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那时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季节，因弟媳作梗，兄弟失和，刚刚从八道湾中迁出。尽管有那么多的朋友，张凤举、徐祖正、沈尹默、沈士远、李小峰、孙伏园、马幼鱼、钱玄同、许寿裳……，经常来访，他终不能释然，也不能辩解。他更不愿兄弟失和的事闹得天下皆知。他只在一年内，陆续写出《孤独者》、《伤逝》、《弟兄》……等作品，那里面才有曲折的反映，反射伟大而痛苦的心情。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曾经是那样相爱相亲，他们曾一起进绍兴的三味书屋，一起进入南京的水师和路矿堂，又一起到日本留学，之后又一起在绍兴做事，再之后又先后来到北京。居住在一起，同住过北京的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八道湾。他们在事业上同舟共济，一起编辑《域外小说集》，一起为《新青年》、《晨报》撰稿，同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先锋，而且同吃一锅饭。可是如今，由于兄弟口出恶声，他们无声地分了手。鲁迅先生不能原谅他的兄弟启孟——周作人，那无非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从中挑拨离间诸原因，使他兄弟失和。那正是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间。鲁迅先生先后从合伙到自己烧饭，又接到周作人“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的短简，兄弟俩至此完全决裂。到了九月初，鲁迅先生怀着伤透了的心离开他住了十年的八道湾。
那时，鲁迅的《呐喊》出版不久，名声大噪，京沪的报刊上相继有大版面的评论，被称为是划时代的名著。来访者不绝于途，而先生并不变化，他依然故我，除了上教育部，去北大与女师大，偶然去燕大外，他依然喜欢呆在家里。他一方面正在编校他的新书《中国小说史略》，一方面却偶然在琉璃厂、东安市场各地小市买买拓片、古书。近年来他对汉魏六朝的碑帖拓片有十二分的兴趣，另外他还搜集钱币，汉魏六朝的古币，或者是在家里小心翼翼地校对那些纸本墨迹拓片、钱币，依旧抄他的古碑帖、古小说，他每天翻阅新闻报纸，应约写写杂感、小说，于是有后来的结集《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
郁达夫来的时候，先生恰恰在家。先生明显地消瘦了。房子狭小而不理想，那时他正在昏暗的四合院房子里看《魏三体石经》残石拓片和《比丘尼慈庆墓志》，身边放着一部《耳食录》，一部《池上草堂笔记》，那是他刚刚从琉璃厂买的。
听到脚步声，先生抬起头来，望着达夫说：
“达夫？请进，请进。”
郁达夫一步跨进房子里来，眼看着先生那样专注认真，深感愉快。
“先生，你依旧在校古碑拓片？”
“成习惯了，工资一发下，立即去去琉璃厂与小市，买几本书和几张拓片，可惜近来工资发不出，可书坊的书和小店的拓片却贵了不少。”
“真的，我也深有同感，工资严重不足，只发那么一成，可只要我往街上一走，就不知不觉地抱几本红叶山房之类的旧书回来。”郁达夫拿出自己的《茑萝集》，亲手交给鲁迅先生，“先生，这是我的近作，有时间请斧正。”
“哦，达夫，你来北京有多少时间了？听徐祖正、张凤举他们说，你来了好久了？早就想来见见你，只是我有个坏脾气，一在家就坐下校碑一校碑、读书，就忘记的一切，正所谓‘玩物丧志’，至今没能来看你，想不到还是你腿快，今天来了。这几天你为什么不早来走走呢？”
“来北京快两个月了，早就想来了，上一个星期之前，我来你处，不巧得很，你到医院去拿药，先生近来身体可好？”
“好着呢！你来了，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怎么办？创造社现在能坚持下去？”
“有什么办法？寄人篱下，像叫化子一样等待施舍，对这种做法我是无可奈何了，可这又是事实！我一气之下走出上海，来到北京，到了这北大，又是欠薪，只发这么一点，可又有点后悔，历来人生是不自由的。创造社，三个人死守一座孤城，也不是办法。成仿吾与我商量过，应该有一条散兵线，分散出去，看来暂且只有解散了。不过我有些后悔，不该一个人急急忙忙到这北京来。成仿吾与郭沫若确实是好人，我们三人情愈手足！现在，他们把《创造日》结束了。却继续办《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可能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现在你知道，爱好文学的人无钱无权，有钱有权的人又视文学为附庸、儿戏和大敌，我与我的朋友们主张先告一段落，过三五年再重来不迟。
