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了，月亮早已下山了，他们又回到宿舍。郁达夫还在轻轻地叫着：
“仿吾！”
成仿吾静静地听着，他依然睁着双眼，他静静听着郁达夫的倾诉，郁达夫痛心疾首地说：
“我好后悔！”
“后悔什么？”
“我觉得我最自私利己！二年前，我无论如何受气，无论如何吃苦，我不该在我们创造社根基未定之先，一个人独善其身地跑到北京去！”
“哦，不！达夫，我可一点也不怪你！”
“我不能原谅自己！有不得已的事故，或者有可托生命的事业干的时候，不要管它，实际上是盲人瞎马，渡过黄河，渡过长江，同样是无聊、空虚。我到京城叩食，到这武汉叩食，其结果还不是一样？一双双白眼，一副副白牙，恨不得把你吞吃了！这就是我的报应！现在想起来，要受到人家的虐待、嘲笑、轻侮，哪里不可以？可我却远离家乡，走遍京华，进人这武昌，哪里有这样的必要？我想起那些可怜的前辈，彭思啊，黄仲则啊，李白啊，还有海明威啊，谁不痛苦，不是自找苦吃？爱丁堡有什么？人家把他当成猴子！人家把他当成猴子呀，太太小姐不读他的诗，却要看看他的头盖骨是否突出，他的心是否有七个窟窿，而我也受人欺骗，终于离开我们几个情愈骨肉的朋友，为了区区的三十枚大洋，离开了值得拼命的事业，骑驴走马，积了满身的尘土，在北京污浊的人海里，游泳了两年，往日的亲朋星散，创造社成绩空空，而今又天涯沦落，啊啊！”
“哦，达夫。”不易动感情的仿吾也感动了，“达夫，你太伤感了！我不怪你，沫若也不会怪你。我们还有未来，你说对吗？”
郁达夫自怨自艾，他仿佛听到子规的声音：“不如归去，不如规去！”
“仿吾，你还不想睡么？”
“再坐一会儿。”成仿吾坐在那里，默默地想，想得好远好远。那是夜空，夜空深邃，有一些星星。
前边山脚下传来女尼庵的钟馨，接着又传来比丘尼《法华经》的诵声，木鱼的声音。
“那是什么？”仿吾说着。
“那是尼姑庵，女尼念经啊，该天亮了吧。”
“倒是有趣得很！”
“还有个漂亮的女尼姑呢！”
“哦！”
“如果在三两年前，我恐怕还会做篇又香又艳的小说呢！”
“现在为什么不做？”
“老了！不行了，没有感情了！”
“不行，不行，要是这样，我们还能办月刊么？”
不错，昨天，他们与张资平一起，谈起创造社的事业，把《洪水》办成周刊，再办一个月刊，这月刊依旧叫《创造》。有过《创造季刊》，可周转太慢了，他们办过《创造周报》与《创造日》，可周转又未免太快了！他们打算办一种月刊，称《创造月刊》。
“那当然又是一个问题。”
“别老气横秋了，你看人家沫若，人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汉！”
“如果上战场去，仿吾，我当然还能百步穿杨！”
“不行，这是未老先衰的话！”
“还不老么？有了老婆、孩子。亲朋好友一天天少下去，走遍天涯海角，只落下个百无聊赖！”
成仿吾不吭声了！他的年纪也大了，可还是孑然一身。去年冬天，他扶柩回长沙，他的哥哥客死在广东。一直到现在才能从长沙出来。
他长兄一家老的老，少的少，侄儿侄女，他的担子是何等的重！而现在，他们想把创造社重新兴起，他不黯然？成仿吾想得好远好远。
成仿吾在武昌还停留了几天，三个人在一起谈得好多好多，刚好在上海的周全平与郭沫若寄来了信，准备单独成立一个出版社，用大家集股的办法，搞一个自己的出版社。他们三个人一致赞同，一起回了封信。他们不想做人家的雇工。被剥削，受人家的闲气。他们议论了许多，盼望着创造社的复兴。
成仿吾走了！郁达夫依依地把他送到江岸。创造社，你会振兴的，他们默默地呼喊着。
创造社一直没有休息。那年夏天，洪为法从扬州来到上海，周全平也与他谈起恢复《洪水》。住在武昌、上海、广州的创造社社员书信频频往来，他们力图恢复，恢复“创造”。
武昌师大成了僵局，校长石瑛以校长的名义对黄侃实行解聘，但黄侃不予理睬，既不辞职，也不上课。一部分学生反对石瑛的决定，坚持挽留黄侃，甚至有几个暴徒冲进校长室，将石瑛一索子捆绑起来，施以武力威胁。各系的先生思想也比较陈旧，谁也不愿意学校有所变革，都站在黄侃一边。郁达夫看到这蛮荒的一隅，异常愤怒，在校务会上仗义执言，可一些教师、学生不置可否，有人认为他是石瑛请来的，对郁达夫并无好感，特别是国文系更是如此。啊啊。这狗洞！狗洞！郁达夫愤怒极了！
啊啊！这时产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发生了件大事，而于十五日，日本纱厂日籍职员在上海厂内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多人，上海工人总罢工，上海学生及各界为了抗议进行了游行示威，租界巡捕逮捕了数名学生。当时****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五月三十日，整个上海沸腾了，工人、学生、市民举行了大规模的万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聚集到老闸捕房，要求英国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时，英捕当局用棍棒殴打学生，最后几十个外国巡捕竞残忍地向上海游行群众开枪！
