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七日，与郑心南、陈世鸿、杨振声、刘参议等游福州名胜鼓山，在涌泉寺午膳。刘参议作东为晚宴，晚上回城。
正月十八日，买书若干。日本人办之汉文报《闽报》社长松永荣氏来访，告福州中村总领事欲与达夫一谈，告以明晚有约。中午大嚼南台之嘉宾酒楼，东道主——英华学校陈主任。访陈世鸿氏于闽侯县署，略谈日领事约会晤谈事，五时返寓。晚上，青年会王总干事招饮。几日来，会客至百人以上，头脑昏倦。
正月十九日侵晨早起，买《武夷山志》等才回寓，英华学校鹄候，同游仓前山。先由王校长导看华南文理学校，复由陈校长导看英华中学。
中午在陈校长家午膳。午后参观省立第四小学，小学儿童国语讲演竞赛会及惠儿院。晚上在田墩杨文畴氏家吃夜饭，系万国联青会之例会，饭后作一次演讲，畅谈至十一点回寓。
正月廿日，作复信若干。晚上在聚春园饮，遇日总领事中村丰一氏、驻闽陆军武官真方勋、大阪商船会社福州分社社长竹下二七等，大醉；又上《闽报》社社长松永荣氏家喝酒，回寓时已十二点后。
正月廿一日，十时前去福建学院，参观图书馆，复应邀访游闽江。
正月廿二日，上午戴笠倩人送贵妃酒来，与谈十点多钟，发雨农戴先生书，谢其送酒也。下午，陈世鸿氏、松永氏约于晚上乘舆访鼓山，作诗《夜偕陈世鸿氏、松永氏宿鼓山》。中午作《编者言》一篇欲以航空信寄出，因有人请吃饭，不果。
正月廿三日，二时起床拈香礼佛，以求运气，八时下山，因下午还须去青年会讲演。到寓后来访者三十余人。到三时去影戏场讲演《中国新文学的展望》，听众千余人，水泄不通，又有求签名者，应付到晚上始毕。晚饭后又电政局某来，坐至十一点始去……
来人、来访、来谈、来约吃饭，来信、来求签名、来求写条幅……没完没了！
郁达夫好烦恼，好疲劳！他不仅无法写作，连给妻子写信的时间都没有！看来福州与杭州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样有官吏，有教育家，有日本人，有戴笠的劳什子组长、队长，还有商会会长，乱七八糟的朋友，冒牌的风雅人物。请演讲的，请吃的。只有一点，郁达夫在福州少了妻子的监督，可以自由地喝酒。
他连静下心来看书的时间都没有，直到正月廿六日的日记本上还写着别人的来访，同去看日本须贺武官，“坐到十二点钟，同松永氏上日本馆子常盘吃饭，酒喝醉了……直斥日本人侵略的不该……”。
郁达夫好烦恼，他拼命地抑制自己，屡次订出创作计划，但还是不行，到处来信，有的是祝贺他当官的，以杭州来的最多，他不得不以大量的时间陪写，他仰天长叹！应酬太多太多。那实在是一件苦差事，有违初哀。他开始了逃避，希望避开那些俗物，从事写作。每天的来客依然不少，但他必须见缝插针，每天写作。
他开始想念杭州的妻子，虽然妻子喜欢社交，但她是绝不允许那么多的俗客来访的。她要尽可能保证丈夫的写作时间。他思念妻子，像与妻子初恋的心情一样。但妻子表示要来福州，郁达夫因为不能安心写作有几分讨厌，虽然有了固定的收入，但他对这种包围太厌恶了。他甚至打算打道回府，他写信给爱妻，叫她暂缓来福州。
郁达夫深受名声之累！名声太累人，他原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在那十多年的工作中，已赢得不朽的名声。即使是偏远的东海之滨的八闽山水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文化人，又有几个人没有听说过郁达夫是活跃于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文坛的文学大师呢？如今这位不受约束的左翼文人，居然接受陈公洽主席省府参议之聘，显然是到福建做官了。
上海、杭州的小报都立即登载了郁达夫到福建做官的特快特大新闻。
而这福州的自然有更多的名流认为郁达夫为五斗米而折腰，在南闽做官，郁达夫的身边自然充斥了大量的官员、名流、政要，希望进入那一张“风雅”的网。
其实，郁达夫的福建省之行给郁达夫带来严重的损害。上海文坛已传遍郁达夫退出文坛在福建为官的信息。即使是与郁达夫最好的朋友鲁迅先生也是一脸无奈，以为郁达夫已丢弃文坛，当他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声明郁达夫已经离开左翼文坛，而前往福州为官。杭州的王映霞是坚决否认郁达夫已经做官的。而郁达夫也一再在他的演讲与他做的文章《高楼小说》中否认自己已经做官。对报刊与外人的叙说，郁达夫非常反感，那个“官”字，大抵是贬义的，在有些人的口里传出还是有些阴损的，他在为自己辨解。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高楼小说》第一章中写道：