鲁迅先生认真地听着达夫的话，颇有几分不解。郁达夫的措辞有几分激烈，又有几分灰心丧气。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那么你现在还从事这创作吗？”
“两个月来，心情不好，工作又忙，还未写成多少东西呢。我真想一个字也不写。可我的积习却写下去，心里十分不平，至今尚未给成仿吾、郭沫若一封信，只有几个小青年倒常来到我的身边谈文学。可有一段时间我最忌讳的就是谈文学的事。先生，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先生是中华文学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
“哦，达夫先生，真想不到你这样地抬举我，‘最有成就的作家’，可新月啊，太平洋啊什么的，也在评论我，一下子把我评得好高好高，一下子又把我贬得一钱不值。真难为他们，说句实话，新月社那些花花公子们，咱们是他要讲话由他去讲，他要放屁——由他。可你，达夫先生，你是一个真诚的青年，可不要当面奉承我罗！”先生哈哈地笑着，摸摸他的：
胡子说。
“先生，”郁达夫笑笑说，“说我当面奉承你，你老太冤枉我一点，可我每每从《晨报》、《小说月报》，以前的《新青年》中看到你先生的创作，你的小说，小品，我总觉得十分的深刻。每每想写成一篇评论，可太懒惰，至今未成一字。可你知道，在中国是缺少伟人的国家，中国是应该有伟人的。而且应该由大众公认的。”
“哈哈，达夫你真好笑！我是伟人？我只不过是个不识时务的老人罢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什么‘太平洋’，什么《觉悟》周刊，什么‘新月俱乐部’才是识时务者，人家有研究系做背景，研究研究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不是？我算什么？承蒙先生不弃，竞有这么多的好话！”
达夫有些不知所措，大先生坦诚的话震动了他，问：“你对胡适他们看不惯？”
“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走不到一起的！”
“哦，我们创造社还和他们大战一场呢！”
“在报纸上看到过，他们城府颇深。诗哲徐志摩可是天真一些，那胡大博士的葫芦里有的是药！哈哈。”
“先生近来都写些什么呢？打算写些什么呢？”
“我？《中国小说史略》！上册马上要出，下册正在校对、付印。近来写了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也研究些历史小说，也想写些故事新编，想拿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孤竹君之二子采薇等等故事做一些历史小说呢！”
“……”
“哦，达夫，可实在不一定做呢！现在北京的文人太多，派系太多，北京太古老，藏龙卧虎、三教九流都有。更何况这老北京保守、新进并存、帝王盗贼难分。就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她面临的是一个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她走后怎么办？在我们中国要想发达，你要有思想，要有人呐喊。可现在你看在北京有的是‘含泪的’批评家，有的是提倡‘国学’的人马，鸳鸯蝴蝶，看来在中国仅仅写几篇小说远远不够，还得有思想，像李守常他们那样唤起民众呢！……”
“其实现在的形势与早几年也大不一样了！现在的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从总统到官僚的确令人厌恶。我也觉得这京都没有多少生气呢！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所以，对现时来说，光呐喊还不够呢！”
“……，，
那时郁达夫常常到砖塔胡同来，有时是为了送本书来，有时是为了谈天，顺便坐一坐，走一走。有一次，他将成仿吾寄来的《创造周报》半年汇订本一册送给鲁迅，鲁迅先生将一册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送给郁达夫。他们俩越来越不拘礼节，交往越来越频繁。他们还一起抽着纸烟，一起聊天，聊得挺愉快。
郁达夫那时候常常坐黄包车，作为像他一样的阶层，坐汽车他还没有那样的福分。新兴的汽车，那还是公使馆的职员和军阀们的奢侈品。
一个晴朗的冬天，天气很好，郁达夫因为在家烦闷不过，出去走走。
天空一碧如洗，他想走到王府井大街上，他走过几个书肆，买了几册小书，正想走到天桥或者琉璃厂去一趟，正在大街上缓步的时候，却听到了一阵阵北京某剧院中的原始的锣鼓声。他驻足想道：北京的京戏是那样有名，我何不到剧院一趟，听听梅兰芳氏的国粹——京剧？他毫不犹豫地拐了进去。
