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郁达夫这一次到亚齐去，是日本人要他去协助称为“苏门答腊工作”的一个军事行动。起因是被日本人收容在苏门答腊棉斗志收容所的原荷兰军苏门答腊总司令官奥贝尔阿凯少将，自一九四二年冬天起，预计联军马上会反攻，遂通过出入收容所的商人等，保持与外界的联系。
荷兰的这位司令官试图组织起一批在联军反攻时充当登陆部队向导以及能扰乱日军后方的地下人员，在苏门答腊全境内，策动现在已为日本人征用的荷兰人、土著居民士兵，以及与荷军有关系的华侨，致力于组织的扩展与强化。
当然，由于共同的抗日要求，这荷兰军人与印尼共产党人都活动在这亚齐境内，并且有了联系。这些人后来竞与联军方面由潜艇潜入与轰炸机空投的人员取得了联系，并由这些谍报人员带来钱，加紧了活动。
郁达夫正是在此时被征用到亚齐去，领队的正是日本宪兵队队长平野丰次大佐，后来升为将军。当他得知苏门答腊特工队队长久松晴治宪兵中尉得到情报，称北苏门答腊亚齐州的山林里有联军潜入的谍报人员根据地时，就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在亚齐州打凯山中，逮捕了荷军上尉梵得克劳克，查明了抗日地下组织遍布全苏门答腊的事实。
到了后来，这些日本宪兵更是到处抓人，杀人，玩女人，郁达夫十分厌恶，决心早日摆脱这魔窟。
日本的情治中心是发达的，就在郁达夫离开宪兵部不久，他们在北苏门答腊，出动了全苏岛的宪兵，将这些抗日的荷印军人实施一网打尽，逮捕了一百六十多名所谓嫌疑犯，并且将所谓首魁荷军苏门答腊总指挥官奥贝尔阿凯、北部军指挥官上校霍逊斯实施处决。
郁达夫被派到亚齐去做通译，一去就是两个月，毫无回音，这可急坏了依旧在苏西巴耶公务附近的几个朋友——胡愈之、张楚琨他们。
后来他们派张楚琨到苏东的棉兰去打听，因为邵宗汉、王任叔他们已经到棉兰半年。张楚琨与王任叔他们通过曲折关系去调查，郁达夫究竟是在棉兰还是在亚齐，结果是毫无线索，张楚琨就匆匆回到巴耶公务去了。
其实，来到亚齐的郁达夫，因为亚齐与棉兰很近，也一直试图寻找王任叔、邵宗汉他们，但苦于他们究竟住在那里不清楚。而由于张楚琨的失望而返，使王任叔产生了一种如果郁达夫突然出现，那是最好不过的感觉。就在一九四三年的一个夏天，突然来了一个大地书店的老板赵洪品，他骑着自行车从棉兰的城里赶到他的住处，说：
“赵廉在棉兰，你要不要会见呢？”
大地书店的老板赵洪品当然不认识郁达夫，但他听说赵廉就是郁达夫，他是听一个来自福建龙岩的旅馆老板告诉他的。在苏门答腊一些龙岩籍的华侨之中，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苏西巴耶公务一带有一种特产叫做“甘比”。这种特产从苏西运销爪哇，几乎由龙岩商人包营。
龙岩商人思想开明，文化程度比一般的华裔人为高，又勇敢慷慨，又富冒险性。即使是日本宪兵部，他们也敢于出入，当他们知道武吉丁宜有一个中国通译，不免也看做是一条生意的线索，三来两去，他们竟从当地的华侨那里得知这通译便是赵廉，实质叫郁达夫，三来两去，这消息也传到棉兰。加上郁达夫到棉兰急于要与朋友联系，住在那旅馆，并在写揭示的小黑板上写着赵廉的名字，既然知道赵廉是来自苏西的通译，这消息灵通的旅馆老板便知道郁达夫来了。龙岩旅馆的老板看到一个两撇仁丹胡子的清瘦中国人进驻旅店，当他看见登记本上写“赵廉”两字时，他立即寻找同乡的大地书店老板赵洪品，认为他应该知道这件事。
赵洪品的到来，使王任叔他们知道赵廉郁达夫的踪迹，他与赵洪品、邵宗汉磋商如何会见郁达夫的方法。郁达夫是有身份的人，贸然跑到龙岩旅馆去显然不行，约他到大地书店去，显然不是完美的办法，他们担心郁达夫一起的有他的宪兵“朋友”，最后他们决定由王任叔、邵宗汉到一个华侨林革尘家去，而赵洪品老板则到龙岩旅社找郁达夫，看他是否单身再便宜行事，其实这时完全是特工行为，必须小心谨慎——
林革尘家没有人，他们与王任叔、邵宗汉是相当熟悉的，他们可以反客为主。而赵洪品老板却赶快从龙岩旅馆回来说郁达夫已经出了门，使他们非常失望。但仿佛一切都是老天为了这些朋友的见面创造机缘，正当他们要离开林家时，郁达夫却与巴耶公务的一位青年——华侨曾玉印的公子一起来了，这曾家在巴耶公务开药铺子。他们哪里想到，这竟是他们终生最后一次见面呢？
