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毕竟年轻，在上海有他的祖父、母亲与兄弟，还有他，那种对她全心全意的追求。每逢星期天，她照样从鸳湖畔乘车来到这大上海住上一夜，享受天伦之乐。她毕竟年轻，在爱情上毕竟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她也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爱他，也恨他。有时她也懒得与他多说话，想少交往，但她做不到，她觉得这种疯狂的爱毕竟是可以接受的，时光一长，时过境迁，心头的不快也就舒展多了，她的心再次被他融化了。
每个周末，王映霞都到上海来，他们一起到静安寺路、金神父路、霞飞路或者到威海路、大马路上去。郁达夫有诉不完的新奇事。郁达夫始终让她觉得在他面前，自己完全是个小学生。哈同路附近的街道他们完全走遍了，他们在公共租界、法租界游玩，觉得非常自在。他们之间惟一的障碍是如何摆脱孙荃的影响。郁达夫已决定在最近的近期北上，解决好这个家庭，已成当务之急。他准备立即到北平去，将自己的女人送回富阳，然后宣布解除婚约。
直到九月下旬，郁达夫才匆匆地去了一趟北平，南京成了蒋记国民政府的都城后，把这五百多年的古都改为北平了。郁达夫的北平之行，当然不太愉快，他没有像以前一样，先向有关同事去信，而是尽可能保持低调，来去匆匆。他连一个同事也没有拜访，只是拜访了他的长兄。
长兄对达夫的不负责任十分恼怒也十分忧愁。长兄是学法律的，他认为这是犯了重婚罪，他极力反对。但郁达夫是横下了一条心，要与王映霞结为连理的。那是他的幸福所在，他不能放弃。鱼和熊掌不能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他也知道荃君并无罪错，是个可怜的弱女子，她逆来顺受，不到应当被“休”的地步。他很希望与妻子达成协议，获得妻子的谅解。让王映霞成为一个妾，这当然不行，王映霞是一个大家闺秀，怎甘为人做小？他被逼上梁山，纵然荃君没有过错，他也得解除婚约，虽然违心，也得牺牲她，做一回薄情郎君。少年都是薄情人！
北平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天不甚热，秋风盈耳，配上那金碧辉煌的古老建筑，美不胜收。达夫一个地方也没有去欣赏，他只是退租了什刹海边的房子，与哥嫂匆匆话别，带着他决心与之分居的妻子荃君南下。孙荃束手无策，她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达夫的欢心，而且立即要回到江南的老家富阳乡下，而且她也知道，她有了一个年轻貌美并且出身高贵的情敌王映霞。她心里痛恨丈夫的儇薄，痛恨那个王映霞，但是她已经毫无办法，只有珠泪涟涟。她想拉回丈夫的心，但是不能够，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弃妇。这一次南归，她带上自己的孩子，抱着一条心，她生是郁家的人，死也是郁家的鬼。达夫可以与映霞结婚，但她不愿离开郁家，何况她又为达夫生下了孩子，孩子拉住了她的心。虽然她以前不得婆婆的欢心，但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候婆母，念在自己并无过错的份上，婆婆必然会收留她。在那新旧交替时代的婚姻问题上，妇女们蒙受丈夫重婚的耻辱毫不稀奇。她心中也承认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已是既成事实。在受尽几千年千百种封建压迫的女性看来，与其再遭受“离婚”更受歧视的打击，毋宁接受生活的一定保障、抚养儿女来得实际些。她不求破镜重圆，但求他在生活上能够接济她与她的儿女们。
这是不容抗拒也不能拒绝的，这也是达夫的婚姻结束得与人不同的地方。那在王映霞心中也不得不认可的。作为一个姑娘，王映霞是十分同情孙荃的遭遇，但她又无可奈何，她不能让孙荃母子蒙受更多的痛苦。而郁达夫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分居的前妻与儿女，另一方面是同居的娇妻与即将儿女成群的新家。他必须大规模地写作，写书拿稿费。他必须依靠稿费生活，还要买书，供养前妻与后妻，而那其实是一个千斤重担。
到九月底，郁达夫才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了北平。一路上，那种感情场面是令人难堪的，拖儿带女，妻子又大腹便便。而这时，他们之间又无话可说。郁达夫内心中虽然柔肠百转，可表面上是冷若冰霜，心硬似铁。郁达夫在内心中痛骂自己，可言语上赛如快刀，使孙荃泪眼凝眸。郁达夫口出恶声，可她总是逆来顺受。他想达到与她解除婚姻的目的，可她如何做得到？那个年月里被人休弃的女人，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幸的名声了。
