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杜鲁门觉得中国就是由于蒋介石的腐败与无能而“丢失”的。因而，他对国会里那些像威廉·诺兰那样主张“挽救中国是头等大事”的政客们极为反感。尽管如此，国务院一些正直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建议他要采取攻势，发表一个声明以说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以抵制那些“中国第一”论政客的荒唐非难。他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攻势，也许就会轻而易举地免除许许多多的指责。他还是拒绝了上述建议，因为它也许会成为促使蒋政府完蛋的最后一击。
不久前，他在写给有影响的国会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一封信中说：
“事情已经弄清楚，国民党中国政府是试图治理一个国家的迄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之一。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把武器供应他们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为贪图报酬而缴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蒋介石一向乐于听取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和迪安将军的意见，那他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在北平投降后，那里我们所供应的弹药、车辆和大炮全部落入共产党人手里，我中止对中国政府供应任何东西。可是这一点必须逐步逐步地做，因为国民党人还控制着长江一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拆蒋介石的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老学究司徒雷登竟然提出要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真是太不合时宜了。
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摸了美国的底以后，毛泽东面对现实决策新中国外交“一边倒”
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为热闹了。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掌国家大权，窃国大盗袁世凯据为大总统府策划复辟称帝，李宗仁把这儿当做国民党北平行辕。如今在这里进进出出、欢聚一堂、谈论议决国是的，都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真是天翻地覆，这儿，已是人民的中南海了。
此时此刻，在毛泽东脑海中日夜萦回思考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着的。当时，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毛泽东所敬重的张表老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毛泽东“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其中，要以张治中的观点谈得最透彻。那还是4月间毛泽东在香山宴请张治中时，听其当面谈的。两人边吃边谈，菜香酒酣之中，他征询张治中对治国方针的意见。
张治中就谈出自己的主张：今后新中国最好实行苏美并重的新政策。
毛泽东问：具体怎么解释？
张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单就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反之，如果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珍视它。”
毛泽东已经听周恩来谈到过张治中这些观点了，这次他是亲自听张治中面述。这些观点，使他很感兴趣。
张治中在4月8日这次见面中，对新中国的对外方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据张治中当年的秘书余湛邦在其回忆文章《“一边倒”争论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记述：“事后，张曾详细地从头到尾告诉了我，我做了速记，并整理成文字。”该文回忆：
概括起来，张治中在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一边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二）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就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寻求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不行。
（三）我们还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四）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就得注意态度，不能对别人采取敌对和刺激的做法。
毛泽东听了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各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作解答。据说，这顿饭，吃了好几个钟头。在解答完后，他笑着对张治中幽默地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其实，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的前后，中共中央是曾经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的。在此期间，毛泽东所高度关注着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中，已经基本摸清了底。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了驻军外，未做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美国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他们不理解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向他们乞求。他们一再预言：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新中国对他们的虚声恐吓，轻蔑不置，上海回到人民怀抱，人民有能力治理好上海。毛泽东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因而，5月29日，他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毛泽东曾经愤怒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
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与此同时，在渡江胜利后，特别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苏联对华的弹性政策遂告结束。苏联态度的转变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在5月初，斯大林已经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就建国工作、技术援助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6月24日下午6时，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说：“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请你好好排好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胡乔木写的这篇纪念七一论文，稿子写出后，毛泽东没有决定用，他自己重写了一篇，这就是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要答复张治中、张澜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