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的五月里，郁达夫南下上海与成仿吾草草结束了创造社，并且准备与太平洋社联手办《现代评论》，并发了预告。那时前期创造社宣告寿终正寝，人员离散。郭沫若在四月间东渡扶桑日本；成仿吾六月份更南下到了革命的大本营广州；郁达夫于五月中重新北上回到了北京，做教书匠的工作。
五月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莺飞柳长，春暖花开，护城河边的野花，海甸子里的野草自生自长颇有诗意，郁达夫最喜欢在这个时刻带上他的儿子穿梭于护城河边，他曾经与他的妻子儿子一起到什刹海边去看屋，长兄家里的屋子也不宽裕，他们想搬出去。
有一天，他从巡捕厅胡同往西走，想到平则门外的护城河边去走走，他又看见了那所小小的屋子，而且门前围了一大群人，那大抵是看热闹的。郁达夫大吃了一惊，难道那可怜的车夫与他同样可怜的妻子又在干仗了？他走上前去，听到女人低声的啜泣声。那时他身上有了刚发的几个薪水，他以为那车夫与女人又为经济问题发生了争吵，他心里想：
“如果他们今天还为金钱争吵，我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踏进那间小破屋，破屋里没有发现车夫那瘦长的身影，只有那女人在哭，那两个小孩也在旁边低声陪泣。郁达夫摸不着头脑，他们为什么哭？只见他们旁边的那些人们，那些老的、小的、男的和女的，有的在抹眼泪，有的在叹息。郁达夫只感到有点不妙，他问讯了旁边一个妇女，才知道那可怜的车夫前几天在南下洼的大水里淹死了。死了之后，这做妻子的还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拉车的同伴才认出这车夫的尸体，被打捞上来。至于这车夫为什么死，谁也不知道，是雨天滑进去呢，是因为经济拮据投河呢？还是.…一，谁也不知道。那车夫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到河边大哭一场，然后她也跳进了那水洼，要自尽。幸亏她的儿子呼救，才被附近的居民救了上来。最后那附近的一个慈善家出了钱，才将那可怜的人草草安葬完毕。那些善良的人们捐了一些钱把他送回这胡同口来，邻居们都知道，这女人哭了整整一天一夜，已经声嘶力竭了。
听着那辛酸的叙述，郁达夫的心也酸了。一个堂堂的男子，死得竟连蚂蚁也不如！
人们逐渐走散，郁达夫走上前去，他总算与这车夫相交一场。这只识面颜而不识姓名的车夫！他的同情心再一次涌现了。他走上前去安慰那女人，说：
“看养孩子要紧，你老是哭也不是道理，我若可以帮你的忙，我总没有不为你出力的。”
那女人听了这话，一边啜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我别的都不怪，……我只怪他为什么死得这样快。……也不知道为什么死，丢下我们孤儿寡妇……”
达夫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同情这孤儿寡妇，他拿出身上的不多的五元钱，说：“这虽然不多，但你拿着用吧！”
那女人止住了哭，啜泣着说：
“我们不要钱用……只是他死得太可怜了，……他活着的时候老想……想买一辆自己的洋车，但是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前天，我到冥衣铺去定一辆纸糊的洋车，想烧给他，可那掌柜的要六块多钱，我没敢要，你……老爷心地好，请你，请你老爷去买一辆，一辆好的纸车，烧给他吧。”
那哭泣令郁达夫心酸。他感伤极了，心里只觉得难受、沉重，他把那五块钱收起，对那妇人说：“你别哭了！他是我的朋友！那纸糊的洋车，我明天一定去买了来，和你一起去烧到他的坟前。”
两天后，那辆纸糊的洋车糊好了。那是一个有雾的晴天，郁达夫雇了四辆洋车，同那女人、孩子一道去上那可怜的车夫的坟，车过顺治门内大街时，因为最前面的一辆人力车上只载着一辆纸糊的很美很美的洋车和一些冥府中据传通用的精美的锭子，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很多驻足凝视这善良的达夫，也看那衣衫褴褛的眼睛哭得红肿的车夫的妻儿。郁达夫的内心发出一阵不可遏止的呼喊：
“猪狗、畜牲！你们有什么好看的？这不知名的朋友，这可怜的车夫，是被你们逼死的呀！”
郁达夫一直把这洋车送到车夫的墓地，这是他对车夫的薄奠。
不久，郁达夫把自己的家搬到什刹海北岸的一处小房子里。那房子挺合郁达夫的心意，挺有诗意。那什刹海在元代时还叫海子，离北海也不远。其周围有十所寺院，晨钟暮鼓，幽静而且可以满足他一生多次涌现过的出家思想。郁达夫是颇爱清静的，他的书斋，需要一个安静的去处，他的新居白天虽然人流如织，可一入夜，那份安静倒也静得快乐，逍遥自在。他可以好好地读书养气，可以好好地写作。郁达夫是颇喜欢一点热闹的，白天这什刹海旁边有一个游乐场，有传统的北京小吃食：洒白糖的莲藕、荷叶粥、冰冻的柿子酪、凉粉，还有天桥一样的江湖艺人。那小院落清幽而且宽敞，有两颗枣树，一架葡萄。郁达夫搬进新居，安逸极了。
