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为赵豫记的老板赵廉，常常回到巴耶公务。这完全说得通，他仅仅是一个商人，不拿日本宪兵一分钱的工资，自然不能把商务丢下不管。在郁达夫，他力求避开那些日本鬼子，他平日是个喜欢交游的人，但他不敢与日本人多套近乎，他现在生活在虎口之中，正是刘先主的“勉从虎穴暂栖身”，他在日本的宪兵部生活有太多的压抑，他不敢饮酒，那正是他的前妻王映霞一再警告他的，他的女友李小瑛也一再劝诫他，那时他还是免不了多喝几杯。如今可真的不喝了，郁达夫知道他自己喝醉了酒，难免失态，酒后吐真言哪！他现在竞一改前非，不仅不喝酒，就是睡觉时也多了一个心眼，不敢睡得太沉，梦中流露出梦话来。
郁达夫只有回到巴耶公务，他才觉得暂且的轻松与开心，这里有的是他的同胞与同志，表面上的伙计，他可以舒畅地谈笑风生，谈酒，论诗，说女人，谈过去的岁月，他只感受到轻松与放松。一到宪兵部，矛盾与苦恼就啮咬着他的心，他后悔，当时不该暴露自己会说日本话。“如果我当时不暴露说日本话，现在我会怎样呢？”他常常这样问他的朋友，如后来的王任叔、张楚琨、沈兹九他们。郁达夫是极少后悔的，但事实上没有这个如果，事实上他暴露了，而且被征用到日本的宪兵部。而且他不得不小心翼翼，最怕在梦呓中暴露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他觉得睡眠也是一件苦差事。后来，他干脆想办法每天回来，开初是坐火车，后来，由日本宪兵部派汽车回来。他完全说得通，因为不能丢下业务……
事实上，郁达夫在巴耶公务的活动，倒成了一张很好的皮，从新加坡来的同胞——文化人先后聚集在这里。虽然苏门答腊算是印尼的大陆，其实不过是一个大岛屿，这苏门答腊内地，实际上是城市稀少。像汪金丁后来从卜干咨鲁到巴耶公务来的那一天晚上，郁达夫恰恰住在巴耶公务，那时王任叔与他的夫人也正寄居他家里，在那里包饺子，郁达夫的房子是荷兰式的，用白木构成，很精致，正屋有一正厅，一客厅，一天井，三间披房，一个杂役间里有很多的书。正屋中也有很多的书，多是些西洋文学，那些书多是郁达夫从日本宪兵队带回来的。那些日本军宪大多不认识这些西洋文字。郁达夫的天井中，房子外花草怡人，非常之幽静。其实，这里正是文化人往来的地方，与以打人杀人取乐的日本宪兵部大不一样。郁达夫在日本人那里是不多说话的，除了翻译外他从不谈政治，也不谈自己，有时只用日语谈谈风月，他知道言多必有失这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日本人的眼里，他高深莫测。许多日本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老好人，好好先生，对自己的生平讳莫如深，有一种惊讶，他们也觉得他是一个读书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但日本宪兵部的人物其实也非常简单，他们并没有从更深处去想，一个日本宪兵特工班长就有生杀大权，但他们的学问与思想实在是简单得很。只有在朋友中，他才毫无顾忌地喝酒，谈天，有一次他们谈起不少华侨已经知道他郁达夫，他对这些朋友说：
“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日本人是不知道我的，如果他们知道我，我也就做大官了，不知道我，我就做我的通译。”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样说。
郁达夫当然不知道，在新加坡要塞陷落的第二天，他的不少日本文学界的朋友曾经到新加坡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如果他当时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他们是决心拯救他的。如一九三六年冬在东京与他多次交往的山本实彦，打听了不少时间，当他打听到郁达夫确实离开了新加坡，有人告诉他郁达夫已经回到大陆，也有的人说逃人了印尼，他才作罢。他更不知道先他几天与他分手的刘海粟逃到巴城，却被日本人抓回上海，但刘海粟终于保持民族节操，并没有与敌人合作。而郁达夫与日寇是不共戴天的，但既没有被敌人发现，当然也就不存在后面的那些设想了。
郁达夫每次回到巴耶公务来，总是一个人在正厅里转来转去地走着。他很少休息，常常到华侨朋友的家里去，或者去亚浮斯廊胡愈之的家里，晚上很迟很迟回来。郁达夫非常相信胡愈之，两年来的交往，命运早已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郁达夫常常有午夜不睡的习惯，他常常与胡愈之或王任叔谈论所处的环境。有一次，郁达夫拿了一张在宪兵部所填写履历表，他对王任叔说：“这是我在宪兵部填写的履历，是他们要我填写的呢！我填写了后，自己默写了一份下来，免得忘记。”
