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雨茅庐:郁达夫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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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风雨茅庐(17)

罗兰、鲁迅也是如此啊!贝多芬啊,达·芬奇啊都是如此。郁达夫只希望安静地写作,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可王映霞与他大不一样,她喜欢热闹,有时客人来请,郁达夫已经推辞了,就由王映霞全权代理。自从到杭州以来,与他们交往除一些文人外,无非是一些钱商、官僚之类的俗客,附庸风雅,郁达夫还不好得罪,他只想避开尘世。当然,那些人不可能理解郁达夫,而王映霞对郁达夫的做法有时也难以理解,上海的人们更是常常来游,不仅游西湖,还要游富春江,游钓台。十月初,郁达夫就曾经陪同全增嘏、他的妹妹还有英国的军官宴子少校去了一趟钓台。游览之中,郁达夫面对那美丽的河山,忽然心有所动,民族危机实在是太深了、太紧迫了,他写下了一首诗,那诗是写宋末遗民的,却与如今的情景没有什么两样!

三分天下二分亡,

四海何入吊国殇。

偶向西台台畔过,

苔痕犹似泪琳琅。

诗中的郁达夫当然是那样忧国忧民,可有什么用?当局的大兵被派到哪里去了呢?派到内地去围追堵截北上的红军去了,他们的国策是大好河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国破家亡,肉食者倒无所谓。

徐志摩的仙去转眼间已经五年了,那个可爱的诗人死于他的黄金时代,郁达夫十分抱憾。徐志摩的未亡人陆小曼女士,收集了徐志摩的文集打算出版,请郁达夫作序,郁达夫能推却吗?他为她写了《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他回想与朋友的一生,把徐志摩的悲剧归之于社会,认为是“无理解的社会逼死了他”。“我们所处的社会,真是一个如何狭量、险恶、无情的社会!不是身历其境,身爱其毒的人所能知道的。”他悼念徐志摩,痛恨这时势,社会。他说:“这次徐志摩四十岁的诞辰,我想最好的还是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来纪念他,较为适当。小曼已经有编纂他的全集了,这原是纪念志摩的办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学基金的设立,志摩图书馆的发起,以及徐志摩传记的编撰等等,也都可以由我们后死的友人来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时势的混乱,当这一个困难的关头,要来提倡尊重诗人,是违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侥薄,现代有些活着的友人,一旦钻营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挤诋毁,诬陷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人,对于死者更加可以不必说了。”王世杰以前不是徐志摩、郁达夫的友人吗?可如今不许郁达夫谋一个教席。郁达夫在序后引用了《红楼梦》“黛玉葬花”的两句诗:“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郁达夫的吊志摩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悼!郁达夫似有先见之明,他年葬依知是谁?十年后,郁达夫舍身苏门答腊的丹戎革黛时,有谁吊唁他呢?不幸为他自己言中了!

他的心情不太好,依然是抽烟喝酒,貂裘换酒,对着美人,做做诗歌,他觉得自己很少有快乐的时刻,只有与“学生”丁女士一起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在这一年的晚秋中,他们终于全力动工,建他们的房子,东挪西借,买木料、买砖石,他的妻子为此花了不少心血。郁达夫还亲手写了界碑“王旭界”,那是为免不必要的纷争,他尽管对妻子的所为不甚满意,可他是从心里爱着她的,他没有什么心机,他需要她的爱,而用妻子的名字写了界碑,有什么后果,郁达夫连想也不会去想。而妻子则不同,那是别有深意的,她的城府较深。郁达夫还请来了来杭的大书家马君武先生为他们的新居写了“风雨茅庐”四字,作为房屋的门楣。

他毕竟是诗人,家境有限,他十多年前就有过建房的打算,要建一座“夕阳楼”,但终于没有能建起来。可现在却终于在建了。他最早是希望能建起一座简陋一点的房子,以茅草代瓦,石墙泥壁。当然堂堂的郁达夫,不可能建起这样一座房子,他的亲友都认为郁达夫的说法是异想天开,开国际玩笑,终于建成了盖栋的大瓦房。不过极有趣的是,看起来与“风雨茅庐”也有几分相似,三面回廊,木板板壁,玻璃窗户,住房三问,书房两间,到了十一月底已是盖屋栋,油漆之类了。杭州市的市长周象贤还亲自送了铁门之类,省公安局长赵龙文、杭州商会的会长朱惠清等不少的杭州要员、名流都送来贺礼,那是题外的话了。

开支浩大,终于使“风雨茅庐”初具规模,虽然借了一笔款子,但那是要还的。郁达夫的家成了沪上文人的中转站,也是官员们的常来之地,明显收不抵支。还有一个最坏的消息,就是北新书局因经营不善稿酬已成问题,有破产的可能。郁达夫忧心忡忡,虽然丁小姐他们不以为然,可郁达夫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王映霞郁达夫的好客在杭州也是有口皆碑。尽管这不是郁达夫的本意,可又有什么办法?新居还未落成,郁达夫的旧居上挂着鲁迅先生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旁边是他自书自撰的对联:

两口居碧水丹山,

妻太聪明夫太怪;

四野皆青麟白骨,

人何廖落鬼何多!