那悠长的腔调，缓和的节拍并没有使郁达夫陷入那如痴如醉之中。
那剧本才进入第二出，达夫就厌倦了，加上冬天的傍晚外面街上响起呜呜的大风，他再也坐不住了，仿佛屋顶也会动摇。他立即走了出来，街头早已是一片昏暗的景象，风沙弥漫。他来回走看，想雇一辆黄包车返回巡捕厅胡同，可那些车夫也太可恶，要他七角六角大洋。可他身上本是没有几个钱，如今身上只有四十多枚铜子。那时刚好是时至黄昏，也是一天中北京人最繁忙的时刻，郁达夫竞没有能雇到车，他一直从王府井走到前门大街，又一直往前走到西单再雇车回家，可巧在正阳桥边被一辆南行的汽车喷了一身的灰土。郁达夫一脸的晦气，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黄包车，便问了一句：
“喂，四十枚拉巡捕厅胡同拉不拉？”
那车夫竟恭恭敬敬地向他说：
“坐上罢，先生！”
郁达夫坐上那人力拉的黄包车，风沙好大，他与车夫有一搭没一搭地攀着话，他看着人力车夫的弯曲的脊背，听说他嘿嘿的气喘，终究心里难受人力车夫也许还是老北京的特产，在东京早已成为交通警的都市了，即使是上海马路上也常常跑着汽车，而老北京还是这马车、骆驼、人力车夫的世界。他劝着车夫：
“我倒不忙，你慢慢地走罢，你是哪儿的车？”
“我是巡捕厅胡同西口的车。”
“你家住在哪儿？”
“在南顺城街北口，巡捕厅胡同的拐角上。”
“老天爷不知怎么样的，每天刮这么大的风。”
“是啊，我们拉车的也辛苦，你们坐车的也不快活，这样的大风天气……”
他们来到达夫长兄的四合院门口，天完全黑下来了。下车以后，达夫拿出四十枚铜钱数给他，那车夫一边拿着一条黑黝黝的手巾擦汗，一边笑着说：
“你带着罢，我们是街坊还拿钱么？”
郁达夫心里直是为难极了，听着这善良的声音，他一阵伤感，他把身上的全部铜子都给了车夫，才五十来枚，那车夫道谢，拉了车子往他自己的家里走。郁达夫那时刚刚读过胡适、刘半农的等作家写过的《人力车夫》的小诗，怀着好奇的心思，尾随着那是街坊的车夫。他心里想，北京人的人力车夫究竟是怎样样呢？一定有一个幸福而快乐的家庭：
家中有女人孩子，劳动阶级比知识分子阶层有更多的快乐，可以抽几口烟，吃上女人做的不太丰盛的夜膳，还可以喝上几口白干。在家可以聊聊，可以痛痛快快地美美地睡上一觉，而且是一个痛快觉，郁达夫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了！
他又感伤了。
“我郁达夫怎么样啊！”他想，“这几年来，没有睡过一个整夜，自从东京返回上海，来往于乡间，在上海、安庆、北京这些大都市里，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他必须卖文养家。为了自己，为了养家，他从事教育，实施写作，妻儿寄顿在富阳乡下，浑浑噩噩，他何尝有一天安稳？自己无力养活妻儿，哪里有一丝的快活呢？啊啊，称我为老爷，被我怜悯的车夫呀，我还不如你呢！”
达夫跟着那车夫走了一段路，他亲眼看着车夫进了胡同拐角上的一间破旧的矮屋，那瘦削的黑影消失在门口。
过后的几天，郁达夫有意无意地坐着这车夫的车。他们似乎很有缘分，他们见面点头，寒喧几句，他们渐渐地熟络得多了。那车夫看上去分明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了，可达夫问他时，他说只有四十二岁。看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有一个好脾气，你问他一句，他总能回答你一两句，从不会使客人感到尴尬。达夫因自身的不愉快，那时常常去跑一些戏楼茶馆，有时也到一些朋友们家去走。可他一接触这车夫，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种渴望了解他们劳动阶级生活的愿望来。他见过农民的生活，见过上海纺织女工的生活，也见过上海码头工人的生活，尽管是那样浮浅。他想了解这黄包车夫的生活。那车夫瘦长的身材仿佛有点驼，脊梁有些弯曲，看起来又瘦又弱，似乎有天生的病症，脸上浮现出一种谨慎的劳动者特有的表情，好像是默想他的被社会虐待的存在是应该的样子，又好像是在这沉默的忍苦之间，在表示无限的反抗和不断地挣扎。所以，他总是那一种沉默忍耐的态度，使人家看了便能生出无限感慨。郁达夫这样想。他觉得自己的地位，与车夫相去无几，而受社会的压迫虐待却比车夫更多。达夫坐着车夫的车总感到那种不平之气，最是气闷不过。他了解车夫的身世，可常常听到车夫的叹息：这个年头真教人活不下去。他租的洋车又涨了几个铜子，而煤米面盐要涨一倍的价钱。车夫叹息出租洋车的东家真会挑剔，车轮上一根骨子弯了一点，一个小钉不见了，就要赔许多钱。他说他一天到晚拉车，拉来的钱还不够供车主的绞榨。皮带破了，弓子弯了，车主更是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