因为人已到了福州，而这里的当局又发表了一道委某某为参议的命令，于是乎上海的各小报就有了材料了。有些说某人做了官；有些说某某人否认做官；更有些说，某某人可惜得很，竟把文学家的头衔卖去了，还只卖了两百元一月的小官薪——这个三百一月的官俸也不知哪能一个给批出来，连据说做了官的我自己，也莫明土地堂（且学一学小报作家和大笔吧！）在这里——总之是“耶稣自有理”，“公婆各有理”，他要说他们不对，他们倒也写得像煞有介事，连人上车前和老婆在房里闲谈的一幕都被揭发出来了；你若说他们是对呢，那天下是非黑白，简直要颠倒了……现在即说做了官，那借这官字做一篇小文章……我且从官字来立说吧！
按官犹事也，做官若只指做事，那做官当然是没有什么。又官谓各当其无差错也，那不管是从前我在上海、杭州做些什么，原是与官不官无甚关系的。可是细味各小报与报尾的许多言论，似乎他们都不把官字解释得那么古奥。大约做官可以发财，可以摆官架子，可以打官话，可以指使小官敲剥百姓，可以杀人放火，可以……，才是他们所谓官字。若说做官是百事百可以的话，那我倒也很想做一下他们心中的官，来对他们作一下威势看看；但这事实上不能成立，已经在他们讥讽我的文字的洪流上可以证明了。所以这一次说我做了官，终究是无异于他们自己证实了他们的不对。并且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想到从前他们所加于我的许多头衔，究竟是怎么样的内容。他们曾经说我是颓废派的代表，说我是醇酒妇人、鸦片麻雀、无恶不作的文人。
事实上，他在第二天三月一日在青年学习研究会上演讲《青年的出路与做人》里面也对这做官二字作了详尽的剖析，回击了上海各报骂他“写文章没有出路，吃不饱饭，就跑到福建来‘做官’了，像煞有介事的。在过去一般社会上的人就加一个专门名词在我身上——叫作浪漫派、颓废作家——，在最近，上海、南京、浙江的报纸，像开玩笑般说我做官了”。“可惜以前贪官污吏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这一类官太多，所以把做官二字弄得不好听了，现在的官只变作升官发财、贪官污吏之官。”
郁达夫的辩解是无力的，他还得与名流们周旋，写字、吃请、演讲、游玩，无法摆脱自己。但他毕竟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还担负着一些杂志的编辑之责，也有交稿，要抽空写作，开始写作《闽游日记》、《闽游滴沥》散文系列，并开始写杂文《高楼小说》。他还得写出演讲稿。达夫到福州的头一个月，居然应邀作了六次演讲，忙得不亦乐乎。
妻子王映霞数次来信，她想来到丈夫身边，分别才一月，妻子希望与他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作为一位年轻的妇女，她当然不愿意只是围着孩子转。她写来意味深长的信，要马上来福建。郁达夫心中十分吃惊，他早已发觉这里的形势与在杭州没有什么两样，成天处于被包围中，不能创作。他只想适当的时候辞职返浙，但苦于来闽时间不长，无从谈起，为此他还苦恼了整整一夜，不快了整整半天，立即打了一个电报，反对她南来福州。直到第二天王映霞拍来“不来了”的电报才略略放心。福建财政拮据，二、三月的工资已经开不出来了，实在难以承受爱妻往返闽浙之需呢。据说闽省的四、五月财政更为拮据，所谓百废待举是也。
多事之秋！郁达夫获悉上海的左联已经自行解散了，虽然他早已解脱了那个团体，但心里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鲁迅先生一定难过，可远隔浙闽山水，一是公务在身，已离不开，二是那么远，一下子不能脱身到上海去。更有三月中，日本的大将松井石根前来福州，郁达夫对这个敌国大将来闽也同样反感，但必须出席作陪，陪同的不仅有闽省的政要，日本的驻闽领事馆文武官员。郁达夫应邀作陪并一连与之长谈，他对日本当局的压迫中国大大不以为然，他觉得松井石根将军还是一个理智的人，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正是面前这个谈吐文雅的敌酋，在一年多以后的中日战争中，特别是那一次进攻中国首府南京的血腥大屠杀中，松井成了个杀人魔王！在那黑色的一月中，中国南京的三十万军民惨遭屠杀，成了枉死的冤魂，古城南京成为日月无光的人间地狱，血流成河……那是后来永远成为日本历史上的耻辱的南京大屠杀……