当场打死十一人，重伤八人，伤数十人，被捕四十多人，可恶的英国巡捕酿成了震撼中外的“五卅”大惨案！
血，把整个中华民族唤醒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起来了！
上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工会，总工会命令，自六月一日起上海开始总罢工！六月一日，辛亥革命元老，知名人士章太炎、褚辅成等十三人，为“五卅”惨案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收回租界市政。整个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五万多学生****，大部分商人罢市！任人宰割的中国人觉醒了，血案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波及全国，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香港、长沙、九江、南昌、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唐山、开封、郑州、重庆、成都、安庆、汕头、宁波、杭州、沈阳、旅顺、大连、哈尔滨各地都发生了罢工、****、罢市的热潮。
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声援“五卅”，举行二十五万人之大罢工，二十三日，广州工农十万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时，英、法帝国主义荷枪实弹对中国军民进行枪击、炮轰，当场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使香港、广州的工人更加愤怒，香港从六月二十九日起，二十五万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年零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
五卅运动也使部分有良心的官僚起来。据报，杭州各旅馆拒绝日本人住宿，来杭州的日本人往见省长夏超，以来杭州游览，住宿困难，请饬各旅馆不得拒绝日本人。夏超答复：“商人营业自由，未便压制。”
可武昌亦是死角，其他地方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可这里却沉寂可怜，依旧闹宗派，郁达夫痛恨这里的情景，忍无可忍，他只与石瑛告别了一声，未到暑期便悄悄地离开武师大，回到了北京。
八月间，郁达夫再次接到石瑛的聘书。那石瑛愤怒到了极点，辞退了黄侃等一批教授，试图改革。
九月上旬，郁达夫又回到武师大，一天他看到汉口《大公报》的新闻一则：
“武昌大学校长石衡青，因辞退多数教授如黄侃，一时难觅相当人物，而开学在急，不得已罗致大批北大毕业生以塞责，计有汤璨真新聘为数学教授，闻一多为英文教授等，复委新聘教授吴小明为总务长兼附中主任，该校学生为此不满，石遂因此辞职。”
郁达夫的确把这武昌师大当做“狗洞”。五卅运动一展开，一批有为的有新思想的青年走了，去了上海，去了北京，去了乡下。只留下一批国家主义派的分子，郁达夫愤怒辞职，返回北京。他太失望了，“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不但对学校当局，也是对青年学生失望而言”。
郁达夫非常郁闷。他回到妻子、儿子的身边，回到什刹海的书斋里，他忧愤成疾，忧心忡忡！回忆是令人痛苦的。
一天，他接到本《现代评论》，那上面的一篇名剑公的通讯：《教授耶流氓耶？》，揭露了武昌师大教授黄侃利用学生上书湖北军政当局肖耀南，要肖利用权势左右校长石瑛，并迫使石瑛辞职的卑鄙行径。剑公的通讯也颇为凌厉，认为黄侃对石瑛聘请郭沫若、闻一多等教授“拍案大骂”，实际上是“只许唱独脚戏”。那信是指责黄侃替石瑛打抱不平的。
不久郁达夫又看到一个学生在现代评论登出一则辩护，那辩护信中也招认了个别武师大的学生上书肖耀南，用他的势力左右校长。郁达夫十分愤慨，投书《现代评论》，写了《说几句话》，那时他正在养病，可当他看到这一则海内奇闻时，他抑制不住愤怒，他愤愤地说：“朋友们，我们还要叫什么‘打倒军阀“教育神圣’？我们还是把娶媳妇儿、生小孩子、大便小便等神圣自由，一齐交给军阀吧！”同时郁达夫把指责假借全体学生的名义，“是中国人善于影射的证明”。他把那种学校称为“狗洞”……
