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粟，我们都是时代的叛逆者！既是家庭的叛徒，也是社会的叛徒！你看见过郭沫若的诗吗？《匪徒颂》、《女神之再生》、《天狗》，统统是叛逆者，他的诗也是传统的叛逆！”郁达夫插上了话。
他们谈起了诗，谈起了画，谈起了艺术，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才气。
对于封建势力刻骨仇恨，他们发觉自己都喜欢上对方这个首次见面的人。谈话十分投机。
郭沫若很认真也谈起了他们开办“学艺大学”的计划，郁达夫乘机提出邀请海粟到泰东附近举办个人画展，刘海粟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之后，赵南公作东，同时邀请了创造社三员大将，加上刘海粟。他们一起谈日本，一起谈艺术，谈中国的文坛，他们谈得很投机。
郁达夫无疑是个好社交的人，几天后他一个人来看望刘海粟。他很快得知刘海粟的母亲正是洪稚存洪亮吉的小孙女，正是黄仲则的好友。郁达夫不知读过多少遍《两当轩》，多次为洪亮吉先生与黄仲则的友谊所感动，而刘海粟的确并不少知道洪黄两人的交情。那是他母亲亲口讲给他听的。海粟对郁达夫说：
“达夫，我看到过你的《采石矶》。”
“海粟兄你有什么评论？”郁达夫心中很在乎他的评论。
“你写了我的外曾祖洪北江，忠厚生动，笃于友情，形象非常感人，我真感谢你！”刘海粟不紧不慢地说，“那个孤傲多疑的黄仲则，说不定是你夫子自道吧？”
“对！胡适很看不起人，才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让他看看，戴东源是按他的模子写的。其实，戴东源是很有成就的学者，为了突出黄仲则，只好如此处理。有朝一日我客死在边远之地，真希望你能像北江先生那样去替我办理后事！”郁达夫很是感慨，谁能知道，此语竟成了他日后的谶语呢？
“你说这些做什么？”海粟教授岔开了话题，他不愿听他那些过分感伤的话题，他听到那种卜卜跳动的心，但是太伤感，“达夫，你的小说是抒情诗，那些自我暴露的东西，对礼教杀人有冲击力，但有时使人消沉，我希望你能多写点令人振奋的东西，千万要珍重身体，然后少喝点酒，你不是很能喝点酒吗？”
“谢谢你，海粟！”郁达夫双眼激动地流出了泪花，感动地握着刘海粟的手说，“在中国希望我早死的人很少，希望我写出大作品的却很多，这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就怕事与愿违，自家的病自家知。
我这个人弱点太多，不是达夫是凡夫。有时看清的问题、事情，做起来也会变样，有什么办法？”
刘海粟无疑感染了郁达夫那颗真诚的心，他也将心比心，对达夫说：
“达夫，不是听说，你与徐志摩是同学吗？”
“是呀，只是十几年不曾见面了！那是个相当有天分、有才气的诗人，人读到过他的诗，我倒是时时想念着他呢。”
“哦，不久前，徐志摩来过上海，我与他谈起过郭沫若的新诗与你的小说，他十分佩服。他说：‘达夫和我同过学，在中学里便才气过人，同学们对他都很佩服，也羡慕你将来是大手笔呢’！”
“你与徐志摩相熟？”
“熟得很！中国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希望彼此之间消除一些误会。同舟共济，一起去对付封建势力。”
刘海粟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不外都是善良天真的人物，重感情重私交，他不会从政治上去识别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原因。
“你与胡适也相熟？”
“当然相熟！也有私交，到我这里走走的还有康有为、蔡元培、梁任公、马相伯、于右任、经亨颐、邵力子、柳亚子、叶恭绰、陈独秀、王梦白……，就是章行严、黄宾虹、陈师曾等也都是相交。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等都经常来走走……”。
“哦，海粟。真羡慕你，你有那么多的朋友与相交！可是，人心叵测，天下正人君子不少，也有不少人却总是以卖野人头过日子，恶意中伤他人。你看到过，听说过胡适之对我们的教训吗？”
“听说过，书生之见么！文人相轻，他不是说来了一封信吗？”
“来过，他说我们误会了他的意思，”郁达夫认真地说，“可他是大教授，讲起那样的话，拆我们的台，他太欺侮人了！”
“哦，达夫，胡适也是人，不是圣人，他的缺点也不少。你们，郭沫若、郁达夫，还有成仿吾，不是同样反击了吗？成仿吾的‘防御战’可也真有点过火呢！不久前胡适之与徐志摩还来过上海……”
“徐志摩也来过？”
“来过，我们不是说起了吗？”
“哦，人生不相见，动辄参与商呀！”
“你想见见徐志摩？”
“想！可徐志摩也得罪了郭沫若呢！说他的文章动辄‘泪水滔滔’！”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胡适来沪时，我找到过他，我讲过你与郭沫若才华过人，他表示尊重你们，还颇后悔呢！有一天，我帮你们解开这疙瘩如何？”