“啊！真叫我找死你们了！你们住在哪里呀？”
郁达夫本来就是一个健谈的人，但在这棉兰乍一见到老朋友更是兴致满怀，他不让他的朋友插嘴，便叙述他寻找王任叔、邵宗汉的经过。
郁达夫说，他早已准备一到棉兰便得请假两天，好与老朋友叙叙。他说他前天到了棉兰，在宪兵部耽搁了一夜，昨天就出来住旅馆，他是故意把赵廉的名字写在旅馆的揭示板上，好叫朋友们能在万一的情况下发现他。郁达夫又说到，昨天晚上，他到各个戏院去找他们，他想他们也许会在棉兰的戏院看戏，他在一家影院门外，竟等到戏院散了场，哪里有朋友的影子？他还说到自己在所有的棉兰书店里找过他们，朋友没找到，却在这苏门答腊北部的城市里的一个书店看到一部《郁达夫全集》，在寂寞中算是一丝的安慰，谁能知道在这南荒的印尼棉兰逃难之中竞买到自己的全集呢？见人见书，恍若隔世。
毕竟是郁达夫，他知道棉兰有不少华侨货郎是浙江的绍兴人，他去跟他们攀同乡，郁达夫的许多朋友是绍兴人：鲁迅、周作人、蔡元培……，郁达夫从与他们交往中，确实掌握了些绍兴官话，他在街头上遇到一个货郎正是绍兴人，放着一担旧书与化妆品。郁达夫与他讲起绍兴官话来，那个同乡远地南洋突然听到乡音，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油然而生，奇怪为什么在这棉兰未见到这同乡，郁达夫告知他住在苏西的巴耶公务。郁达夫听到这同乡说曾在巴耶公务做过小买卖，好了，于是他问到他是否认识开药铺的曾玉印先生，于是他带他去曾家，这曾家的公子正在棉兰，而曾公子也认为这里的林革尘可以找到王任叔他们，这真是不谋而合！
朋友相见，分外高兴，郁达夫问准了朋友的住址。他觉得两个多月来压抑的心身全部得到解放了，他非常快乐，他提议到外面去上馆子，大吃一顿，于是他们来到棉兰的“一品珍”菜馆，见到老朋友，郁达夫有说不完的话，他说自己离开苏西已经两个多月，他就住在亚齐州，没有别处。他跟着日本兵，在亚齐的乡间搜索抗日分子，调查、侦察……跑了两个多月，一天也没有空闲，从乡村到城市，就是昏天黑地跟着团团转，现在总算好，回到棉兰，他向宪兵队长告了两天假，可以休息三两天了。
这亚齐州是在苏门答腊的西北角，是印度尼西亚最强悍的民族集居地。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荷兰人在那里征伐了三四十年，直到为二十世纪初才算完全征服。在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占领了马来亚，是亚齐人渡过海峡，把日本军引来，首先打败了荷兰人。不到三个月，亚齐人看到新的殖民者比老的殖民者更坏，于是他们唱着“猪子赶走了，狗子进来了，亚齐人民，困苦死了”的民歌，举起了反抗的火把——到处抗租抗税，而日本人则以为这只是他们与荷兰旧军人的政府的斗争，以捉拿到一批荷兰人以及一批相关的人了结。而亚齐人与日本军队的斗争，一时间被强大的日本军队用武力镇压下去，大多转入了地下斗争。随着日本宪兵在那里做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工作，郁达夫目睹了日本宪兵的凶残，他决心立即摆脱日本宪兵队，而王任叔他们也都力劝郁达夫摆脱日本宪兵部……
郁达夫告诉他们，日本宪兵部现在已经统一起来，在棉兰成立了宪兵总部，他还知道，日本人现在不很注意中国人的事，这与他们对付马来亚人不同，他们只要华侨——中国人的钱。郁达夫还告知他来亚齐、棉兰的目的是想看看日本的边防，有无从印尼脱身的可能，可不可以转道印度——但他失望了，日本人的封锁很严。
王任叔与邵宗汉询问郁达夫的行止，他的意思是要这位老朋友赶快从宪兵队脱身——
郁达夫非常明确地回答，他要试一试。他告知朋友，他们返回苏西之后，日本人还要到卜干吝鲁去。据谍报，那边已经发现了正在抗日的印尼共产党人，他们还要去捉。可郁达夫实在不愿意再跟去了，他不想助桀为虐。郁达夫将机密告知王任叔他们，他从这一次日本人的暴行中，已经从恐惧转入愤怒了！
离开馆子，他们约定到大地书店去打牌，大地书店借礼拜天的名义很自然地将书店休了业，在那里他们可以边谈边打牌，郁达夫去旅馆转了一圈，便回到书店……
