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北京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郁达夫特地去了一趟鲁迅的家，这一次是专门送了一册《创造》给先生，就是有《采石矶》的那一册。
恰好周作人那天作客去了，鲁迅在家里，郁达夫走了进去，将杂志递给了先生。
“这《采石矶》是一篇历史小说，也是一篇现代小说，是有感而发的了。”
鲁迅很真诚地看了，他对着达夫说：
“那么这戴东源是胡适之了？而你就是这黄仲则？”
郁达夫点点头。
“达夫，你毕竟太厚道。你眼中的胡适还不坏，你只认为他可恶，你与他无仇，但嫉恶如仇！对吗？”
郁达夫又点了点头。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近来胡适是有点变了。我们常常见面可又生分了，许多话与以前不一样了，我也认为他有些可恶。”
他们谈论着，谈到历史小说，郁达夫问：
“先生，你正在打算写什么小说啊！”
“我近日读了《天宝遗事》，读了安禄山的故事，正想写一篇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历史小说，你想想看，唐玄宗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以他的明智，哪能会真的看不破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有点讨厌了，仿佛是说：‘我与你今生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保全她的性命呢？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是唐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到了唐玄宗老了的日子，重想当时行乐时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秋雨梧桐，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与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
说着鲁迅先生就笑起来。郁达夫先生也哈哈大笑起来。
“先生，你如果把它写出来。一定妙不可言！”
他们谈得很晚很晚，鲁迅先生关切地说：
“听说达夫先生辞了安庆的教职，下一步怎么办？”
“成仿吾已经来信，说沫若一家也即将去上海，我们准备去泰东干一场再说。”
“那么你要下海卖文了？可卖文的生涯不放心呀！在中国可还吃不开呢。最好是能兼一点教职。”
“难哪！如今有了家，谋生的确不容易，如果可能的话，我也那么想。”
他们分了手。
才过了两天，他们又见面了。老同学张凤举邀午饭，同席十人，同时邀了周氏兄弟，沈氏兄弟，徐祖正、马幼鱼他们。郁达夫显得非常痛快，他们彼此心照，一直到筵会结束……
二月底，郁达夫准备打道回沪，在北京他结识了那么多的朋友，如今要分别了，真有点意兴阑珊。二十六日，他分头寄出请柬，邀请在京的新老朋友翌日晚在东兴楼痛饮。
二十七日晚，华灯初上，北京东兴楼，郁达夫与他的朋友们频频举杯。这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课，教师们早就各就各位，只有晚上招饮，鲁迅是一早就到了，他知道郁达夫即将南归赴上海，与周作人早已光临。
郁达夫从周作人那里知道，鲁迅为人淡泊，很少外出应酬，更喜欢在家钻研古籍，近来更是潜心古碑、金石、拓片、字画……，对故纸堆有着特别的兴趣。郁达夫更知道，他正在交送书稿《呐喊》一册，准备付印。鲁迅更没有醉酒的习惯，酒才半筵，即以告归，郁达夫一直将先生送到门口。
回到曼陀家里，郁达夫又给先生寄去了一信道别。他知道，这一趟来北京，他的最大收获与心愿便是见到了周氏兄弟，而他觉得鲁迅与他更加默契，心心相印。他从朋友那里听说，鲁迅为人落落寡合，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鲁迅有一颗伟大的心。
郁达夫十分愉快，他见到了鲁迅，见到一颗伟大的心，他为人平和，喜欢喝一点黄酒，有什么说什么。他心里也有些遗憾，如果沫若与仿吾也同来北京该有多好？是该请他们也来玩玩。而周作人温文尔雅，有学问，可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呢！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觉得他们过去对他们的误解太多了。
三月初，郁达夫挈家南下，又来到了上海。见到了成仿吾，可等待他的是成仿吾给他的刚刚接到北京兄长的电报。他敬爱的老祖母于二月中已经仙逝！