“行！”郁达夫一脸真情。
他们分了手。
不久，因经费诸问题，学艺大学束之高阁。可刘海粟和他的学生们却应邀在四马路上举办了个人画展。而郁达夫、郭沫若诸人也的确到场祝贺捧场，格外感受到这同年大师的吸引力。他们发觉这大师的创作与临摹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山水画，人物画，动物画，在大师的身上，仿佛信手拈来。中西合璧之画，屡屡见诸画幅。刘海粟的画展无疑使国人对西洋艺术渐有所了解，对中国的传统艺术也发扬光大，他们都感到很高兴。刘海粟也邀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前往上海美专作讲演。新文艺运动需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切磋艺术。
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在这个时候，急剧地向左转。其实这个时候整个世界，整个中国的文坛都是如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是属于五花八门的主义的时代。而中国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有的信手拿来，照搬、硬套，有的在选择、拣选，有的在谩骂，一概排斥。一时主义铺天盖地而来。柏拉图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未来主义、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尼采、叔本华哲学思想等等。一大批著作在中国出现，一些西方的人名为中国的青年所熟知。在艺术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伦勃朗、柯罗、雨果、罗曼·罗兰、乔治·桑、王尔德、大仲马、普希金、托尔斯泰、哈代、托马斯·曼、歌德、席勒、拜伦、雪莱、彭斯……。
哲学上的名人有伏尔泰、卢梭、黑格尔、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尼采、叔本华、弗洛依德、马克思、恩格斯等等，达尔文、哥白尼、哥伦布等人的名字也为中国的读者所熟知。
创造社的季刊与周报上也出现了多种文章，郁达夫继《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之后，作了论文《斯蒂纳的生涯及其哲学》、《艺术与国家》、《批评与道德》等文章，郭沫若发表了《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成仿吾发表了《新文化之使命》，应该说他们对新文学运动，阶级斗争的认识都是肤浅的，但他们是勇士，一往无前，毫不畏缩，无疑他们是战场上的勇士，一次又一次地抛出手榴弹，投出标枪，射出炮弹，引起强烈的震动，使国人刮目相看，不得轻视这支异军。
六月里天气好热！临海的大上海也没有一丝凉爽的感觉，人口太多了！这个新兴的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每日得排放出多少的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每个夜晚，从工业区漂来难闻的空气，那里面有一氧化硫之类，令人更是焦心难受！
就在这样的天气里，有一天，胡适大博士竟来到民厚南里拜访创造社诸君子来了。与一年前郭沫若看到的心宽、体胖、得意非凡的胡适之相比，他是明显憔悴了！就在民厚南里，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突然见到了他！
胡适之毕竟是个宰相之才，有大博士的心胸，虽然他深深后悔着不该惹恼这支文坛新军，可他宰相肚里好撑船，仿佛彼此之间毫无积冤，他就像是梁山泊里的宋公明，不打不相识，彼此之间骂人的事一些儿也不提起，他们彼此握手、寒暄，久仰久仰，彼此彼此。然后，胡大博士谈论天气，抱怨自己得病，生了痔疮，又抱怨自己的肺尖不好，论及医院。
这倒使创造社的三员战将松了一口气。原来胡大博士也是这么平易近人，与他前次著文骂街相比竟然判若两人！当然，胡适本人更清楚，他是解结来的，冤家宜解不宜结。
成仿吾是个直筒性子，论他的个性，他可以立即给你十万两无烟火药。可人家不是战斗来的，既然这非凡的人物来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但是他对着胡适一肚子的不满，留学西洋的大博士卖什么富？充什么老？不是仗着老子几个臭钱？民初时的规矩，但凡家里有几个钱都跑到西洋留学，不去东洋。到西洋镀金回来，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博士、硕士，而胡适、徐志摩、陈源他们不是去西洋，仗着老子有几个臭钱嘛！成仿吾对这些人老大看不上眼。因此，他有他的《诗之防御战》，他有他的《命命鸟》，他有他的《人生防御线》，那是超越文人相轻的隔阂，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他对大博士的来访，就本质上来讲，是一声不吭，不愿，不愿，一点也不愿，他的心不平，《夕阳楼日记》的阴云还没有退去。