郁达夫把她带到上海，又托了一个同乡把他们母子送回富阳。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和她分居，并准备与王映霞结婚。孙荃一言不发，她知道达夫的个性，无可挽回，她只有泪水，那是无声的抗议与埋怨。她满眼泪水回到富春江边的那一个家。
孙荃忍着耻辱，回到春江边的那坐古城，她心灰意冷。她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失去了丈夫，抚养成群的儿女，并且还有一个泼辣的婆婆。
其实她的婆婆是一个外刚内柔的女人，她同情孙荃，痛恨自己的那个不肖的儿子，她不可能叫孙荃回到乡下娘家去，而是安顿了她，腾出了房子，划出达夫名下的农田让她们母子过日子。她不定期还寄信给郁达夫，要达夫对他的前妻负责，按时寄钱养家。
孙荃非常感激她的婆婆，但对人生她已经心灰意冷。如果说，她独居富阳或北京还有一种希望丈夫回心转意的想法，企盼夫妻和合的话，如今她惟一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她曾经有过出家的念头，想青灯古佛了此残生。可她也有难言之隐，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个即将临盆的腹中小孩！她的精神十分空虚，走上了旧中国单身女人的一条路：
那就是吃素念佛，吃长斋，她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或者儿孙身上，那是一种何等艰辛的生活？满腔怨恨，又无可奈何！她就在这种生活中活了后来的五十年！一直活到了八十多岁。随着生活的久远，她对达夫的怨恨才告减轻。她才从心里原谅了他，而那时郁达夫却早已魂断南洋了！
郁达夫放下了一条心，但他却卸不掉浑身的内疚！他不比徐志摩，徐志摩的离婚有一个根基雄厚家庭，有一群忠实的朋友，还有一个辉煌的前程，他能够独立谋生。而达夫的家庭不怎么样，他还得养这两个家庭的妻子儿女。在十月四日那天，他因日本杂志社发表了他的作品而寄来了两百五十元稿费，便痛快地上街买了一天书，并请杭州的一个朋友给孙荃寄去了一百元钱。他在十月四日的日记上写道：
“……托汪某汇了一百元钱去富阳，系交荃君作两月费用的，作给荃君的信。”
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以“艰辛”两字形容毫不为过。他的昨天、今天、明天，充满荆棘、险象、艰难。
§§§第三章 啊！鲁迅先生
郁达夫爱交际，他最喜欢与文艺圈子中的人交往，他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作家，绝对没有留欧留美学生的绅士气，在文坛上闯了五、六年，著作等身，他的作品与他人完全不一样，具有强烈的达夫色彩——本色。
他向外宣布，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认为有自传的本色。那正是他的夫子自道，郁达夫在文人圈子中的交往是最为广泛的，他不比成仿吾，嫉恶如仇，对敌手耿耿于怀；他也不是新月社君子，那是一批以天才自命高高在上而且与当局千丝万缕的人。他也不是文学研究会，那一批文人有商务支持，与其他的文人仿佛壁垒分明。郁达夫可以与一切文人交朋友，即使是敌人，他也愿意与之交朋友。除了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张资平、何畏、徐祖正一批老朋友之外，他也与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田汉、欧阳予倩、胡适、陈源、徐志摩、周作人、鲁迅等结为朋友。他最喜散步，认为一个作家，散步是一种享受，既可以体察人生，又可以获得知识，有时他与王映霞一起散步，把这大上海的南京路、霞飞路、金神父路、小沙度路都走遍了。他更喜欢到上海的几十个书店去，买一摞摞的书。他的手头比较松散，常常可以在饭店酒馆看到他的影子，他交往过那么多的朋友，可他觉得最真挚、最钦佩的是鲁迅先生，他一向称之为“大先生。”
他感谢大先生，把其视为知己。他常常读到大先生的作品，当小报上把达夫作为异己的时候，当创造社的诸朋友纷纷谴责他不该找麻烦时，是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替他辩解，为他说话。他相信大先生，他认为这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他很想再见见他，可是他与先生动如参商。当他郁达夫南下广州时，大先生正南下厦门。当鲁迅先生南下广州时，郁达夫先生却受了创造社的委托，回到沪上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了。
郁达夫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经常与鲁迅先生交往，他熟悉先生的为人，他的文章。在他的心目中何止是友好？简直是崇拜、仰止了！他知道鲁迅先生的行止，知道他从厦门大学又到了广州大学，后来辞职了在粤闲居。近来闻消息他要来上海了，他十分高兴。啊，大先生，他真希望早日与大先生见面。
