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鲁迅也是如此啊！贝多芬啊，达·芬奇啊都是如此。郁达夫只希望安静地写作，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可王映霞与他大不一样，她喜欢热闹，有时客人来请，郁达夫已经推辞了，就由王映霞全权代理。自从到杭州以来，与他们交往除一些文人外，无非是一些钱商、官僚之类的俗客，附庸风雅，郁达夫还不好得罪，他只想避开尘世。当然，那些人不可能理解郁达夫，而王映霞对郁达夫的做法有时也难以理解，上海的人们更是常常来游，不仅游西湖，还要游富春江，游钓台。十月初，郁达夫就曾经陪同全增嘏、他的妹妹还有英国的军官宴子少校去了一趟钓台。游览之中，郁达夫面对那美丽的河山，忽然心有所动，民族危机实在是太深了、太紧迫了，他写下了一首诗，那诗是写宋末遗民的，却与如今的情景没有什么两样！
三分天下二分亡，
四海何入吊国殇。
偶向西台台畔过，
苔痕犹似泪琳琅。
诗中的郁达夫当然是那样忧国忧民，可有什么用？当局的大兵被派到哪里去了呢？派到内地去围追堵截北上的红军去了，他们的国策是大好河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国破家亡，肉食者倒无所谓。
徐志摩的仙去转眼间已经五年了，那个可爱的诗人死于他的黄金时代，郁达夫十分抱憾。徐志摩的未亡人陆小曼女士，收集了徐志摩的文集打算出版，请郁达夫作序，郁达夫能推却吗？他为她写了《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他回想与朋友的一生，把徐志摩的悲剧归之于社会，认为是“无理解的社会逼死了他”。“我们所处的社会，真是一个如何狭量、险恶、无情的社会！不是身历其境，身爱其毒的人所能知道的。”他悼念徐志摩，痛恨这时势，社会。他说：“这次徐志摩四十岁的诞辰，我想最好的还是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来纪念他，较为适当。小曼已经有编纂他的全集了，这原是纪念志摩的办法之一。此外像志摩文学基金的设立，志摩图书馆的发起，以及徐志摩传记的编撰等等，也都可以由我们后死的友人来做的工作，可恨的是时势的混乱，当这一个困难的关头，要来提倡尊重诗人，是违背事理的。更可恨的是世情的侥薄，现代有些活着的友人，一旦钻营得了大位，尚且要排挤诋毁，诬陷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人，对于死者更加可以不必说了。”王世杰以前不是徐志摩、郁达夫的友人吗？可如今不许郁达夫谋一个教席。郁达夫在序后引用了《红楼梦》“黛玉葬花”的两句诗：“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郁达夫的吊志摩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悼！郁达夫似有先见之明，他年葬依知是谁？十年后，郁达夫舍身苏门答腊的丹戎革黛时，有谁吊唁他呢？不幸为他自己言中了！
他的心情不太好，依然是抽烟喝酒，貂裘换酒，对着美人，做做诗歌，他觉得自己很少有快乐的时刻，只有与“学生”丁女士一起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在这一年的晚秋中，他们终于全力动工，建他们的房子，东挪西借，买木料、买砖石，他的妻子为此花了不少心血。郁达夫还亲手写了界碑“王旭界”，那是为免不必要的纷争，他尽管对妻子的所为不甚满意，可他是从心里爱着她的，他没有什么心机，他需要她的爱，而用妻子的名字写了界碑，有什么后果，郁达夫连想也不会去想。而妻子则不同，那是别有深意的，她的城府较深。郁达夫还请来了来杭的大书家马君武先生为他们的新居写了“风雨茅庐”四字，作为房屋的门楣。
他毕竟是诗人，家境有限，他十多年前就有过建房的打算，要建一座“夕阳楼”，但终于没有能建起来。可现在却终于在建了。他最早是希望能建起一座简陋一点的房子，以茅草代瓦，石墙泥壁。当然堂堂的郁达夫，不可能建起这样一座房子，他的亲友都认为郁达夫的说法是异想天开，开国际玩笑，终于建成了盖栋的大瓦房。不过极有趣的是，看起来与“风雨茅庐”也有几分相似，三面回廊，木板板壁，玻璃窗户，住房三问，书房两间，到了十一月底已是盖屋栋，油漆之类了。杭州市的市长周象贤还亲自送了铁门之类，省公安局长赵龙文、杭州商会的会长朱惠清等不少的杭州要员、名流都送来贺礼，那是题外的话了。