他好歹有了自己的一个窝，一个自己的家。一家三口，袖珍型的小家庭，夫妇加一子，美酒、纸烟、藏书，郁达夫也产生一种满足感。人生夫复何求？幽雅的环境，穿过柳荫便是什刹海，有闲的时节，他与他的妻子孙荃、小儿龙儿一起穿过柳荫，过着闲适的日子。有时一些文学爱好者沉钟社的小伙计们前来谈谈文学。他常常到鲁迅先生处，或者拜访新朋旧友。那些朋友也常到这画幅一样的环境中来，优哉游哉。来得最勤的自然是长兄郁曼陀全家。长兄虽已与他分家，可越来越亲，礼拜天的时节，这兄弟两家往往在一起，搬出凳子，在枣树下或葡萄架下喝茶，谈诗论画，共度周日的晚餐。而那侄女与达夫的龙儿一起在柳荫中捉萤火虫儿。
啊啊，郁达夫相对而言满足了！他有一个妻子，也有一个娇小的龙儿。夫妻俩一起在柳荫中带着儿子走走，有时到荷花深处去散散心。
孙荃好开心，她的心情很好。知足常乐。她对这夫君、这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笑口常开。他们可地一直劳燕分飞啊，在如今的环境里他们都觉得十分安乐。
两棵枣树上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龙儿便要那枣子，夫妻俩就攀折那枣树，郁达夫干脆爬到那枣树上，摘取那白胖的枣子，丢入孩子的褂兜里，引起孩子快乐的笑声，有时采摘几串刚刚开始成熟的葡萄。父子俩常常一起散步，常常听到那“爸爸，爸爸”的稚嫩快乐的叫声。
可郁达夫是个永不满足的人，他永远不会满足，这世界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做人也许还是平庸一点好！可以满足于现状，知足者常乐。
如果郁达夫满足于这小家庭，满足于这讲师的职业，满足于寄寓这京城福地，他完全可以平安地度过平庸的一生，虽然默默无闻，但何其快乐也。他有太多的追求，他从不满足，他的命运注定要祭献给文艺之神。
教育部欠薪，而且仅仅一个小小的讲师位置，都无法满足他的心，他在谋求机会。
有一天下午，郁这夫正在与他的龙儿玩，有人敲门。郁达夫让妻子将儿子带到一边，开出门来，他愣住了。“哦，这不是鲁迅先生吗？”鲁迅先生特地拜访郁达夫而来，他还特地送来了他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下册。
“哦，是先生，请！”达夫上前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请！”
他们一起走进这房子，在葡萄架下摆出了茶水、小吃与烟草。他向先生介绍自己的妻子与儿子，先生还抱起龙儿，用自己的胡子扎扎那小宝贝的脸蛋。
鲁迅先生极少访客，这脾气达夫是深知的。先生一来是为了送自己的新书来，二来是为了看看朋友的新居。达夫深为先生的来访所激动。他们一支支地抽烟，海阔天空地侃大山，谈北大的同事，谈创造，谈太平洋，也谈京报晨报。最后他们谈到打算编辑出版青年作者的优秀之作。
“对，先生，奖掖后进，以帮助青年作者更快地成长，培养更多的文学青年，是好极了！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搜集材料。”
“达夫，应该有人搜罗各处的定期刊物，仔细评量。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潮》、《创造》、《文学》等等。选印一部分小说集，介绍给国人。”
“那么我们得有一些规定才好。”
“当然，这小说作者已有专集的，在这社会上已有一定名声的不选，如你、胡适、郭沫若等，有专集的一概不收，使未成名的作者有所安慰，你说如何？”
“先生，你的提议极好，我们可以找几个人联合干这个行动。翻阅那些小刊物，也是这新文学运动的一份实际行动呢？”
他们这样说，也就这样做，他们开始动手，搜集一些小报纸、小杂志、小刊物，他们在开始做一个重大工作的准备。很可惜的是，这工程浩大，更因生活所迫，他们这两个中周文坛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不得不再次劳燕分飞——走出北京，这计划也就随之流产。
安定的郁达夫，没有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妻儿的来到他的身边，使他结束了长期流浪的心态，可这著名作家的名声已经为声名所累，谁也不会让他休息。《晨报副刊》、《晨报副镌》等的编辑常常前来什刹海约稿。郁达夫那时的心境十分平静，他已经恢复，平日里看看外国的图书，读读国内的讲多刊物，也常常写一点文艺评论之类的作品，如《介绍一个文学公式》等，把对创作、翻译的经验、体会公诸于众。