《甲寅》是章士钊主编的一份老气横秋、对新文学运动极端反动的周刊杂志。那章士钊是一个古文作者，原名行严，又称为秋桐居士，又署为孤桐先生。是政学系人物，加上他在四五月间为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孤桐先生的上任是全力对新文学、新思潮的反动，他一上任就做了三件事，一、主编《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二、镇压女师大。三、免了鲁迅教育部的职。他是个极不光彩的人物。他以封建文化的卫道士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这种人与武昌师大的黄侃是一流货色。他在一九二五年复刊了《甲寅》杂志，这其实是吹嘘自己的半官报，登些似通非通的东西，想借反动政治力量来攻击新文化，攻击白话文。不仅如此，章士钊还明令从小学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把儒家的经典列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章士钊的一套很是遭到新文学运动的痛击，鲁迅、郁达夫、胡适、徐志摩都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对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当郁达夫看到章士钊在甲寅卅四号上《评（新文学运动）》，对胡适在武昌师大的《新文学运动》讲演进行反扑时，郁达夫好不愤怒。他亲耳听到过胡适的讲演，对章氏倒行逆施攻击新文学、白话文极端愤怒。他写了《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对章氏的文章进行了层层批驳，维护新文学、白话文的尊严。
北京的十月，秋光宜人，金风送爽，可郁达夫无心游览这美好的风光，他的心情极不舒畅，半年多来，一件件，一桩桩都使他痛苦异常，他很想让人家知道心意，可儿子尚幼，他的妻子也是默默，无法理解他的现在。
他想到老朋友——鲁迅。
鲁迅那时早已从砖塔胡同的狭小楼房里搬出，搬进了西城阜成门内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新居。
鲁迅那时人缘颇好，的确有一批崇拜者，甭说是那些文学青年，便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坚，有几个人不是他的崇拜者？什刹海的郁达夫，东城米禄仓的张凤举（定璜）、徐祖正（耀辰），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三昆仲、钱玄周、胡适之、马幼鱼、林语堂等，以前郁达夫还在北大教书时是与他们颇有来往的，或者在北大的休息室，或者在公共的宴席上，有时却相遇于古旧书肆之中。
现在鲁迅更多地坐在家里，其原因是复杂的，第一，他们兄弟失和，他不愿在宴席上遇见这不争气的弟兄，他更喜欢在家写小说，他追忆过去，寄托现在，向往未来，他写了一系列的诗、小说、散文，那里显然别有所指。《示众》、《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等小说，散文诗《野草》，那里显然都有兄弟失和的影子。其二，他爱打抱不平，对代表恶势力的人物，如章士钊、陈西滢者流，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不光彩不体面的一切给予痛斥。他需要时间，这一年在文学建树上，鲁迅所做到的，在新文学文坛上是压倒一切人的。郁达夫时常可以从《语丝》、从《晨报副刊》上看鲁迅的小说与散文。其三，鲁迅是渊博的，他好读书，好抄写古碑，他的房室的确是清雅的、整齐的，陈设简单。散置在桌子上、书橱上的书籍并不很多，却体现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与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毛笔没有笔筒，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里买来的。
那时鲁迅还未从兄弟失和的悲痛中挣扎出来，可偏偏就出现了个“女师大事件”。那女师大的校长原是许寿裳，鲁迅终生不渝的朋友和同乡，正因为如此，鲁迅兼任其文科教授，另外还兼任了北大的《小说史略》，教育部由于欠薪，只发到一、二成，公是不办的，鲁迅虽在教育部里担任着佥事之职。北大的校长原是蔡孑民蔡元培，无疑是新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大家，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一大群文科教授，均是鲁迅的好友。彼此共同对付封建主义的营垒，在《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上面着实发表了不少文章，彼此相得益彰。
鲁迅很少听唱戏，特别是京剧，从未上过剧院，即使像梅兰芳、程砚秋那样的名角，他也未谋一面，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剧、社戏、高腔、乱弹、目莲戏等，他却更喜欢书，从古旧的书中寻找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