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好潇洒！在卖文为生这一点上原不是他的理想，可如今工作无着，只有文人下海，搞他的创作。但现在中国文坛的两大派开始了一种混战，在《学灯》上，在《文学旬刊》上，在《创造》季刊上，不时出现不相协调的文字，那时称为论争。不过这种论争并无伤于文人之间的友谊。郁达夫在《学灯》上刊出《血泪》，郭沫若正在写《孤竹君之二子》的小戏剧，那都是有感而发的作品。郁达夫与郭沫若一合计，决定邀请在沪的文人学士座谈，那是一种日本人常用的方法，也叫恳亲会、恳谈会，一个纪念会。八月五日，正是郭沫若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一周年，好、事的郁达夫决心把它介绍给全中国，在开会的头一天，郁达夫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座谈，他们首先邀约看望郑振铎。
郑振铎在商务馆，早已名声在外，当郁达夫与郭沫若一起进入他那层楼房时，他正在那里看古书，书架上是重重叠叠的古籍，显示了主人的文学功底。在古籍的深处，一张长条桌的后面是一张精巧的单人床。
看来老是戴眼镜的西谛先生是个用功的文人。
他们相见甚欢，当郁达夫提出明天召开《女神》纪念会时，郑振铎愉快地说：“好好！我一定多多地邀约研究会的在沪同人，到会庆祝！”他还提出可能的话，筹建一个作家同人参加的作家协会。
第二天，正是八月五日晚上，郁达夫借了四马路上的“一品香”，开了一个纪念会。文学研究会方面在沪的重要成员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卢隐等人，创造社方面有郁达夫、郭沫若、邓均吾，另外还请了东京帝大的一批老同学，大家频频举杯，为郭沫若庆祝。郁达夫、沈雁冰即席演讲，敌忾同仇，他们决心共同搞好新文学，一起与旧文学营垒抗争，双方亮出自己的观点，最后他们还一起照了相。
郭沫若编完了季刊第二期，尚未出版，就匆匆地回到博多湾去了。
郁达夫夫妇俩因为九月里要到安庆去，暂住上海，他们夫妇俩一起把郭沫若送上了轮船。
学校尚未开学。夫妇俩住在民厚南里创造社内，郁达夫准备在这里主持一段时间的工作。他着手编辑《创造》季刊的第三期，因为第一期早已卖个罄尽，从新排版，改竖排为横排，付印出售了。郭沫若的《女神》与他的《沉沦》又重印了。八月二十五日，《创造》第二期正式出版了，郁达夫很快地拿到了一本。那上面有他的小说《风铃》，还有他的随笔《夕阳楼日记》。
他和郭沫若早已写信给长沙的成仿吾，请他出山来主持创造社。
成仿吾立即回信，一旦他那边的工作交割完毕，就买舟东下，那时他正在担任长沙兵工厂的技正。
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又一次闯了祸。那本是去年在上海主持创造社时的一篇旧稿。所谓“夕阳楼”是郁达夫与妻子相约白首偕老还未建成的“空中楼阁”，而他正是以此为名写的“日记”。有一次，他散步到书店里看到有一册余家菊的译文《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上面写着《新文化丛书》五个鲜红的大字，于是就购了回来，可郁达夫细细地一看，不对呀，郁达夫用他的德文版与英文版一对照，觉得实在误译太多，指出了几处，顺便写道：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缸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地跑了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学说，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这一刊物很快传到北京，惹恼了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胡适。其实胡适本人偏偏也有这么一些小小的毛病。泰东书局订有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在郁达夫即将去安庆的时候，郁达夫看到了胡适的那篇文章，刊登在《努力周报》第二十期的《编辑余谈》上，读着读着，郁达夫的脑袋轰地响了起来。真是命运多蹇哪！郁达夫知道胡适与他的文章的分量，胡适是近来闻名遐迩的学者，名流，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从民国六年开始，声誉雀起。他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齐名，正是那一种所谓思想家、诗人、教授，教育界的泰斗。胡适的学问其实与他的名声并非那么般配，但在五四时期名流中鲜有如此红得发紫。三年前，郁达夫曾经写信向他求教，可大博士并没有回音。想不到，第一个回合，他们打上了遭遇战。