郁达夫是个活跃的人物，他是诗人，又有点名士气，更有点基督徒的气味，他能宽恕。何况他太愿意反省自己，也太容易满足，他太容易受伤，也太容易得到疗救。他对胡适大博士曾经痛恨过，恨不得自己跳了黄浦江，可他是个对胡适怀过好感的人，他不是多次想前往拜访嘛，可老是阴错阳差。刘海粟对他的谈话自然也在心中解了一层结。徐志摩在不久之前也写了信来，谈论“努力”阵营与“创造社”诸君子的误会。
显然他反省了自己，难道自己没有错吗？他的《编辑余谈》、《采石矶》不是也同样存在着语言过火，报_箭之仇的措辞吗？毕竟胡适也是一介文人，是“五四运动”的领袖，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在文学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郁达夫是个神经敏感的人，但他也是个卑己自牧的汉子，他的心胸同样是博大的，只有那种心肠狭窄的人才对过去耿耿于怀。
对于胡适的来访他认为这是医治创伤的一方良药，他无疑是欢迎的。
郭沫若呢？诗人怦然动心。胡适到民厚南里来，实在出乎他的所料。他见过他一面，只觉得他憔悴了。他是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听着大博士的诉苦，看着大博士的气色，他知道姓胡的没有装假。胡适是带病前来拜访的。他深受感动。何况这民厚南里121号是他的家啊，他是个义不容辞的主人呢！胡适提倡写白话文的气节，与遗老遗少们作斗争的决心，郭沫若是耳濡目染的，他当然欢迎胡氏的来访。
谁也没有提那教授先生骂人“浅薄无聊”的一档子事，谁也不希望把场面上的空气搞炸。郁达夫、郭沫若都注意到这一点。何况他们现在都忙于业务，每天的时间都是金子般的珍贵，季刊、周报不是把他们整得好惨么？沫若的安娜带着几个孩子上街去了，他们都得为了生活挣扎！而胡适却要优越得多，他住在北大，有一个教授的头衔，有一份相当优厚的薪水。他来到上海，不是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个外国人的贷间里吗？与沫若他们的寒酸相比，他们不在同一个台阶上——
胡适侃侃而谈，主人当然不愿把空气搞僵。但今天的天气虽好，终究并非久长的谈话资料。
有一天，刘海粟送来了张请柬，在四马路的同兴楼，他将宴请达夫、沫若、适之与北京风头正健的新诗诗人徐志摩。盛情难却，他们都准备按时赴宴。
原来刘海粟是个和事佬，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美专校长，他在艺术上是有独到见解的。他深深佩服郭沫若的新诗，对郁达夫的小说散文也倍加赞赏。而徐志摩也正是中国新文化文坛上经天的巨星，他从胡适、达夫那里看到两个团体的不和，有意将两个团体拉近距离，按他的本愿来说，他极愿意充当这一角色，在徐志摩拜访他的那一天，他极力赞赏郭沫若的新诗与郁达夫的小说。徐志摩当然早已看到郭、郁的诗文，心里也是佩服与相通的，但他的心里也有一段文字官司有待解结呢！他曾经这样与海粟这样说：
“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新诗，我都非常佩服，我与你说过，达夫突起的异军和我还在杭州府中同过学，在中学时期便才气逼人，现在看来一定是大手笔了！你怎么也认识他？”
“岂止认识？他也在我的面前谈起了你，把你大大地赞扬了一番，你们已多年未见面了吧？”
“有十多年了呢！”
“明天我请郁郭二位，我看你和适之也去吧！顺便结识一下沫若。”
“当然。”
他们就这样说好了这个约会。
刘海粟是个搞艺术的人，他知道了徐志摩也和郭沫若存在着一点不快，存在着一点芥蒂，他认为中国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不多，希望解除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同舟共济，共同对付封建势力。刘海粟是艺术叛徒自居的人，他深知这一点。
徐志摩与郭沫若打起文字官司。
他好后悔。与创造社的诸君子相比，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他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海宁硖石的首富，是当地大名鼎鼎的七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