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夫的口里，郁达夫知道车夫家里的好几个孩子了，而他的女人不会治家，只会花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呐。郁达夫真想痛哭一场。我这出卖知识与这出卖劳力的又有什么两样？他真想避开他。
有一天黄昏，他从平则门步行回来，巧巧经过这巡捕厅胡同西口的那拐角，听见那破屋中传出那熟识的车夫与人吵架的声音，达夫心里“格登”地响了一下，他已经好几天没有遇到这可怜的朋友了。达夫侧耳一听才知道他吵闹的对手竟是他的女人，一时地他被那悲惨的声音所鼓动，达夫立时闯进那寒酸的小破屋。那小屋在夜空降临中更暗了。
屋子中的一半是一铺大炕，只见那车夫一手插在腰里，一手指着坐的炕里的一个妇人，在那里骂。那女人一声不吭，几个小孩子也趴在炕里边发抖。
达夫走上前去，问这可怜的朋友为什么动气。那车夫手指着女人数落：
“这臭东西把我辛辛苦苦积下来的三块多钱，一下子花完了，去买这捆尸的布来……”那男人怒气冲冲地用脚一踢，那地上原来有一块被他抛在地上的白布。
看见客人，车夫一边讲着寒暄话，一边蹙着眉头说：
“我的心思，她们娘儿一点也不知道，我要积几块钱做什么？我不过是想买一辆旧车拉一拉可以免掉车行昂贵的租钿。开春天气便暖和了，我们穷人光脊着身子有什么要紧？可她却拿来了我的几块钱去买白洋布做衣服，你说可气不可气？”
郁达听到这可怜的朋友的话，想起车夫求生的艰难，心里也十分难受，口里只好安慰他：
“哦哦，做衣服也是要紧的。积几个钱也是容易的，你忍耐着，三四块钱是不难积起来的。”
郁达夫何尝不知道这车夫积攒三四块钱的艰难呢？大学教授名义上是三百六十元的月薪，可教育部欠薪，一作十，也只发三十六元的大洋，生活十分的艰难。他郁达夫在此工作了数月，名义好听，可哪个月不是需要家里补贴的？为此招来了富阳母亲的抱怨，他准备寄信让妻子龙儿马上北上。在日本、在杭州、在安庆、在上海、在北京这些都市中是多么的不容易，何况出卖劳动力的车夫？他们像野生的草木，自枯自荣。还有警察、苛政，又有这么一个家，谋生谈何容易？三块钱的积攒，谈何容易？买车是车夫的一大心愿，哪有一个精明的车夫不想有一辆自己的车呢？可以免却车行的盘剥啊！可那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孩子们的衣服不也是很重要吗？春寒料峭，达夫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中国，北京，乡下，啊啊，郁达夫又何尝不知道？乡下十年九荒，加上如今兵灾横行，民生凋敝，京城里的小民犹如蚂蚁，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被视为愚民。可那些为官作宦的，可以有万万千千之财，蝇营逐臭！可以家里三妻四妾，仆役成群！可以发国难财，可以喝贫民血！郁达夫觉得心里就像铁板的重压，贫苦何以与我这样有缘？使人生欢乐的富裕何以不来与我接近？看着车夫的呻吟他十分苦恼，这平凡的人生啊！他同情着这普通一家的遭遇，可他无法帮助他们。他听到那被男人痛骂的女人的啜泣声，这时他袋子里没有钱，如果有钱，他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交给他们的。可他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呆立着，忽然听到一种均匀的轻微的声音，那是他小褂袋里怀表的飒飒声，震动他的鼓膜，可他知道穷人的硬气，他悄悄地把表掏了出来，说着几句安慰的话，偷偷地将这怀表放在车夫家的一张破桌上。然后又安慰着走进巡捕厅胡同，他的心十分沉闷，仰望着天上的星斗，寒冷的苍穹上只有几颗不太有光的星星。
可第二天一早，那车夫早已拿了只表在达夫家门外。拉着辆车，待达夫出来，他马上从车斗里将表递给了达夫：
“先生，这表是你的吧，是你昨天晚上掉下的罢？”
达夫听了忙说：
“这不是我的，我没有掉表。”
车夫连说奇怪，把表的来历说了几遍，郁达夫坚决不认，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目送着车夫拉着洋车走出好远。达夫看着那车夫，那有血有肉的车夫，想起胡适之的对话体诗《人力车夫》来，他不禁想起成仿吾的评论：秀才人情纸半张。人力车夫也是人，有血有肉的堂堂正正的我，只不过是被社会扭曲了形象。
春节以后，郁达夫的心情似乎稍稍好了一点，那种一刻也没有离身的孤独感似乎是无法抑制的。在北大教书，又在美专兼了点课，经济基础上稍稍有了起色。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力图使他摆脱孤独的人：长兄嫂、小侄女、北大的同事，他可以常常去见永远快乐的徐志摩，并且在他那里常常见到太平洋社的社员。他可以常常出入张凤举、徐祖正的家。
