文化的种子。何况这是五卅运动之后。追求革命，追求光明的学生们早已不同于武昌师大国文系的学生。郭沫若本身也与他人不一样，他依然是一匹火凤凰，这火凤凰是越烧越能闪出它的金光的！在风潮里，郭沫若代表着前进，代表着革新。在广东新政府中掌管的人毕竟是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不是旧军人与旧政府！虽然那些举人贡生们与基督徒一中一西，但在广东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毕竟是过时的东西。由这些废物来执广东大学文科的牛耳，广东大学能起色嘛？学生能有生气嘛？现在这些人跳出来了，郭沫若对他们的恶意诬告，针锋相对，在给校长的信中他据理力争。郭沫若并非在武昌师大的郁达夫，他不是孤军，广东大学毕竟不是武昌师大，创造社诸君子都在他的身边，这里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还有一批了不起的青年学生军。广东全省，广州全市，他们的周围，毕竟是在革命圣地之中，并非全是封建渣滓。
郭沫若到处讲演，他声明：沫若此次来粤，非为素餐而来，而在于教务之革新。他对早含敌意、故意刁难、小题大做的教员极为愤慨，他哭国家之前途，痛恨为一己之私而任意****、牺牲学生光阴的教员，提出对以****相要挟，激成学生风潮且又有捏造诬陷捣乱之恶行的教员，应予处分。否则只有自己辞职，沫若的讲演、声明得到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支持，为了明确表示对郭沫若改革学校的热忱，反对改革阻碍，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数百本科同预科学生同时组成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同学与教职员工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的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的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结果，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可见相反的意见、宣言，同时披露报端。最后以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等****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大会，通过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郭改革文科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在广东大学形成更大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在同人、学生、校方的支持下，不但没有倒，反而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一行十五人遭到校方的斥退，那是后话。
郁达夫是带着浪漫主义来到广州的，他向往革命的广州，他厌恶军阀混战的北洋军阀政府，在武汉、在北京、在上海，他看惯了那些横行不法的军人、土豪劣绅、洋人买办。广州，在他的心目中，那是一方净土，是圣地，他对领导了推翻满清政府的孙大总统——孙大元帅有前所未有的好感。他拜访了不少名人，也拜见了在汕头不遇的老同学真正的共产党人彭湃，也遇见过不少新的政客、党魁，南中国的若干首脑。他感到失望，又一次感到彷徨，他太敏感了。“三二零”事件，广东大学文科风潮，国民党的全会，西山会议，使他感到扑朔迷离，在他的潜意识里蕴藏着心理的危机，凭着诗人的直觉，他觉得老军阀——新政客一路货色，都是压迫人的货色，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他们的积极不同，过多的信息，使他不由自主地对广东政府发生了失望、失落感。他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不由自主地与郭沫若他们说起，沫若、仿吾他们批评了他：
“达夫，你太消沉了！”
达夫未置可否。文人的直觉，具有先知的成分。他永远不可能有沫若、仿吾的乐观，更不可能有王独清的梦幻。他怀疑自己，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广东大革命，这北伐运动的前夕，人际间的组合极不健康，他的看法与伟大的******不谋而合，城市、乡村存在着左中右不同的阶层，旧意识、旧气质时刻主宰着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有人更多地看到光明，而郁达夫这个从苦海里挣扎出来的诗人，却更多地看到了它的阴暗面，以致半年之后，他与郭成两位好友意见相左，一年之后，他矛盾激化，以至于分道扬镳。