有一天，还是北京的七月中，郁达夫收到上海的几张《文学》，那期《文学》中有个叫梁实秋的，那时他们正在那里刊登了篇很长的文章，攻击郭沫若与成仿吾。更有那《文学》的编辑在编者按上写着些连讽带刺的按语。那《文学》本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份报纸，文学研究会一直与创造社存在着隔阂，存在着论争。更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创造社存在，一切都维持着，如今创造社走散了，那些品质低劣的“作家”，难免要成为新时代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或皮血袋，充一回英雄好汉了。
郁达夫看了那篇大文，一阵阵火起，他很想写几篇文章骂一骂山门，针对这作者与编者，但那时他有一种惰性的思想，拖泥带水竟拖了下来。回想过去，竟万念俱灰。为什么要争强好胜呢？他终于拖了下来。又一天，上海的邓均吾又寄了一张一百三十一号《文学》给郁达夫，那期《文学》上刊登了郭沫若的反驳文章还有编者按语，那按语明明说梁实秋是郭沫若的朋友，郁达夫更是怒不可遏，难道一个做朋友的可以恶毒攻击他的朋友么吗？他看了沫若的文章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旧之情。他后悔自己不该那样自私，一个人为了生路跑到北京来，如今给他们的敌人可乘之机。如果他郁达夫不离开创造社，这创造社也许还不至于结束，可以大力还击。
对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自信比任何人了解，那种两年多的相濡以沫，无话不谈的岁月是终生难忘的。郁达夫对《文学》上的十二个编者提出批评，他相信他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他们素来不喜欢含沙射影。他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晨报副镌》上发表了《读了上海一百三十一号（文学）而作》的文章，他非常反感《文学》编辑的做法，说：“人身攻击，举发阴私，是上海一般新闻记者中的败类想敲人家竹杠时的行为，沫若、仿吾受过高等教育，并且素以忠厚待人，像这种记者的败类行为，是他决不干的。”达夫看到文学研究会个别编者趁创造社散伙时借刀杀人，怒气冲冲，但他变得冷静多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们借刀杀人或者说是打鼓骂曹。“说到借刀杀人一层，我想这事情的确是有的，打鼓骂曹——我很喜欢听戏，所以不知不觉就要用出戏台上的典故来，请你们不要笑我的趣味粗俗——的那位先生，不是被曹操借刀杀了么？你们辩明说，这一回姓梁的并不是你们借的刀，我也很愿意相信。不过，后面你们说姓梁的是仿吾、沫若的好友，这未免太可怜了。因为果如你们所说，那么姓梁的要变成出卖朋友的奸人，这事太对姓梁的不起，我不得不为他声明一句。我在上海和沫若仿吾同住的时候，来访我们的朋友虽则很多，但从来没有过梁君。”郁达夫当然不知道，这梁实秋与后来的绿漪女士苏雪林一样，借攻击中国新文学的左翼以自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右翼。郁达夫最后写道：
“最后我还要劝劝《文学》的十二位编者，不要那么着急，沫若仿吾不是坏人。啊啊！我在这里写这篇文字，沫若！不晓得你是睡在箱崎海岸的草舍里呢还是飘泊在东京大阪？仿吾：你总该睡了罢，现在鸡正叫着哩！”
在北京，郁达夫早已怀念他的老朋友们了！
创造社并没有完全沉寂。随着三员大将的走散，它只不过是告一段落，那只不过是两次战役中的休整。郭沫若那时在日本研究河上肇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自信已经成为马列主义的信徒。成仿吾进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兵器处。郁达夫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郁达夫还在创造，1924年，郁达夫的创作不算多，但他却达到了同时的作家很少能够企及的高度：他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归航》、《薄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十一月初三》……无论从思想和艺术水平来说，都有了一个飞跃。
创造社的几个小伙计周全平、敬隐渔、倪贻德等人在清理创造社的余稿，编出创造社最后的一期也是最初的一期周刊《洪水》，那上面有周全平的发刊词《撒旦的工程》，创造社的小伙计用自己的泪水与汗水写出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