有时他依旧到八道湾去见见周作人，到砖塔胡同去拜访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北京云集了一批艺术界、新文学运动的精英，郁达夫颇有交情，交游颇广。作为一个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他感到十分不满足，他没有创作，缺少那种灵感，他阅识了新的人生，来到北京之后，他感到了新的幻灭，他的心情好沉重！爬上了人生的第二十九个年头，这个对人生的渴望比别人强一百倍的郁达夫，心里始终蕴藏着那强烈的反抗。他与太平洋社开始了一段时间的交往，并且在上面应对方的稿约，发表了零星的几篇文章。他给成仿吾、郭沫若写信，依然诉说着他那种抗争与苦闷，而且他的苦闷强于学生十倍！但那爱国无助的赤子之心依然激烈跳动。他在刚刚寄来的《创造周报》中读到郭沫若《歧路》、《十字街头》，深为郭沫若与成仿吾那种彷徨于十字街头的现实所打动，他又一次写去了自己的信，那就是前面讲到的《北国的微音》。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是啊，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沪上的老朋友了，沉浸在孤寂中的他早已将老朋友的交代置之脑后了。
常常有一些朋友到巡捕厅胡同来，可这些朋友与他一样是一文不名。他们从《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中读到他的作品，便认定郁达夫是“同志”，知道他的脾气。他们也知道达夫没有钱，他们有时谈艺术，谈人生，有时干脆是犬囚相对不发一声。无意中他们会流露出“达夫，……可惜我没有钱……”，双方呆看半个小时以上。他们也谈《歧路》，泪水盈满了双眶。那时他们的心会有一种共鸣。
“哦，达夫，我读了沫若的小说眼泪真的要流下来了。”
“你还是要小心点，叫人听了，人家会以为你是眼泪不值钱，泪水滔滔呢！”他们说着最后也是无言以对。
成仿吾与郭沫若分别写了信来，决计要把创造社结束，要郁达夫立即南下。郁达夫伤透了心，虽然他早就预料到了，全国的新文学都陷入了低潮。可他的北上，一方面是为了教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北京把创造的杂志打开一条销路呀。他的家里还有成捆的创造社的书刊。听到创造社即将结束的消息无疑是在他灵魂深处雪上加霜。
太平洋社那时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的兴趣转移了，从文艺转向政治，一方面文坛不景气，陷入了低潮。也准备将那太平洋社结束。那时徐志摩、胡适、陈西滢、凌叔华、石瑛与郁达夫甚熟，加上徐祖正、张凤举从中撮和，便提议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联合编著《创造周报》，并请郁达夫转达。郁达夫并不十分愿意，但也只好向在上海的成仿吾、郭沫若转告。一来二去，他们一致提出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现代评论》，集两社社员之精华，开创一个新局面，郁达夫将此信息送往上海。
无奈此时郭沫若已漂流到日本福冈，只有成仿吾一个人，事情搁置起来。为了抢救创造社，郁达夫亲赴上海，在创造社的周报终刊号上刊登了一个那样的广告。蒙受了不必要的耻辱。
春暖花开的四月里，接郁达夫的信件，达夫的妻子和龙儿从富阳来到北京。
郁达夫并不打算让他的妻子来这没能使他摆脱贫困的京城。可婆婆并不亲热，母亲的家里人手无多，儿媳都是在远远的京津，有时一想起儿孙，她就数落着这媳妇，而这孙荃就像是护雏的母鸡，一心一意扑在他的儿子——龙儿的身上。夫妻通信之中，往往流露出孙荃的失意。
孙荃是个守旧的女人，在她看来，丈夫就是她的一切。她想念丈夫，想念安庆、上海时代，虽然他和她都年届三十，可他们夫妻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也不是太多，那种举案齐眉、耳鬓厮磨的亲呢日子，在他们之间太少太少。在孙荃看来，这是相当正常的，虽然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可在她看来，男子汉的事业心是无可指责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岂在朝朝暮暮？何况她听惯了武家坡王宝钏寒窑十八年那样的故事，更听惯了相夫教子的故事，贞妻烈女的故事，那都是以牺牲女子引以为美谈的故事。以前是闺中无伴，如今有了龙儿，她已经是无限的满足了。