郁达夫竟这般命苦！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儿时的记忆，包括在杭州、嘉兴诸地读书，在日本的求学，在安庆、上海、北京、武汉，以至于这广州，他不可能有五月以上的安稳，不是迁徙，也要得病。他的心理不平衡是一个因素，可仿佛冥冥之中有鬼神与他作对，他心里孤苦零丁，经年漂泊，这一次他眼看要在广州住足三个月，尽管遇到文科风潮，可他的命运不济，五月底，他收到孙荃从北京拍来的龙儿患脑膜炎病重的电报。
“龙儿病重！”郁达夫大吃一惊。他匆匆地与郭沫若、成仿吾话别，到校长处告了假，离开谈天说地的朋友，买了张先到上海的船票。
上海的朋友们在等待他。二六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郁达夫的著作颇丰。《文艺论集》正由光华书局成型出版，《戏剧论》也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翌月可以出版。他们曾写信来广州，请郁达夫无论如何去上海一次，出版社的一些小伙计建议郁达夫出一部《达夫全集》，郁达夫也有这个意思。郁达夫还受命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顺便去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了解近况。
六月十四日，郁达夫到达上海。去了创造社，写了《达夫全集》自序，且与两大书局作了联系。没有多大的停留，他马上火急火燎地换船到天津，他没敢停留，当天就赶往北京，直到深夜才到达北京的家。他到了什刹海的住家，门儿紧闭，他见到了门上贴着张白纸条儿，他急得心里乱跳，从夜色中赶到他长兄曼陀的家里的时候，看到了衰病瘦削、满面泪痕的妻子。他全明白了，他的儿子就在端午节的那一天离开了这苦难的人生。
郁达夫的耳朵轰地响了起来。“龙儿死了！”他不敢相信，他不愿相信，那个可怜的小孩，那可爱的孩子的一桩桩一件件事，都在他的心中浮现出来。他去武昌，不是他龙儿与荃送他离开北京么？他南下上海、广州之前，在秋风萧瑟中，不是他们母子一直送他到东站么？郁达夫真想大哭一场。
夜饭过后，郁达夫、孙荃无情无绪，一直到就寝，兄嫂、侄辈离去之后，他们才紧抱着痛哭，他们只能哭，哪里有说话的功夫？哭得铁人也掉泪。
痛苦太多。那小生命，那望其成龙的龙儿何曾有几日安稳的日子？
郁达夫心中有太多的痛苦，他的妻子何曾没有痛苦？人生的道路，在那些花花公子，那些军阀政客之家是那么如花似锦，可对于小小的贫民百姓之家来说是意味着多灾多难！有时他想想真有英雄迟暮的感觉。一个满腹经纶、胸有丘壑的才子，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永远是坎坷不平，失意多灾的。这，郁达夫不是不知道，可他不信。他没有投机取巧，没有钻营的能量，他只相信自己的手与笔。他懂得多种文字语言，他也认识不少社会名流，可他失之太博，太直率，太敏感，太抱希望。他在几个大都市中穿梭往来，为五斗米折腰，可运气太差。他太刚强，又太自卑。
他太多情，可社会又太无情。他富有才情的笔，只能写出心中的忧思烦恼！这个家，他负责太多又太少！他抱着对死去的儿子太多的忧思！
一个上千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竟安不下他那小小的家庭。他常常想起那叹苦嗟卑的黄仲则的诗句……
他与他的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加在一起多少？屈指可数。
二二年是他儿子出世的日子，他们一直分居两地，二三年北上京都，到了二四年才接他母子俩到这可恨的京华。到了二五年初，他又屡次奔于京汉之间，又到上海落脚，转眼又来到这岭外烽烟之中，何曾一次住满三、四个月以上，他觉得自己愧对死去的儿子与伤心的妻子！
也是命运不济，妻子为富阳的老母所厌烦，只得侨居北京，只有那二四年一度与亲爱的妻、子同住，以尽父子夫妻天伦之乐，可孰料这菲薄的施舍，刚刚走出京城的郁达夫，同时也夺走了对孩子的父爱！郁达夫满眼泪水……
第二天上午，郁达夫和他的妻子同往妙光阁的广谊园。那儿正躺着他可爱的龙儿。寂静的坟场上静得要命，郁达夫望着那小小的土堆十分伤感，当他看到那为了护理孩子，如今被悲痛击倒的妻子，倍加伤心感受。孙荃抬着瘦削的脸孔，含着泪水将龙儿一月前得病，到端午节临死时的痛苦述说给达夫听，更把龙儿病中思念爸爸，叫着爸爸的经过述说给他听，使郁达夫更加伤怀！啊啊。老天，你为什么夺走我惟一的安慰呢？他心里十分悲苦，郁达夫陪着妻子在南货店里买来冥府的纸钱、钞票，烧给了逝去的儿子，在那里，他驻足良久。
又是一天，郁达夫硬要妻子一起搬回什刹海的旧居。为了探望儿子的痕迹。郁曼陀夫妇俩无论如何也劝不住，他要回什刹海无论如何再住他一二个月。