开支浩大，终于使“风雨茅庐”初具规模，虽然借了一笔款子，但那是要还的。郁达夫的家成了沪上文人的中转站，也是官员们的常来之地，明显收不抵支。还有一个最坏的消息，就是北新书局因经营不善稿酬已成问题，有破产的可能。郁达夫忧心忡忡，虽然丁小姐他们不以为然，可郁达夫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王映霞郁达夫的好客在杭州也是有口皆碑。尽管这不是郁达夫的本意，可又有什么办法？新居还未落成，郁达夫的旧居上挂着鲁迅先生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旁边是他自书自撰的对联：
两口居碧水丹山，
妻太聪明夫太怪；
四野皆青麟白骨，
人何廖落鬼何多！
他记挂着鲁迅先生。他也借指这寓所附近荒坟乱堆，来指责这个鬼魅横行的杭州！
官场，本是风波险恶的，郁达夫视为禁地。他对官场毫无兴趣，他的心愿是一边写作，一边做一个教授，做教授可以有稳定的收人，而写作可以明志，也可以增加收入，只是弄弄文笔算什么职业啊！两月前，他从上海小报中知道，郁达夫、郭沫若的版税都成了问题了！可这一次北新书局的来函证实了这一点。官场又非他所愿，而教坛又为以前的所谓朋友所不容，郁达夫心情实在是不佳了。
郁达夫的内心极为忧虑。两年下来，他早已知道杭州比上海更为险恶。上海有那么多的朋友，那是真诚的、精神相通的朋友，大都为文艺家。他近年来人情世故多了，不比十多年前，动辄就得罪人。他外表居家淡白，但内心中十分不安。杭州也有朋友，但那是另一类型的朋友，官场上的贵族，商务上的阔佬，他们附庸风雅。虽然在浙江的官场郁达夫都去得，也可以办事，但郁达夫知道，他只是狼群中的一头糜鹿，牛羊，他可以与他们一起喝酒、抽烟，可以与他们一起吟咏做诗，可以一起谈古论今，讲讲天气，但他们之间可以像他与鲁迅先生一样亲密无间、肝胆相照么？不能，那些官场人物小报记者有如苍蝇，令人生厌，安知里面没有包打听一类东西？郁达夫来杭州时间不甚长，可报纸上有关他的传司也太多了！
《小晨报》发表了“我们的文坛”，赫然把郁达夫的隐私披露报端。
将郁达夫列入《文坛酒鬼录》与《文坛烟人录》、《文坛书痴录》，披露“郁达夫爱买处女作品”，“郁达夫新筑屋宇，日食甲鱼”，“郁达夫菟裘愿偿”。《社会日报》也频频发表郁达夫的旧闻佚事：《郁达夫的理想住宅》、《郭沫若、郁达夫等版税都将成为问题》、《郁达夫的（出奔）——从初夏到深秋》、《创造四君子分裂》、《郁达夫亲自监工第四座文艺之屋》、《郁达夫的编辑法》等等。上海的《福尔摩斯报》更是天外来风：什么《郁达夫厌恶胡云翼》、《沪战中作家逃难故事：郁达夫战中获麟》、《新文坛作家小传：颓废的郁达夫》、《作家佳话：郁达夫困于小孩之国》，乱七八糟的都有。当然身边写郁达夫的记者也不少，杭州的《民国日报》、《东南日报》，南京的《读书顾问》、《文艺月刊》，北京的《大晚报》，上海的更多了。甚至日本的《读卖新闻》等都有报道，好好恶恶，是是非非都在报道着郁达夫的游踪足迹，使郁达夫十分被动，又得罪不起。他的名声太大了，为名声所累。当然正派的报刊报道也不少，郁达夫永远处于是是非非的中心。
十一月里，郁达夫完成了《怀四十岁的志摩》、《王二南先生传》等散文文章，《出奔》也是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号《文学》月刊中。他还不时写一点诗篇、小品上报。他的多才多艺使杭州的警察局长赵龙文感兴趣，浙江省的这一个公安局长也是一个喜欢吟咏的半拉子文人，也是郁达夫家的常客。有一天，赵龙文拿来一把纸扇，扇面上是两首赠送郁达夫的七言绝句。前一首是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院长于右任的。于右任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文化人，也是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他的诗是：
风虎云龙也偶然，
欺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
各苦民生数十年。
于右任的诗一目了然，他对这个动荡的社会与历史抱有一种独自的看法，那些英雄当然也包括当局的“英雄”们，可这种诗也亏他写得出来。郁达夫深知他的话意，但居于狼群中的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朋友赵龙文也能做诗，与于右任的诗意相反，他是直接写郁达夫的处境与心境的：
佳酿名姝不帝秦，
信陵心事总酸辛。
闲情万种安排尽，
不上蓬莱上富春。