王任叔看到他的那张履历与当时去日本军政监部杜撰的差不多，接着又看到郁达夫递给他的一张准许他教日文的证件。
“我有了这证明文件，还有什么地方去不了的？自然，不会有人知道赵廉就是郁达夫，你说是不是？所以我是十分安全的。不过，我恐怕一不镇定，把自己吓忘了，那就要糟糕，我一定要镇定。”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现在最苦的事是我要制止自己说梦话。我是爱说梦话的，谁知道我会从梦中说出什么呢？每晚睡在宪兵部，有一个日本兵同房，他会听去我的梦话的。我担心这件事，老叫自己不要睡得太死。可是还好，那个宪兵同我挺要好，我关照他，如果我睡后有咿呀之声，请他立刻叫醒我。我说，我是常要做噩梦的。”
王任叔、胡愈之他们都知道，这一段时间郁达夫的生活就像“如坐针毡”。这是对人性的抑制，对于一个一向性格开朗，心底无私的人，郁达夫的心是该有多么痛苦！
郁达夫感到空前的孤立无援。他不得已而进入虎口，即使睡觉也要睁一只眼睛。他的一生有多少朋友？他的朋友们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有的在重庆，有的在桂林，有的在延安。鲁迅是他终身不渝的朋友，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做诗、作文，一起彻夜长谈。但他离他而去足足已经六个年头。徐志摩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出身不同，却殊途同归，虽然他们贫富悬殊，但都是理想主义者，喜欢幻想，心底无私！可这个同龄的大朋友逝世已经整整十个年头！郁达夫也知道，他有过那么多的对手，但都可以化敌为友，成为文坛朋友，但在这赤道集镇里，他竟然不能与他们见面，连通个信息的机会都没有！郁达夫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朋友，郭沫若、成仿吾、老舍、沈雁冰、戴望舒……，还有他富阳乡下的二哥，他的零落四方的儿女们。海天高远，知道他们在何方？他有时只想哭。有时他也偶然想起与前妻王映霞恩恩怨怨十三年，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身边也有一批文坛朋友，但是他是知道的，他们正生活在日本宪兵的鼻子下，而日本人正在到处查找抗日人士，天知道下一步会出什么事？他觉察到人生的悲怆！
文化人住在一起毕竟太扎眼，必须分散！九月中，去棉兰开路的邵宗汉夫妇终于向巴耶公务来了信，要他们分一部分人过去，王任叔夫妇于是决定过去。邵宗汉来信时，要王任叔向郁达夫要一张准纸去，那样可以争取旅途的安全。于是王任叔去了一趟武吉丁宜。
日本宪兵是横蛮无道的，即使是对他们的通译，也是一样。王任叔亲眼见到郁达夫为了朋友的准纸而对他们未免一副卑躬屈节的样子，这使王任叔感到心酸。堂堂的作家郁达夫曾几何时成了小日本欺侮的对象？郁达夫并没有要到那准纸，他从宪兵部出来对王任叔的要求非常为难：
“那是要向军政监部去要的，这里不出通行证，我想，有侨长的也行。”
郁达夫有说不出的歉意，痛苦、屈辱、凄楚，给王任叔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王任叔回到巴耶公务，请侨领蔡清竹帮忙到侨长公署去，挨了侨长的一顿臭骂，总算领到一张准纸，终于离开巴耶公务。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他是看到了国破家亡的那种难民遭遇是无法忍受的。可郁达夫是虎穴栖身啊，在那漫长的岁月，要在敌宪兵的鼻子底下度过，那该是多么的痛苦啊！
还是在他逃难到保东村的时候，郁达夫就留上了胡子，如今这巴耶公务的华侨都称他赵胡子，或者竟叫他赵大人，郁达夫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真实的他裹得严严实实的，他是赵廉，是酒馆老板，是华商，被劫后的华侨，而且是一位儒商，但在那重重铁甲之下，依然有一颗柔弱、善良的心。
郁达夫依旧做着他的通译，但是他非常不放心，日本宪兵部现在竞将非常机密的东西也与他商量，他知道，愈是这样，他的危险愈大。他必须逃避。日本宪兵表面上对他是非常友好的，因为郁达夫的“伙计”
常拿“双清”酒给这些宪兵们喝，这些宪兵看到郁达夫有酒厂，而且态度大方，他们把他当成“朋友”，他们称他是“赵大人”，郁达夫非常知道这些人，无知无识，一味骄横，与他早年认识的日本朋友一点不一样。整个日本早已变了，变成一架战争的机器，对这些日本宪兵，郁达夫不得不敷衍，他仗着自己是惟一懂得马来语的人，在做他的通译时，他有意把日本宪兵抓来的嫌疑犯“罪行”改轻，甚至开脱，以有利于俘虏的倾向翻译他的确使一批印尼抗日分子免遭不测，巴耶公务虽然表面上成为安全的小岛，从小岛那边来了若干进步文化人朋友，除了他的赵豫记酒厂，为了扩大开支，他们还必须增加收入。酒厂是赚钱的，但僧多粥少，他们还必须赚钱，维持大家的生活，刚巧方君壮先生还发明了用灰水代苏打制肥皂的方法，所以又凑了一些资本在此开了一家小小的肥皂厂，方君壮先生还办了一座小小的造纸厂，无一例外的请郁达夫当头家。虽然这两个小厂都因技术不振后来歇了业，但对于郁达夫来说，确实增加了那厚实的外衣，他是个经商的人才。
