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只有这无力的反抗！殊不知他的反应那样的无力，在经过五四运动的新社会中，他的拼命一掷与堂·吉诃德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反抗是那样的无力，他的武器仅仅是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
的封建糟粕！
郁达夫是一代名士，他在酗酒或者愤怒之时往往丧失理智。这种做法，他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气之下，使创造社离散，出走北京！十三年前他在武昌师大为人穿了小鞋，一气东出上海；十一年前，他对孙荃突然负心对王映霞一见钟情；同样是在一九二七年，他一气退出创造社；九年前，他突然出走普陀山；六年前，他听从妻子的意见，拒绝了朋友的挽留，迁居杭州……。郁达夫是非常之人，常常做出非常之事，而这样的非常之事是极容易一失足成为千古恨的！
汉口的《大公报》在那时的中国是一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因为在全国的党、政、军、士民官商大都来到武汉，郁达夫的《启事》也让他的朋友们大吃了一惊，这些朋友有来自文化界、新闻界；也有来自郁达夫熟悉的地方，上海杭州，甚至是郁达夫的故乡富阳……
郁达夫未免过分自卑，也未免过分勇敢。而这一次他的枪口不是对准敌人，而是杀向自己的妻子，让他的敌人齿冷！
郭沫若，郁达夫现在最要好的朋友看到了那则启事，放下了日理万机的公务，来到郁达夫的身边。他是知道郁达夫是非常钟爱王映霞的，但他更知道郁达夫的秉性——艺术家的天性：做事容易冲动，而不是依靠理智，办事难免没有顾前顾后，有时一发而不可收，进入难以自拔的境地。他看到报纸，只摇一摇头……。郁达夫带着郭沫若观看了王映霞“卷逃”后的环境，让他看了看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书信，纱巾“证据”，满腔悲愤，可郭沫若不以为然，他不相信王映霞是那一种人。但是眼前的事与证据，使沫若似信非信，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只得安慰这位老朋友，要他逢事三思，不要做得太过火……。
《启事》虽然不是登在最显眼的位置，可看到的人自然也是不少。
这也惊动了郁达夫的一个同乡，姓曹曹秉哲律师。这曹律师，与郁达夫自然是同乡加好友，以前在杭州开业的大律师，与王映霞也免不了是自己人。在汉口，同乡的人本不甚多，即使是同省籍的同乡已属难得，更何况是杭州的同籍呢？这曹律师目前兵荒马乱中，自然是依旧操他的旧业——为人打官司。律师的业者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浏览报纸，住在汉口，汉口的《大公报》自在浏览之列，可以看到第一个版面……，他便读到那一则启事……
而王映霞正住在他的家里。
王映霞住在他的家里是非常正常的。那一天，她与郁达夫发生那极不愉快的口角，她又发现郁达夫满脸的不悦，经验告诉她如果她不走，郁达夫要不知道做出什么行动来，与其他走，不如自己走——
正因为如此，郁达夫前脚到政治部，王映霞后脚步就离开了家。她无疑也是负气出走。她走出门口，正好门口停一辆空着的黄包车，她一边跨了上去，一边就向车夫说：
“你给我踏到火车站！”
而王映霞的举动恰恰为邻居所知，于是有郁达夫后来赴火车站的初衷。
王映霞到火车站去干什么呢？那其实是毫无理由的理由。她与丈夫发生了龃龉，她提出要走，她是应该到她最亲的亲人身边去的，可她最亲近的亲人就在身边呀！那是她的三个儿子与她的娘亲，浙江省还有她的兄弟，但能到丽水去么？何况自己的兄弟与许绍棣一样住在丽水，如果她回丽水给郁达夫知道，那真是万劫不复了！杭州有风雨茅庐是她的家，可场官弄的那个家，早已陷入日本人的魔窟了！听说已经成为日本人的马厩，那是万万回不去的。她现在的家不是就在武汉么？
她还有什么亲人可以找呢？上火车站去，离开武汉，遍地兵荒马乱，满目无亲，她一个弱女子能到什么地方去呢？只是她实在咽不下这一口气……
王映霞是务实的，她不是艺术家，她的思想自有她的合理性，她没有到达火车站，路上她让车夫把她拉到武昌的小朝街四十一号，这正是曹秉哲律师的事务所。
曹秉哲是杭州的大律师，在杭州富阳一带朋友最多，律师的交游最广，今年他同样是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住在武昌。他正担任政治部部长陈诚的律师，自然也是手眼通天。何况曹律师是个正大的人，不是单身汉，带有内眷，而且这居住在武昌的几个月中，王映霞与他们一家互有往还……