他记挂着鲁迅先生。他也借指这寓所附近荒坟乱堆,来指责这个鬼魅横行的杭州!

官场,本是风波险恶的,郁达夫视为禁地。他对官场毫无兴趣,他的心愿是一边写作,一边做一个教授,做教授可以有稳定的收人,而写作可以明志,也可以增加收入,只是弄弄文笔算什么职业啊!两月前,他从上海小报中知道,郁达夫、郭沫若的版税都成了问题了!可这一次北新书局的来函证实了这一点。官场又非他所愿,而教坛又为以前的所谓朋友所不容,郁达夫心情实在是不佳了。

郁达夫的内心极为忧虑。两年下来,他早已知道杭州比上海更为险恶。上海有那么多的朋友,那是真诚的、精神相通的朋友,大都为文艺家。他近年来人情世故多了,不比十多年前,动辄就得罪人。他外表居家淡白,但内心中十分不安。杭州也有朋友,但那是另一类型的朋友,官场上的贵族,商务上的阔佬,他们附庸风雅。虽然在浙江的官场郁达夫都去得,也可以办事,但郁达夫知道,他只是狼群中的一头糜鹿,牛羊,他可以与他们一起喝酒、抽烟,可以与他们一起吟咏做诗,可以一起谈古论今,讲讲天气,但他们之间可以像他与鲁迅先生一样亲密无间、肝胆相照么?不能,那些官场人物小报记者有如苍蝇,令人生厌,安知里面没有包打听一类东西?郁达夫来杭州时间不甚长,可报纸上有关他的传司也太多了!

《小晨报》发表了“我们的文坛”,赫然把郁达夫的隐私披露报端。

将郁达夫列入《文坛酒鬼录》与《文坛烟人录》、《文坛书痴录》,披露“郁达夫爱买处女作品”,“郁达夫新筑屋宇,日食甲鱼”,“郁达夫菟裘愿偿”。《社会日报》也频频发表郁达夫的旧闻佚事:《郁达夫的理想住宅》、《郭沫若、郁达夫等版税都将成为问题》、《郁达夫的(出奔)——从初夏到深秋》、《创造四君子分裂》、《郁达夫亲自监工第四座文艺之屋》、《郁达夫的编辑法》等等。上海的《福尔摩斯报》更是天外来风:什么《郁达夫厌恶胡云翼》、《沪战中作家逃难故事:郁达夫战中获麟》、《新文坛作家小传:颓废的郁达夫》、《作家佳话:郁达夫困于小孩之国》,乱七八糟的都有。当然身边写郁达夫的记者也不少,杭州的《民国日报》、《东南日报》,南京的《读书顾问》、《文艺月刊》,北京的《大晚报》,上海的更多了。甚至日本的《读卖新闻》等都有报道,好好恶恶,是是非非都在报道着郁达夫的游踪足迹,使郁达夫十分被动,又得罪不起。他的名声太大了,为名声所累。当然正派的报刊报道也不少,郁达夫永远处于是是非非的中心。

十一月里,郁达夫完成了《怀四十岁的志摩》、《王二南先生传》等散文文章,《出奔》也是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号《文学》月刊中。他还不时写一点诗篇、小品上报。他的多才多艺使杭州的警察局长赵龙文感兴趣,浙江省的这一个公安局长也是一个喜欢吟咏的半拉子文人,也是郁达夫家的常客。有一天,赵龙文拿来一把纸扇,扇面上是两首赠送郁达夫的七言绝句。前一首是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院长于右任的。于右任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文化人,也是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他的诗是:

风虎云龙也偶然,

欺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

各苦民生数十年。

于右任的诗一目了然,他对这个动荡的社会与历史抱有一种独自的看法,那些英雄当然也包括当局的“英雄”们,可这种诗也亏他写得出来。郁达夫深知他的话意,但居于狼群中的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朋友赵龙文也能做诗,与于右任的诗意相反,他是直接写郁达夫的处境与心境的:

佳酿名姝不帝秦,

信陵心事总酸辛。

闲情万种安排尽,

不上蓬莱上富春。

赵龙文对郁达夫来说是熟悉不过的,经常在一起。三个月前,他们夫妇还与郁达夫夫妇、商务会长朱惠清夫妇一起游览过宜兴的善卷、桑庚二洞,还一起游览了湖州的碧浪湖等地。郁达夫默默无言,他不得不奉陪。赵龙文夫妇更是将郁达夫引为知己,他们并非不学无术之徒,但他们是当局的红人。郁达夫最希望与他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地步,可是他的妻子愿意。郁达夫的许多因果并非出于他自己意愿,红尘中人要托庇于他人,又要保持清白,实在是一件难事。可他们的诗也无疑在窥视郁达夫的举动,郁达夫尽管早已以诗言志,在杭州各报发表了。为刘开渠题画诗中也说到“曾与严光留密约,鱼多就共醉花荫”;在和刘大杰《秋兴》中说,“旧梦豪华已化烟,渐趋枯淡人中年”;在《住所的话》中更是自作自贱:“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计划着的都是一间清洁的小小住宅。”郁达夫与他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自我剖白一样,身上包围着重重的“甲胄”。他对这位官场的朋友真不知从何谈起!应该也是自卫吧,他写下了两首曲折委婉的应和诗,对赵龙文的扇面予以回应,那是郁夫的“四十言志”诗,诗前有序:

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己作诗扇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

卜筑东门事偶然,

种瓜敢咏应龙篇?

但求饭饱牛衣暖,

苟活人间再十年!

昨日东周今日秦,

池鱼哪复辨庚辛?

门前几点冬青树,

便算桃源洞里春。

郁达夫的诗是真实地写他此时的心境吗?不过是披上自己的伪装罢了。但郁达夫的诗文的确蒙蔽了一批人,有敌人也有朋友,更多的是杭州的那些青年,还有一些读者。有些读者还向鲁迅写信,责备郁达夫与杭州官场人物厮混,与那些官场人物唱酬,他们认为郁达夫不是以前的郁达夫了,而是颓废、消沉了……

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对郁达夫也很不以为然,间或有批评的声音。

鲁迅是了解他的,在杭州要保持清白的身心谈何容易?他明白他的朋友,此时此境,深为郁达夫可惜。

郁达夫穿着三重的甲胄,使文化人、当局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都有所误解。他非常孤独,最孤独的是他的心!他有时非常忧郁,他的情况王映霞是知道的,但她也不能理解,他渐渐失去了一些真正的朋友……

旧历的十一月初三,乃是郁达夫的四十大寿。浙江人有一个禁忌,这四十大寿是不能庆贺的。郁达夫十分孤寂,他在自己的家中孤零零地度过了这个里程碑式的四十寿辰。想当年在广州,成仿吾、郑伯奇、穆木天、白薇,还有创造社的一群为他庆祝三十寿辰,该有多少热闹?

如今昔日的朋友,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出国的出国了,死的死了。有的人加入了红军、共产党员,如成仿吾、潘汉年、冯雪峰他们,也有的完全脱离的文艺,如张资平诸人,还有的作鸟兽散……郁达夫也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过过小生日,不也是朋友成群么?与往日相比,真可谓是一日不如一日,一年不如一年,人生四十,却默默无闻,他只想哭。

这一天,杭州由于实行了数日的防空演习,凄厉的警报声,传遍整个杭城的大街小巷,交通断绝,长街化作冷巷,百姓如丧考妣,晚上又实行灯火管制,郁达夫好生扫兴。为了演习,当局在湖滨城站搭起了草棚,于演习时放火烧毁。正合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一无头绪,无法创作,闭门思过,心事难平……

寂寞的生辰过去了,郁达夫不得不努力写作,但是他自己也不满意,只得应酬吧。广播、报纸老是刊登北平、济南、天津诸地有日本军人进占换防之说,看来民族危机日深了!当局的所谓军事委员会也仅仅是一纸告民众宣言而已。郁达夫痛恨当局衮衮诸公听任国家沦亡。而他一介小民居家乏食,下半年还不知如何度过这一岁月。他西望富阳的天野,他的老母是对他抱有极大的信念的。

他想起月前写过的一首怀古诗,那天他从杭州的万松岭信步走到风山门,正是此时的心境:

五百年间帝业微,

钱塘潮不上渔矶。

兴亡自古缘人事,

莫信天山乳凤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