赵胡子无疑在这些文化人中是一面安全的盾牌，敌人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当日本宪兵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时，他的确起了保护同胞的作用，这时聚集在巴耶公务附近的文化人，不仅有胡愈之、沈兹九夫妇，还有赵豫记经理张楚琨，有高云览等先生，他们都一直呆到一九四四年的二月。
因为赵胡子现在是若干企业的大老板，也是宪兵部的通译，郁达夫像国内时创作一样，一下子走红，他的名气太大，不论是华侨还是印尼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但因为当地的居民与他的关系都很好，谁也不来探究他的底细。巴耶公务的华侨差不多全知道他是外来的难民，但知道他真实姓名的确实少之又少。
郁达夫常常到胡愈之夫妇家的“椰庐”里去，他也知道，在那里云集了他的一批朋友，他们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朋友们并没有让他参加，当然不是不信任他，而是郁达夫现在正在虎窟之中，知道的事越少越好。郁达夫觉得非常孤苦，但他是坚忍不拔的人，非常知道这一点。这里除了胡愈之夫妇外，还曾经有邵宗汉夫妇、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他们常常互换情报，郁达夫有时凑巧来到，他自己也很知趣，彼此心照不宣。
他是经常带来一些趣闻的。郁达夫为当地的印尼人做了不少好事。他已经摸清了宪兵部每一个从队长到宪兵的性格、嗜好、习惯，他和这些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连日本宪兵也知道他是个日本通，也是个通晓西方语言的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手面也越来越阔。郁达夫应付日本人的办法也越来越多，不少的华人因为做买卖被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话就能放了出来。高云览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被扣，郁达夫马上就设法将他保释出来。也有的印尼人，犯了联军间谍的嫌疑，经赵大人当着宪兵的面训斥一番，也就放了。
犯人与赵大人或赵桑的印尼语，宪兵们是不懂得的，当然宪兵的日本话，犯人们也一句听不懂，而他则可以居中大显神通，郁达夫因此还帮过印尼共产党人的大忙——
有一次，日本宪兵偶然破获了印尼共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只搜出一份捐款人的名单，牵涉太广了，郁达夫知道，如果让日本宪兵知道真相，将有不少印尼人被难，他灵机一动，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说：
“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的放！”
结果这些日本宪兵把名单撕得粉碎，又狠狠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然后扬长而去。
郁达夫担当他的通译，不须说，这是当地华侨与印尼人的福音，那一段时间，巴耶公务与武吉丁宜的华侨没有一个人被杀，也极少人被抓，郁达夫客观地保护了当地的居民。
自从担任“通译”的那一天开始，郁达夫便试图摆脱这危险的差事，胡愈之等朋友自然也劝他摆脱。他有足够的理由：他是一个商人，一个酒厂老板，他要经营业务，他的身体也不好。总之他有一千个理由可以摆脱羁绊，还其“侨商”的真面目。但是日本宪兵正在用人之际，他们不肯放人。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指派与大批的日本宪兵一起去了一趟亚齐，在郁达夫倒是想看看在棉兰那边有没有离开苏岛的机会，而日本人却是为了抓印尼共产党人的一批抗日分子。印尼共产党的一批人，以前对荷兰殖民地政府就是起反抗作用的，如今对日本侵略者，一样是起而抗之。郁达夫亲眼目睹日本的穷凶极恶，这更加强了他要离开宪兵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