搬回什刹海，的确，满眼都是伤心事。他看见了房里砖地上是几堆烧纸钱的痕迹！他看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两棵枣树！他想起去年与龙儿一起摘取葡萄枣子时的神情，他想起往年的夏天，他与龙儿一同行走于什刹海的柳荫之中，可如今，有什么呢？枣树上照样结满青青的枣子，有些枣子老熟了，半夜风起，郁达夫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落枣这声。
听说郁达夫从广州北上，来了达夫的若干朋友。那之中当然少不了张凤举、徐祖正诸人，马氏兄弟，沈氏昆仲，也有快乐的徐志摩。他们都给郁达夫以安慰。郁达夫拜访了胡适、周作人和鲁迅，他是一个直率，随和的人，在南北文坛上颇有人缘。可人家与达夫相比，生活要顺利得多，人家是大学教授，大编辑，有几个像他的？郁达夫的心确实伤透了。
在文学上郁达夫倒也有些顺利。二三、二四年之后，现在是他的作品多产的时候，出有新著《文艺论集》、《戏剧论》、《小说论》，准备编著全集等等，可人生太不自由，郁达夫饱尝了人生的大痛苦。郁达夫在家足足痛苦了一个多月。
来达夫家最勤快的是徐志摩。老同学也曾遇到不顺心的事，可他现在却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徐志摩永远是一个理想家，他比郁达夫更有理想，更加幸运。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向往欧美，也向往革命后的苏联。他的老子有钱，用不着为了几个钱发愁，他虽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毕竟是一个名绅的惟一后代！他与郁达夫一样，是个五四运动的健将，反抗封建营垒，反抗人性的压迫，接受欧美资本主义的洗礼，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他满身的孩子气，名士气，喜欢结交中外的名士，不拘是诗人、作家、艺术家，他曾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在柏林毫不犹穆地与父母包办的张幼仪——他的妻子离了婚。
他回到中国，任了北大教授，是新月俱乐部的最积极的成员，他一团和气，写诗、演讲、接待名家。他是个爱神，备受京华名嫒的青睐，但他迟迟没有射出丘比特的神箭。一九二五年初，那时郁达夫为了生活，奔波于京沪，奔赴武昌。在武昌的前夕，有一回郁达夫遇上徐志摩，徐志摩满脸放光，他向郁达夫承认，他“又恋爱了”。
郁达夫并不感到意外，对这个理想家，他交往不少，他深知他的风流韵事。当他得知他的恋爱对象是大名鼎鼎的王赓夫人时，郁达夫也吃了一惊。
“陆小曼？那是京华的名媛，我一来这就听说过她的芳名，”郁达夫沉吟道，“那会有麻烦的！”
郁达夫不自觉地把那个名重一时的军人的地位与此事联系起来，军人，军阀，郁达夫不无厌恶，又不无对此事担心。
“那该怎么办？”徐志摩着急了。
郁达夫认真地说：
“志摩，你爱吗？你真的爱她吗？如果你真心爱，那就轰轰烈烈地爱下去，千万不要压制自己的感情，一追到底。你离得开她吗？”
“哦，离不开！一离开她，我就要死了！”
“小曼呢？”
“也一样。”
“那么，爱下去！为一个值得爱的人，爱下去！”郁达夫斩钉截铁地说。
徐志摩一振，但又悲哀地说：
‘‘那么，王赓又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他爱夫人吗？”
徐志摩摇摇头。
“那么就要看小曼了，她是一位刚强的女性？”
“不！她是一位柔弱、善良、多愁善感的女性。”
“哦，”郁达夫又沉吟了，“问题挺复杂，可是，关键在于小曼，她只要有良心，下决心离婚，王赓拴得住她吗？她毕竟是新时代的女性，受过西洋教育。她又不是王赓手下的兵卒！”
如今徐志摩挺顺利了。他于二五年的三月离开京华，游历了莫斯科、柏林、巴黎、佛罗伦萨等地，八月返国，写成了《爱眉小札》、《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翡冷翠的一夜》诸书。十月起，他主编《晨报副镌》。同年十一月，又主编《晨报副镌·诗刊》，与此同时，他与陆小曼的爱也感动了上帝，陆小曼也顺利地与王赓那个北洋政府的陆军参谋长离了婚。并且筹备不久以后与之结为连理。
生活竟这样残酷，徐志摩又要喜结良缘的日子，可郁达夫却死了心爱的儿子！徐志摩十分同情这个命运坎坷的同年同学，他也曾在一年前有过儿子彼得的死讯，他十分想为达夫分忧，可达夫心情悒郁，那时更多地在家里，他连门前的什刹海也很少去。看着那里的柳丝，听着那里的鸟鸣，他都感到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他只是偶然到他的哥嫂家里，或者偶然拜访一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