鲁迅的道路也是十分坎坷的，他是新文学运动的一员主将，是最有名望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在郁达夫奔走于武昌——北京——上海的时候，他遇到了女师大风潮，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等一批教授是女师大事件中的有名人物，积极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后来由于陈源等向段祺瑞政府说出这鲁迅就是教育部的佥事周树人，先生竟被段祺瑞政府解职，并且有通缉之说。先生毅然将此事上诉到平政院。不久，段氏政府垮了台，奉军入了关，鲁迅不得不到医院暂避风头。鲁迅确实有他不幸的包办婚姻史，他是不予承认的，而他是一个大孝的人，不肯逆母之命，维系着那个家庭。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与许广平女士心心相印，告成默契。一九二六年的五月中，林语堂回到他的家乡福建去，在南洋侨领陈嘉赓出钱办学的厦门大学是担任了文科学长。在林语堂走后三个月的八月廿六日，鲁迅也离京南下，前往厦门大学任教。鲁迅的南下，一是为了避开乌烟瘴气的北京，那里五四以来活泼的学风已经转变，一批与北洋军阀交往甚深的文人充斥其间，用鲁迅的话就是他不愿在那里为当局“炮制醉虾”，何况新文学的重心已经从五四初的北京转向大革命的南方；二是鲁迅与许广平达成默契，准备在南方好好地****两年，为他们日后的共同生活积聚所需。八月底，他与许广平离京赴上海。九月初，鲁迅与许广平分头到达厦门与广州。不幸鲁迅在厦门所居也不过四个月，又经历了一次风潮，那是国学院与理学院的矛盾，最后闹得林语堂博士愤而辞职，鲁迅先生深孚众望，终因与当局的校长意见不合，在一九二六年年底辞职，在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十八日到达广州。那时候，郁达夫衔命返沪整理创造社出版部才半个多月。
鲁迅先生受聘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当时的校长就是后来的党国红人朱家骅。一月到达广州，鲁迅受到广州学界的热烈欢迎。那时鲁迅先生早已是名满全国，广州的书店里陈列着他的著作：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杂感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此外，他正着手整理《野草》、《朝花夕拾》等散文著作，《语丝》和《莽原》上老是刊登着他的文章新作。鲁迅先生与青年学生感情又是最好，是真正的良师与益友，无论是在北京、厦门的大学还是在这广州的中山大学，都被视为最伟大的导师，那其实也是源于他伟大的人格。鲁迅先生是个头脑冷静赤血热烈与意志坚强的作家，他呐喊人生，坚决与旧社会、恶势力宣战，从北京到厦门、到广州，都是这样。他热爱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人，从《新青年》时代到《语丝》时代，他都是如此，人格的伟大与作品的伟大，名满中华，声誉跨出世界。他是郁达夫视为良师益友的少数人物之一，钦佩与崇拜，这是郁达夫终生对鲁迅先生的基本态度。
与达夫在广州、上海时代一样，鲁迅的思想也保持了他的一贯。繁忙的工作，络绎不断的客人，以各式各样的原因找他。其中不泛文学的爱好者，投身于革命的有志青年，但也有心怀叵测的人物。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为文章做序的，题签的，请演讲的，闹个不亦乐乎。鲁迅担当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这是个非常繁忙的工作。
在当时号称这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鲁迅是满腔热情地到来，但他也很快地发觉这革命队伍的危机。鲁迅先生与郁达夫正是在这方面殊途同归，发觉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势力一扩大，投机师也就多起来，当年积极支持北洋军阀镇压学生的研究系不是换了一幅面孔嘴脸了吗？
果不其然，鲁迅在广州才干了三个月，形势逆转，上海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四一二”，广州立即发生了一个“四·一五”。这一天，中山大学四十多名学生被逮捕了，鲁迅立即召开各科系主任会议，提出营救学生。营救无效，鲁迅归来一言不发，愤而辞职，他知道，在那些学生中有一名是他最要好的学生——共产党员毕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