郁达夫只觉得一切都是空洞，人生苦短，可时光却是一寸寸、一尺尺地无缘无故地磨去，他只能叹息。闽省的交通不便，与江浙相比，恍若隔世。虽然福建的文化同人，屡屡与达夫往来，研究文学，但觉得福州与上海、北平、杭州的文化相差甚大。三月初，《南方日报》吴社长邀约《闽报》、《华报》等新闻同人在“乐天泉”举行宴会，席间同人说起中日战争一触即发，都为国事忧心忡忡，黯伤时事，郁达夫在席间赋诗两首，以赠两报同人，表达了自己心中的苦楚：
赠《闽报》同人
大醉三千日，
微吟又十年。
只愁亡国后，
营墓更无田。
赠《华报》同人
闽中风雅赖扶持，
气节应为弱者师。
万一国破家亡后，
对花洒泪岂成诗。
冥冥之中，有神灵昭示；此时此际的郁达夫又如何能料想得到八、九年后自己正是应了这样一条谶语！落了这么一个下场！
郁达夫正是这一段时间开始了他新的写作。这一段时间全国的文坛全面处于低潮，文化创作处于暴风雨前的现状。郁达夫此时的创作大都只能是小块文章。工作之中，郁达夫向来认真，不能草草。工作之余，他在坚持写，硬写。写下了《闽中的风雅》，那是优美的散文，写下了《闽中滴沥》六篇，《高楼小说》杂感十多则。《闽游滴沥》都是记游之作，写游鼓山、游涌泉、游灵源洞、游鼓岭、白云洞、游屏山、于山、乌山，那都是福州附近的名胜……
直到四月中旬，郁达夫再一次接到妻子的来信，方知道杭州的“风雨茅庐”草地已经铺好，周围的树木也已栽就，工程全部竣工了。但工程浩大，已化去大洋一万六千之数，现在还欠款五六千元之多。郁达夫好忧虑。信中还说，十来天后，就打算搬入新居，如果郁达夫走得开，请他一定回杭州一趟。郁达夫能不回去吗？他匆匆回了一封信，想回家了。
游闽三个月，郁达夫极不满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对官场厌烦了，他想回杭州，经上海，已是晚春时分了。他得归游钱塘西湖，搬迁他的“风雨茅庐”，陈公洽主席南巡未归，郁达夫趁主席归来之前告了五日假，归游杭州。
归心似箭！郁达夫在四月底归航，踏上三北公司的轮船，他想念他的妻子，想念他的儿子，想念他的杭州。两个通宵后，他在四月卅日的侵晨抵沪，才到中午十二时，他已在沪杭的火车上了。
春光是美好的，郁达夫的心是灰暗的。这一九三六年的年头更是乱糟糟的了。他刚刚跳上上海的码头，就遇到海关关员上船检查。这本乡本土的也要检查么？他好奇怪，哦，原来是“反走私”的。郁达夫不禁大发感慨，郁达夫还匆匆地路过上海的四马路的书业市场，走访了几位住得不远的朋友，才晓得最近当局在各地苛严查禁刊物。有这样的海关，对外不检查外国人，却在有力地对付中国人！怪不得码头上令人生厌的一幕了。现在的出版界，万象凋零，没有一丝活气，一片万马齐喑的景象！上海的文化界，检查最严，文人潜踪。郁达夫虽是个匆匆的过客，可看到上海也就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暮色苍茫中，郁达夫经过近五个小时的火车摇摆才到达杭州的城站，他一眼就看到他思念的妻子、儿子在城站迎接他，在淡淡的灯光中，三月不见心里竟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的感觉，儿子妻子，那种爱是刻骨铭心的！一下车，他立即拥上他们，回到家中……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郁达夫回到家中后，他夤夜去看他的“风雨茅庐”，为了这“风雨茅庐”，他已经牺牲太多太多，从打算到现在的完工，竟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郁达夫本是个不相信命运的人，可为了以后，他们宁信其有，他曾请来了杭州最好的地理宗师郭相经先生，踏堪动土都是按照《地理正宗》一类的格局动工与落成的。因为建房，他们不得不借款度日，因为欠款，他不得不去落后的福建谋生求职，他失去的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