曹律师夫妇看见郁达夫夫人的到来，自然知道他们夫妇定然是产生了口角。他们看到王映霞眼角中还有泪痕。他们在听到王映霞的倾诉之后，曹律师就说：
“休息，休息，慢慢来！你就在我家住上几天，然后我叫达夫接你回去！”
王映霞当然不愿意立即回到那个家去，虽然那里有她的老母、孩子，她请求曹氏夫妇让她在此住上几天，而不要通知郁达夫，否则她马上就走。
曹氏夫妇知道王映霞的苦衷，当然更不希望她马上就走。他们认为夫妇之间的口角马上就会过去，如果离开这一家知道到哪里去？他们都是朋友，也是极明事理的人，他们是律师呀，办惯了这一类案子。
他劝她：
“你不要再走，我不去通知你的家里，一定不会去通知。”
于是，王映霞就在曹大律师家里住了下来。曹律师夫妇把自己的房间腾了出来，让王映霞居住，使王映霞暂时丢掉不快。不过她难免思前想后，王映霞总是高兴不起来。这十年间，她跟随郁达夫颠簸于上海、杭州、福州、富阳、金华、丽水，然后又是武汉，何曾有过几日平静的日子？王映霞没有把这一切的账算给社会的不平等与国家的不平静，而是把所有的气都撒在郁达夫身上，认为这是他的无能。殊不知，这里面也有她的一份责任，如果他们平安居住上海而不移家杭州，如果她们仅仅移家杭州，而不大兴土木去兴建风雨茅庐，如果她们不是那么心高建这洋房，欠了一身账，他们的生活史就要另一种写法了。如果不是******当局在上海搞白色恐怖，他们也不至于逃避到杭州，也就更不存在到福州谋生的事情。如果日本帝国主义不侵略华北、华东，占据富阳、杭州，他们也就用不着避地金华、丽水，前来武汉，王映霞的看法当然也是有失公允的。
郁达夫是那样焦灼，七月的武汉，天气太热。有道是七月流火，武汉为热中之热。客居异地，物价昂贵；岳母、孩子都在企盼女主人归来。
可偏偏王映霞沉得住气，如石沉大海，没有音讯。正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烦恼为最。郁达夫陷入烦恼不可救拔。偏偏有一些事不关己的朋友打着关心的招牌，看达夫的笑话。可郁达夫没有自知之明，居然让他们看许绍棣的情书……恋爱的证据，“卷逃”的证据，贻笑于人。曹大律师夫妇看到那则启事之后，觉得事不宜迟，自然把王映霞的现状告诉了郁达夫，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达夫的家，让他知道王映霞并非卷逃，并非已回到浙江，而是还在武昌——；他们更希望这个破裂的家庭能花好月圆，希望能成人之美……
实在可惜的是郁达夫一时冲动，在《大公报》上刊登了那一则失去理智的《启事》，郁达夫并不后悔，他的心中当然依然责怪着妻子的心理背叛，他还不想就这样地饶恕她。还有，郁达夫的名士气太重太浓，传统的男尊妇卑思想太深，他对自己的妻子明显缺乏更多的理解。妻子既然还在武昌，料想并不遥远，他的心里安定多了。
到了七月七日，郁达夫终于到武昌小朝街去看王映霞。他跑到曹律师家里去看她，要求王映霞回家。可王映霞此时已气极恨极，刚刚平复的心又因为她无意中看到郁达夫在《大公报》上的那一则令人难堪的启事，她痛恨郁达夫是“文人无行”，气愤郁达夫的手段未免“卑鄙”……
王映霞不肯回家，虽然在武汉的另一处寓所里有她最爱的母亲、三个她钟爱的儿子。但是她知道了郁达夫的启事，还有她了解到郁达夫已经打电报致浙江要人寻找王映霞，还有郁达夫向一些同事公开了他们夫妇的不合。她不能就这样轻易地回去，她要讨一个“公道”，她要郁达夫道歉，消弥那种恶劣的影响……
在武汉并不缺乏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朋友，在杭州时的朋友此时在武汉的尤多，像杭州市长周企虞周象贤，浙江《东南日报》的主笔胡健中，他们以前就是经常来杭州风雨茅庐的客人，而且还知道在一九三二年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还存在过一次由律师徐式昌证明的《版权赠与书》，规定郁达夫将他的已经出版的五种小说集，及《日记九种》、《迷羊》等书的版权赠与王映霞。何止于此呢？风雨茅庐的界碑上还是写着“王旭界”呢！于是他的朋友们与曹大律师，两位浙省的国民党要员，劝导他们夫妇订立夫妇协议，保证家庭和好。
协议书是要双方都作出牺牲的。何况他们夫妇在这一群朋友们的劝说下都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动员他们作出文件，文件分三份，一份是郁达夫向王映霞道歉的《启事》，在《大公报》同样的地位刊登；一份是王映霞向郁达夫保证的由郁达夫收存的便条；一份是有夫妇签押的有人见证的《夫妻协议书》。
夫妻间要签订这样的协议书，还要互相保证，这在那时的中国大概是史无前例的，可见郁达夫的民主精神。在民间夫妻吵架，朋友劝阻而言归于好本是很平常的事，可见订协议书的举动非比寻常，他们的做法是极为严肃的。