祖母死了！郁达夫如雷击顶。人固有一死，何况祖母已是八十有六岁的高龄了呢？可他还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太难以令人置信了。半年前，她不是还伴着他与他的妻子说话么？她最不放心的不就是他与她么？他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他与妻子带着幼小的儿子龙儿，又是星夜兼程赶回富阳家里。祖母过世了！这是真的。可她的那一幕幕郁达夫都记得起来。这与人为善的老婆婆，从郁达夫的孩提时代开始，总是在自家的中堂与寺庙中烧香念经；她老是抚摸着他孩子时代的小手；于瘪的嘴唇，守寡了五十多年；每一次回家，老太太总是要慰劝他。也许是她太寂寞了，母亲记得祖母临死时还是呼喊着达夫的小名，对了，她对达夫这小孙子尚未立业不放心呐。
他与妻子，站在祖母的灵前，祖母不言不语，脸上的表情，不是悲哀，也不是快乐，而是一种庄严的沉默。
长兄曼陀与二哥养吾也带眷属赶回富阳来，为了见祖母的最后一面，兄弟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祖母太孤寂，太想念孙子们，也想念玄孙们。可是孙子们为了谋生都各自在京沪一带。她是在寂寞中去世的。兄弟们，相对哭泣。
安葬了祖母，兄弟们劳燕分飞了。他们决定由养吾留下来暂时陪伴母亲。曼兄过了“三七”即回北京去了。上海，正等待着郁达夫的回去。可郁达夫还不想回去，祖母的死对他的打击不小，就这么远行去了吗？他不相信，他在寻找。一个人只有当他知道失去了什么样之后，才感到那生命的珍贵，生活是可爱的。他蹲在家里，怀着悲哀。他也想起母亲，她也是白发苍苍的人了，我何不留下来陪伴着她？他忽然驯顺多了，如完全变了一个人。
母亲也觉得突然苍老了许多，婆母陪伴着她四十多年呐，她们相依为命，为了郁家的子孙，吃了多少苦呢？可现在终于撒手西去了。
母亲、达夫都变了。是一种恋古之情，是一种恻隐之心，还是一种天伦之发现？郁达夫觉得亲人之可贵，他不太想走了，他愿意留在母亲的身边，享受着天伦之乐。
四月初，成仿吾打来了电报。电报说沫若已经在福冈完成了学业，挈妇将雏于二日回到上海，谋求创造社有一个大的发展。郁达夫看到这消息，那颗心悬悬的，他暂时不想回到上海去。
母亲走了进来。
“达，是上海来的电报？”
“是的，沫若拖着三个孩子与他的妻子安娜一齐回上海，谋求创造社的发展，准备作一番努力呢？”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呢？”
“我？”达夫嗫嚅着，“我暂时不想离开你。”
“为什么？”母亲问。
“你太孤单。”
母亲心里很是高兴，达夫也学会体贴人了。
“哦，不！达你应该去，你曼兄说你有才气，有前途。家里以后有你二哥养吾就行了。傻瓜，你去过东洋，做娘的可不愿意耽搁你。只要你以后多回家来见你娘就行了。娘会想你，这一次你就放心去吧！”
郁达夫不敢也没有谈到他已经失业，辞职去了安庆的教职工作。
郁达夫心里很是焦躁。
“如果，在外面不太顺利，你可以带上妻儿再回到家里来。家永远是你的家。你可以放心你的娘亲。我也可以到上海来看看你。”
郁达夫深为母亲的亲情所感动。
四月初，郁达夫真的带着孙荃、龙儿回到了上海。
这是创造社的全盛时期，创造社的三员大将一起来到了上海。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三个命运相济的同人、同学、朋友一起“驻扎”
泰东。
郭沫若是三月底离开住了四年半的日本福冈的，一直到了那里的医科毕了业。可是厄运也接踵而至。他发觉少年时生发的中耳炎，使他受到严重损坏，加上这些年来人口已多，他的耳朵更加不便，他不想行医了。何况他对文学的爱好已超越了一切。他决心真的弃医从文。
张凤举写了封信来，推举他上北大去，那时他正在北大任教授，周作人也有这么个意思，让他担任即将开设的东洋文学部工作。四川老家也来了信，请他务必返乡开业行医。已托了郭的长兄为他在重庆红十字医院谋取了医务主任一职，并且寄了钱来。可沫若不为所动，他决心在泰东干出一点名堂来。沫若一家住进民厚南里，而成仿吾却移居到马霍路的亭子间里去。那时成仿吾的长兄成劭吾正在广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需处长，转托军长谭祖庵为成仿吾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菊笙老先生，请求在商务编辑所里谋事。可成仿吾把这封信压下来。并没有送出与寄出，他不想依赖他人的栽培，决心自己打出一片天下来。他半年下来，并没有领过泰书局的工资，除了吃饭外，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依赖微薄的馈赠、稿费，不须说生活是紧巴巴的。还有刚刚失业的郁达夫。三员大将以最清苦的苦行僧生活，在申春江畔的泰东安营扎寨。三个人，都面临着无业，都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那是时代的产儿。整个中华都沉浸在这时代的风风雨雨中。