胡大博士的文章痛骂郁达夫“浅薄无聊不自觉”。那字里行间，处处是一种导师教训晚学的口气，为余家菊开脱，“彼此都是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也是有限，”他教训郁达夫莫骂人，而自己轻轻地一笔带过。
攻击郁达夫的改译为“全不通”，“句句是大错”。
郁达夫最感到难以容忍的是胡适攻击他“浅薄无聊”，哎，文人相轻啊！-他深悔自己不该下笔轻浮，骂人骂昏了头，派他人作清水粪缸里肥胖的蛆虫。他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不？文道难，不是比蜀道更难吗？自己虽然有错，可我的主旨是批评人家的翻译不够谨慎呀，胡适否定了他的一切，他对胡适反感极了，敬畏的光环消失了。然而，他还是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不是孙荃夫人劝住了他，恨不得跳人那黄浦江。
九月底，郁达夫买了两张《努力周报》，买了两张去安庆的船票，到安庆去了。一路上，他神情悒郁，至今尚沉浸在悲苦之中。走出人生的第一步不容易呐，两篇文章，一篇是沈雁冰的，一篇是胡适之的，使他陷入了伤心的地步。沈雁冰的文章，他还感到一丝温暖，文章有褒有贬，人情人理。可这胡适的文章，也太不通情理！他否定了郁达夫的翻译，却自己译了一段，那上面又何尝不错得离谱，只是以权威压迫他人罢了，他越想越气愤。
到了安庆，安顿好了以后，先后写了两封信，分别寄给福冈的郭沫若与长沙的成仿吾，满腔的悲愤全寄情于书信上，并且附上了《努力周报》，满腔的心事对谁说呢？只有对自己的知音！郁达夫心中好不焦躁！
工作太不顺心，每天得备课、上课，枯燥得味同嚼蜡。文坛里的污浊，使他义愤。他常唉声叹气，在日本时，觉得社会太灰暗，人生过于无聊，可回到自己的祖国，倍感难堪，一个贫穷落后复又愚昧的中国政府，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使他觉得祖国太凄惨太悲凉太暗淡了！
在回到祖国之初，他有多少计划啊！有多少理想啊，可他的一个个理想都成了一个个肥皂泡，他觉得自己脆弱得很，他仅仅是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狂风骇浪太多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有点消沉了。报国无门！这是他心中的想法，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以浇愁肠。
自古圣贤皆寂寞！只有带来的旧书能理解他，还有他的妻子！孙荃深深地理解她夫君的心。她知道，他是铁笼中的困兽，是怀才不遇的李太白，是穷愁潦倒的黄仲则，他太寂寞！孙荃了解他的心，他是一往无前的勇士，也是一个弱者。自己呢，当然是弱者了，自己对丈夫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她安静地等候他，默默地料理着他的衣食住行，一切都井井有条，使他恢复信心。她知道卞和的玉石在别人尚未发现时，那仅仅是一块顽石而已，总有一天别人会知道的！是生计逼迫着他，使他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与烦恼。人生遭际使他对这个默默的妻子产生了强烈的爱。他有时觉得他的妻子是他的依靠，有时他捧着妻子的脸，要看个够。他觉得自己欠她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可是他也是一个暴君，他常常收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信，那些信件对他的攻击使他受伤，在他的忧虑中简直是落石下井。在外面受了气回来，郁达夫会无端地发泄，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蒙难的耶稣，在社会上受虐待，受欺凌，受侮辱，他是无罪的羔羊，却在日日替社会受苦。为此达夫回到家里常是挑剔，有时无缘无故地把妻子痛骂一顿。把失业的冤气，蒙难的恨气，统统向她发泄。
郁达夫看着妻子默默地承受着他的责难，突然他又深深地自责，拥抱着她痛骂自己，请求她的原谅，使她无所适从。他的思想太活跃，但苦闷也太多了。
有一天，郁达夫到街上走，看到一家不起眼的小书铺。“怪！”郁达夫看了一下，那里面卖书的是几个小伙子，还是中学生哩！小书铺一不卖古籍，二不卖外文，却正在卖一些新书，他看见小书铺里端端正正地放着他们的《创造》季刊，有再版的一期和新版的二期，有《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还有郭沫若的《女神》和他再版的《沉沦》。郁达夫大为吃惊，想不到新文化并没有忘记这偏僻的城市，在这小小的城市中竞有这么一批新文学的知音呢！正好他想写一篇关于《女神》的评论，手头却没有带这本书，他便买了一册，又买了一本《觉悟》的合订本。