王映霞是七月九日那一天单独写《郁达夫君收存》给郁达夫的。据后来郁达夫的研究者西德的汉学家马汉茂辑录的王映霞《给郁达夫的信》第二封，其字据一份如下：
映霞因一时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妇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生活之创造。
此致
郁达夫君收存
二十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
上面的这一封“悔过书”，王映霞到了老髦之年，绝对不肯承认。而研究的专家却各持看法，有的肯定，有的否定。笔者的看法认为这份悔过书应该是有的。这从他们的夫妇协议书相对照，并没有比悔过书更加沉重。
与此相对照的是，郁达夫次日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上刊登了他的《郁达夫道歉启事》：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在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劝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郁达夫启。
这一封郁达夫的道歉启事并非是郁达夫的手笔，而是由王映霞写成，郁达夫认可的文件。王映霞女士在其五十年后的《半生杂忆》中有过明确的陈述：
他在曹家挨了一天，我没有理他，天晚了，他要求住在曹家，我说：
“没地方给你睡！你必须走！假如我今天进了公安局，而你好住到公安局里？”后来经曹律师说项，我才准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次日，他又提出我回家的问题，我就向他提出：“必须再由你在大公报上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由我写了交给你。”随后，郁达夫拿着稿子走了。第二天的大公报上，就登上了郁达夫的“道歉启事”，云……
王映霞的《半生杂忆》应该说是关于郁达夫生平的一份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有许多内容是可以深信不疑的。但这一本小书，却也有许多缺陷，一个是它成书太迟，是在事后四五十年之后的回忆录，另一方面它是一面之辞，行文在关键之时稍嫌含糊，为生者讳，把许多责任却一味推给死者…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丰富的资料中读出端倪……
与郁达夫《大公报》发表了那则由王映霞写成，郁达夫送发，对郁达夫个人人格有损的道歉启事发表的同一天，他们夫妇在友人的帮助下，当面签写了《夫妻协议书》，其内容不消说是非常严肃的：
协议书
达夫映霞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份，两人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之前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之间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立此协议为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七月九日
立协议人夫郁达夫
妻王映霞
见证友人周企虞
胡健中
这是他们之间一份重要的证件。“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一段话，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的起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自那个无聊的政客！这却是对后来生者对死者所埋怨的话可以印证之材料！这一份文件可是有王映霞的亲笔签字。郁达夫在朋友的规劝中，是想“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之新婚。”且此协议书的见证友人都并非泛泛，而是杭州市长与《东南日报》的主编！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王映霞回到了家。但是这一对小冤家，果真能化干戈为玉帛吗？能让过去进入坟墓，来一个灵魂的新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