一九二二年，在安源萍乡的煤矿工人阶级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一九二三年初，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工人举行全面罢工，遭受血腥的镇压。无产阶级并不可耻，而可耻的是那些资本家、老板。这三个人也自称是无产阶级，他们是勇敢的一群，他们并不在乎生活的艰难。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决心一起来一个围城决战：郭沫若不到泰东以外的书局订立契约，成仿吾永远不交那封介绍信，加上刚刚失业的郁达夫，这是一支天真、潇洒、真诚、自然的文坛新军。然而这也是一支深入沙漠，又渴又饿，缺乏后援，前途呈着彩色的海市蜃楼，而又虚无缥缈的哀军！
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在泰东书局的民厚南里与马霍路的亭子间里。
这支饥饿的小军队，除了三员大将之外，还有六位妇女与儿童：安娜、孙荃，四个清一色的小小男子汉。在居住与谋生不易的大上海，要想依靠三支最有才情的笔，守住这个营垒，那无异是有点异想天开。
他们天生是吃文学饭的，都被强派做各自的工作：医生、兵工技正、经济学的学士——教育的一员。他们原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无论是医务主任、兵工技正，还是大学的讲师，大可以平心静气，不高的薪水，与四亿五千万蚁民相比，虽非富翁，亦可吃上太平饭，过上安稳的日子，那是二十年代洋学生的必经之道，谋生之路。中学教员，政府小书记，也不乏海外的高材生。但政府一方面人才奇缺，一方面却是饭碗无多，僧多粥少，谋生之艰难，捉襟见肘。但那样的谋生手段适用于任何人，却不适用于这些思想家。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三个年将而立的人，他们是中国的汉子，未来的精英，他们有的是思想，有思想的人绝对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平安日子。上帝之所以创造了他们，是给他们带来历史的使命的。上海的亭子间更能发挥他们的才华，尽管他们面前横着贫穷、艰难，——老巴尔扎克说过：艰难对于平庸的人来说，那是一个万丈深渊，而对于天才，那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是天才的垫脚石，而他们，都是天才，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但他们，一无所有的孤军，也未免太自信了。
这是一支真正的新军：一批天才，而不是一个！他们的联系只有一件：友情的联系。绝对没有人以领袖的资格自居，他们都牺牲自己的主张服从友谊，不用自己的意见去压迫朋友，他们是自由世界的人士，谁也不会甘受压迫抑制。他们用艺术相号召，围聚着一个核心：创造。三个人，三种性格，成仿吾，心直、口直、笔直、手直，他像兵工厂中的武器库，使你一目了然；郁达夫，神经质，压抑感，卑已自牧，一腔热气，招来怨毒，他心有二重，但心高气傲，心雄万夫；郭沫若，是奔腾的洪水，是春潮，才气横溢，震撼人心，他大胆无畏，动人心魄。三个人，都具有牺牲精神。他们不同于张资平，也不同于何畏、陶晶孙、徐祖正、张凤举。三个人形成了“创造”的中坚。
这是一支异军：他们在文坛上是晚辈，全都是日本的留学生，他们既没有参加《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也没有与文学革命的导师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为师友关系，他们高攀创造的旗帜，专注于新文学的建设，显示出与新青年、文学研究会作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与风格。
他们主张个性，有内在的要求，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他们尊重自我，张扬个性。认识了自我的价值。
这是一支哀军：在他们的面前尚有封建的遗老遗少，鸳鸯蝴蝶，前清的文言八股，靡靡之音，那是十里洋场中的一批醉生梦死的旧军；还有一支友军，可他们一上来。就与友军势不两立，同室操戈，形势严峻。
三员大将，通是无产者，既没有厚实的金钱后盾，也没有众多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只有真诚的文学爱好，只有同志间的友谊，只有天生的才气。他们有后顾之忧，一群妇孺，他们不能有退路，只有向前。
大上海，十里洋场，亭子间，编译馆，生的忧患，……这一切，便是创造社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