两个年轻人见他喜欢买书，便乘机向他推荐《沉沦》：
“这本《沉沦》更好，这是一本惊人的取材，大胆地描写的小说，我们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买一本吧。”
郁达夫微微一笑说：“我就是郁达夫。”
那几个年轻人惊得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他们马上活跃起来，须知他们对创造社的传闻并不陌生。郁达夫做梦也想不到这里竞有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久，成仿吾首先来了信，他已经到了上海，正着手接编杂志。并且说他看了胡适教授的那一篇文章很是气愤不过，决心来一个狠狠反击。郭沫若也来了一封信，安慰他，表示既然已经同在一条船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准备与胡适来一次决战。郁达夫大为高兴，深深感受到朋友的力量，觉得希望就来到他的身边。
经常有人到他家里来，主要是一些学生、年轻人，许多教师也知道他的名声另眼相看。郁达夫活跃起来，他那时正在阅读黄仲则的《两当轩》集，看他的“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想自己正常常处在这个氛围之中，闹中取静，呆看星空，忘记了一切，也忘记了自己。
他悲叹黄仲则的命运，一个有才气的才子只活了三十五岁。可他有那么多的诗遗留人间。特别是他看了黄氏关于采石矶的诗，他的心震撼了！因为这采石矶离安庆不太远，他忽然要前去看一看。于是一个星期天，与自己的妻子一起买舟东下，专门前去游览了采石矶，在那里留下了屐痕。他们登上了尚存的太白楼，他们特别去寻找伟大的千古的大诗人李白的墓冢，可是太悲哀了，这名震中外的伟大诗人，其墓冢不过是一个黄土岗头！就在那青山脚下。这使郁达夫产生太多的联想，那是远古的传说，李白在此醉酒，下长江捉月，还有黄仲则与朱笥河筠、洪稚存亮吉等名士在此联诗。自己不就是黄仲则吗？自己不就是那个李太白吗？我虽然有吟诗作赋的大材，可如今也是如此一副落魄相！
缺衣少食，病情缠绵，烦恼随身。可是他胡适也太欺侮人，有点像戴东源那个学者，我便是那个少年的黄景仁了！郭沫若与成仿吾也就是那个朱筠与洪亮吉了。有了！我还是用我的小说，刺一刺那个所谓的权威罢。
十一月里，郁达夫在工作之余，写下了他名震一时的小说《采石矶》，那是历史小说，而那几个人物，都活灵活现地有了他们的影子：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还有那个自命为学者、思想家的胡适，那是一颗待爆的炸弹。那小说中的戴东源戴震本是个名震当时的学者，与胡适现在的身份有点相近，郁达夫更冠以大考据家，他更是说黄仲则是嫉恶如仇的人。不妨说这是郁达夫夫子自道，这也是影射胡适大博士的，只是太抬举胡适一些，那戴东源并不是一个太坏的人。郁达夫写完了这小说真高兴，他要报这一箭之仇。
成仿吾很快地寄来了《创造》季刊第三期。那上面有两篇评论，正是反击胡适的，一篇是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一篇是郭沫若的《反响之反响》，郁达夫读着读着，眼睛潮湿了，一颗心激动得发抖。他恨不得立即飞回上海去，与两亲如兄弟的朋友大醉一场。他觉得自己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他们是密不可分的知音，他觉得这也是高山流水，彼此虽然远隔千山，可肝胆相照。他们面对共同的对手，生死与共。那一卷中有郁达夫的小说《春潮》和《孤独的悲哀》，自然那里面有郭沫若、成仿吾的其他作品，还有创造社其他成员郑伯奇、洪为法、何畏、陶晶孙、方光焘、张资平、穆木天他们的作品。创造社的力量是愈加壮大了。郁达夫很是兴奋，他很快寄去了自己的新作《采石矶》，寄去了自己的信，也寄去了自己的心。
看着丈夫的心情好转，孙荃自然高兴。她愿意丈夫的事业成功。
郁达夫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会带着妻子，登高望远。眺望波澜壮阔的万里长江。登上四方城，俯瞰整个安庆，讲解安庆的重要地理位置，讲述太平天国争夺安庆的历史，有时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在明媚的秋光里，他是那样愉快，他的浑身充满精力。
孙荃觉得自己愧对丈夫，她惊惶起来，她老是觉得自己浑身乏力，恶心呕吐，懒洋洋地总是想躺在床上，不想动。她悲叹自己命苦，“难道我就这样命苦么？以前丈夫远离我的身边，我是一杯相思苦酒要一个人喝，而如今好不容易来到丈夫的身边，自己却得了什么恶疾了么？”
郁达夫每天得备课上课，夜间还得写作，他不是一个贪图闲逸的男人，他还得亲自回答来自各地的信件。可他一看到妻子那慵懒的样子就来气，他有时就痛骂她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