赵龙文对郁达夫来说是熟悉不过的，经常在一起。三个月前，他们夫妇还与郁达夫夫妇、商务会长朱惠清夫妇一起游览过宜兴的善卷、桑庚二洞，还一起游览了湖州的碧浪湖等地。郁达夫默默无言，他不得不奉陪。赵龙文夫妇更是将郁达夫引为知己，他们并非不学无术之徒，但他们是当局的红人。郁达夫最希望与他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地步，可是他的妻子愿意。郁达夫的许多因果并非出于他自己意愿，红尘中人要托庇于他人，又要保持清白，实在是一件难事。可他们的诗也无疑在窥视郁达夫的举动，郁达夫尽管早已以诗言志，在杭州各报发表了。为刘开渠题画诗中也说到“曾与严光留密约，鱼多就共醉花荫”；在和刘大杰《秋兴》中说，“旧梦豪华已化烟，渐趋枯淡人中年”；在《住所的话》中更是自作自贱：“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计划着的都是一间清洁的小小住宅。”郁达夫与他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自我剖白一样，身上包围着重重的“甲胄”。他对这位官场的朋友真不知从何谈起！应该也是自卫吧，他写下了两首曲折委婉的应和诗，对赵龙文的扇面予以回应，那是郁夫的“四十言志”诗，诗前有序：
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己作诗扇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
卜筑东门事偶然，
种瓜敢咏应龙篇？
但求饭饱牛衣暖，
苟活人间再十年！
昨日东周今日秦，
池鱼哪复辨庚辛？
门前几点冬青树，
便算桃源洞里春。
郁达夫的诗是真实地写他此时的心境吗？不过是披上自己的伪装罢了。但郁达夫的诗文的确蒙蔽了一批人，有敌人也有朋友，更多的是杭州的那些青年，还有一些读者。有些读者还向鲁迅写信，责备郁达夫与杭州官场人物厮混，与那些官场人物唱酬，他们认为郁达夫不是以前的郁达夫了，而是颓废、消沉了……
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对郁达夫也很不以为然，间或有批评的声音。
鲁迅是了解他的，在杭州要保持清白的身心谈何容易？他明白他的朋友，此时此境，深为郁达夫可惜。
郁达夫穿着三重的甲胄，使文化人、当局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都有所误解。他非常孤独，最孤独的是他的心！他有时非常忧郁，他的情况王映霞是知道的，但她也不能理解，他渐渐失去了一些真正的朋友……
旧历的十一月初三，乃是郁达夫的四十大寿。浙江人有一个禁忌，这四十大寿是不能庆贺的。郁达夫十分孤寂，他在自己的家中孤零零地度过了这个里程碑式的四十寿辰。想当年在广州，成仿吾、郑伯奇、穆木天、白薇，还有创造社的一群为他庆祝三十寿辰，该有多少热闹？
如今昔日的朋友，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出国的出国了，死的死了。有的人加入了红军、共产党员，如成仿吾、潘汉年、冯雪峰他们，也有的完全脱离的文艺，如张资平诸人，还有的作鸟兽散……郁达夫也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过过小生日，不也是朋友成群么？与往日相比，真可谓是一日不如一日，一年不如一年，人生四十，却默默无闻，他只想哭。
这一天，杭州由于实行了数日的防空演习，凄厉的警报声，传遍整个杭城的大街小巷，交通断绝，长街化作冷巷，百姓如丧考妣，晚上又实行灯火管制，郁达夫好生扫兴。为了演习，当局在湖滨城站搭起了草棚，于演习时放火烧毁。正合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一无头绪，无法创作，闭门思过，心事难平……
寂寞的生辰过去了，郁达夫不得不努力写作，但是他自己也不满意，只得应酬吧。广播、报纸老是刊登北平、济南、天津诸地有日本军人进占换防之说，看来民族危机日深了！当局的所谓军事委员会也仅仅是一纸告民众宣言而已。郁达夫痛恨当局衮衮诸公听任国家沦亡。而他一介小民居家乏食，下半年还不知如何度过这一岁月。他西望富阳的天野，他的老母是对他抱有极大的信念的。
他想起月前写过的一首怀古诗，那天他从杭州的万松岭信步走到风山门，正是此时的心境：
五百年间帝业微，
钱塘潮不上渔矶。
兴亡自古缘人事，
莫信天山乳凤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