可是还没有打几圈牌，大地书店的门就被拍得山响，“赵桑赵桑”的日本人声音便送上楼来，郁达夫只得匆匆下楼，约定他们别散了，他去去就来，约摸过了半个钟头，郁达夫还真的来了，重新就位。郁达夫愤慨地说：
“日本人真没有人材，连一份电报，也得我去翻，什么也不懂，怎么做事呀，只会捉人！”
可是牌只打了一圈，日本宪兵又在下面嚎叫着“赵桑赵桑”，这一次还带有命令与训斥之意，郁达夫只有放下牌怏怏不乐地走了出去，他非常生气，可在魔窟之中，他还不得不低声下气，可是谁知道呢？日本人要郁达夫去，只是要他帮助他们去玩女人。事毕后，他们还决定星夜回到苏西去。郁达夫马上抽空到大地书店去敲门，门关着没有人。他又记起邵宗汉家住的那一条马路，可又不幸忘了门牌。在昏暗的街灯下，他徘徊了半个钟头，后来，他茫茫然地敲开几家门户，询问化了名的邵宗汉，结果是不得要领，直到临行前的一刻钟，郁达夫才凄然地离开这条街道，他与这几位一同从新加坡流亡出来的难友，竟未能见上这最后的一面……
§§§第二章 此身更似劫余灰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郁达夫都不愿继续做这劳什子通译。他知道，自己掌握日本宪兵的机密越多，他的危险也就越大。这些日本宪兵完全不是有文化的理智的人，而是一个无知无识的野兽之群，这些人与他在日本时交往的那些温尔文雅的日本人不一样，这时的小日本军宪们完全是惨无人道的东西，小日本已经成为一架战争的机器，人性被彻底扭曲。从日本天皇、首相、大臣，到日本的小民都已进入战争的旋涡，侵略与爱国两者的区分，大部分日本人已经分不清楚，他们的战争辞典中，这两者仿佛已经没有区别……
郁达夫急于摆脱日本宪兵部，这是基于许多事实。随着南方战争告一段落，日本已经把武吉丁宜作为苏门答腊的首府，设立了军政监部，日本的那支宪兵分队扩充了力量，日本二十五军的总部也移到这里，宪兵总部也进入武吉丁宜。日本军事当局为了加强对这一块荷印殖民地的统治，就像是一条章鱼，到处伸出了它的软体足……，不仅如此，他们也在巴耶公务建立了相应的政权，建立了军政分州，任命了分州长。随着敌人力量的加强，他在这里会越来越不安全。而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他是一个富有的华侨商人，原来住在卜干咨鲁，而现在他经营着“赵豫记”酒厂，一间造纸厂，一处肥皂厂，而且是一处旅馆的头家，他们还准备办一个农场，他不能抛下他的产业不管。他声明，他已经亏空了好几万盾，而这完全是因为做义务通译，没有时间管理造成的，再一个，他的身体也不好，“有严重的肺病”，不适宜继续做他的通译，日本宪兵可以另请高人。
日本的宪兵部总队长当然不肯，短短的时间内，这里已经换了好几任队长。亚齐一行，这宪兵队长又升了一级，平野丰次已经成为少将。
他的下面有好几个宪兵队，特工队。他们对这赵廉视为心腹，尽管他们也觉得郁达夫在翻译时可能做了手脚，有偏祖于华侨华人的做法，但他们觉得这赵桑是友好的，是一个大大的人才，而且他可以给他们每个宪兵钱财军票，可以让他们喝上赵豫记的双清、初恋、太白、富士，一个个可以喝得烂醉，赵桑是好样的，是大大的好人，可以信赖。郁达夫实在没有办法，有一次他去了离巴耶公务百里之遥的地方，请一个军医开了个有肺病的证明，他刚刚从亚齐回来，他就用几千盾买通了日本宪兵队的军医，向医生行贿，并直接对他说自己实在也放不下自己的那一笔生意。而且郁达夫为了离开这该死的宪兵队，在虐待自己，吸鸦片，让自己伤风感冒，让自己咳嗽，让日本人相信他已经得了肺病。他是个学过医的人，以前又多次得过这一肺病，而且即使是日本宪兵部，那时还没有B超一类的仪器，自然让他装得惟妙惟肖，终于让那日本朋友医生给他开了一张假证明。机会来了，原来的那个宪兵队长已经调走，新来的队长也物色了个新翻译。不过临走之前，日本宪兵部提出一个严酷的条件，如果需要，他必须随时为他们服务……
郁达夫终于离开了那“勉从虎穴暂栖身”的尴尬境地，他开始过上了一段安定的生活。他经营着赵豫记酒厂，同时在寓所里“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