龙儿的到来，也使一向烦恼的郁达夫感到无限的宽慰。那白白胖胖，肥满可爱的孩子，竟使郁达夫深深地感动。他的一举一动都使郁达夫欢喜异常，他不再孤独。那个孤独的达夫少年时代他不想在孩子身上重演。他的工作之余，听到那甜甜的“爸爸，爸爸”的呼声，他便感到无限的满足，在儿子的身边，他只想笑。郁达夫原来对这结发的妻子感情并不是十分深厚，他因为自己与她同居的时间很短，心里也时常想她，寂寞时他也常常想到荃君，他对孙荃体现了矛盾，他有时觉得她十分可爱，有时又觉得她十分可怜。他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包办婚姻牺牲品，露出这样一种情结，这是一个他并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女人。他们好久没有享受这种天伦之乐了。自从龙儿在安庆出生，他的心里就是这样寂寞，苦闷，他一天也没有脱离过烦恼。他是一个流浪汉，他和孙荃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没有在一处生活过五个月以上。他到过上海，又去安庆，又到过北京，又一同生活在上海，又回到富春江边住过一段时光，现在又来到这老北京。他觉得自己就像到处漂泊的小船，没有帆与舵的小船，任他东西南北飘荡。他的经济是那样低微，安庆之后，上海半乞，北大欠薪，还得依赖并不丰厚的祖产。那许多的穷愁，悲苦时时袭上心头。可只要龙儿的笑脸一开，夫妻俩便把一切穷愁都丢在脑后。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北京惟一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的春天。他去艺专与北大教书回来，夫妻、兄弟、父子、叔侄，过得挺融洽。他们依旧住在巡捕厅胡同，兄弟两家和睦相处。
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在那年的四月里，不顾年高体弱，毅然来中国访问讲学。这位伟大的、和谐的、美丽的诗人，那时正成为世界朝拜的一个中心。这是亚洲第一个文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作等身，他是美髯长须、德高望重的大诗人。1918年他成为世界文坛的盟主。德国、美国、英国、日本……都向他发出邀请。梁启超、蔡元培那时正举办中国讲学社，也向泰戈尔发出邀请信。老诗人由秘书恩厚之陪同毅然来到中国，于四月十二日到达上海。这是一件中国文学界的盛事。徐志摩受北大、梁启超与蔡元培的委托，充当泰戈尔访华期间的伴从和翻译。年轻的中国诗人和年迈的印度诗人在春风吹拂下，颇为融洽。那时中国的文学界颇为重视，《小说月报》这文学研究会的文坛阵地还出了“泰戈尔专号”，上海文艺界在上海闸北寺组织了盛大的集会欢迎老诗人。徐志摩出尽风头，陪同泰戈尔观赏龙华桃花，陪同老诗人拜访政界的蒋百里、齐燮元，又陪同老诗人到达杭州，游览了静谧的西湖。长堤、古塔，在湖中荡舟。到处盛会，讲演，留影，又到南京、济南，登上泰山，观看日出……，然而到达北京。
其实泰戈尔的来华，他所认识的中国是极端有限的。老诗人此行还受到相当多的批评。中国的秘密比印度的秘密更多，一叶障目，难见泰山。泰戈尔眼中的中国与活的中国，几无共同之处。泰戈尔来华访问的路线几乎是研究系一手安排的。所到之处，会见的是废黜的帝王、遗老遗少、割据一方的军阀、政客；诗人所会见的中国文学界也不是新文学的代表，只是它的一支——新月社、现代评论社一流，那只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翼——右翼，没有见到最有成就的作家，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正面临着分裂……
老诗人来到北京，这中国的心脏。这和平老人接触到的是中国的贵族——权力的贵族与精神贵族。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北京派来陪侍老诗人的不是别人，竟是徐志摩所眷恋的林徽因。老诗人的两侧，一左一右是中国的年轻诗人，把他扶上讲坛，老诗人先后在北京做了六次演讲。
须发银白的泰戈尔，童颜鹤发，他是上界的艺术之神，他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文艺使者；林徽因貌美如花，是少有的才女；还有那激情奔放、风流倜傥的“诗哲”徐志摩……，他们结下的深厚的情谊。他们一起在老北京进香参佛，拜会了依旧在紫禁城中享受着帝王待遇的宣统溥仪。五月八日，北京的学术界为泰戈尔庆祝六十四岁生日，胡适担任主席，梁任公主持祝寿。会后，还有新月俱乐部的部分人士用英语演出泰翁的戏剧《齐德拉》，林徽因扮演公主齐德拉；张歆海扮演王子阿俊那；而徐志摩却扮演不可一日无爱的爱神；春神由徽因之父长民担任。
徐志摩出尽风头，之后，又陪同老诗人去山西，拜见了另一个军阀阎锡山。又回到上海。接着便陪同老诗人到日本访问。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日本之行以后，失去了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