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文章说：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二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 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的英美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他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当时，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致华东局负责人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作了精辟的论述：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内部政策强调认真地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白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司徒雷登在去世前一直为当年没有径直去北平而后悔
这幢房子正门口，一左一右立着两个中国造型的石狮子，屋里也是挂着中国字画，摆着中国老式家具。不懂内情的人，都以为这儿住着的肯定是中国侨民或是华裔美国人。
其实不然，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就居住在这屋里。客厅柜架上摆的中国古董中，有一个明代瓷瓶，就是他任驻华大使参与国共和谈时周恩来赠送的。
这幢独立而带草坪的普通房子，在华盛顿西北区28街，门牌第5312号。
1962年9月19日，贫病交加的司徒雷登就在这幢房子里去世。
13年前，杜鲁门否决了他欲赴北平的请示之后，司徒雷登就于1949年8月2日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南京回国。当他被助手搀扶上舷梯时，他曾经于心不甘地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自己在中国最后的结局。
飞机飞经冲绳，他就忍不住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他多嘴。他在华盛顿刚刚下飞机，就被人接到国务院接受训令，上级给他规定了“三条不准”：不准演讲，不准谈中美关系，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他感觉到自己似乎成了犯错误的人。
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极其猖獗，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监控、盘查与围攻，有的甚至被投进监牢。麦卡锡等大肆追查是谁“丢掉了中国”。谢伟思、戴维斯等一批年轻的外交官因主张支持延安抗战，而被打成“通共”分子，被从国务院除名。回国不久的司徒雷登，也被开列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通共”黑名单。
但是，他另有一件偶发的不幸事使他逃过了麦卡锡分子的纠缠。
他从中国回到华盛顿不久，1949年11月，他应邀去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严重中风，摔倒在厕所里。随即被送往马里兰海军医院，受到特别护理，至次年3月出院；这年7月至9月，又因中风复发再度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出院之后，已经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基本卧病在床。他的亲生儿子杰克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于是，他就全靠“义子”傅泾波一家人照料。华盛顿西北区28街这幢房子，就是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购置的。得病后，他待在二楼很少下楼来。
一天，一个名叫科恩的麦卡锡分子带了几个人上门来了。科恩是麦卡锡的得力干将，此人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对傅泾波说了两条：一是要带走司徒雷登去“过审”，接受当面质询，交代通共的罪行；二是交出其在中国期间所记的日记。
傅泾波料到他们会上门找麻烦，早已准备了对策，就不紧不慢地说：
“司徒雷登先生年事已高，得了半身不遂，已经不怎么能说话，就是说了也听不清，加上行动不方便，大都待在二楼上，很少下楼。你们要他去接受当面质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先得签订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老人因出席听证会或者接受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者发生其他不可预料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科恩一听，与几个同行商量，提出说：“人嘛，我们不带走了，他的日记是要拿走的。”
傅泾波仍很客气地说：“私人的日记嘛，我就不大知道了。那是纯粹个人的事，你们上楼去问问他本人吧，只是他说的话连我都很难听懂。”
科恩一行人，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悻悻地空手离开了。
尽管因跟中共有来往而在美国曾经招来麻烦，他还是没有后悔。在去世之前好些年，有一句话经常挂在他嘴边：“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径直从南京前往北平，跟毛泽东、周恩来见面，造成既成事实。遗憾，遗憾，实在是太遗憾了！”
其实，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是冷战刚刚形成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很难摆脱这个大背景之制约的，他即使能背着上级擅自前往北平，也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再说，他出生于牧师的家庭，自己也是牧师，是很害怕说谎话要遭上帝惩罚的。
司徒雷登自己对康复治疗很积极，曾经抱有一种晚年再去一次中国的想法。在傅家精心照料下，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并能拄着拐杖上下楼，在院子里散步，还写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
司徒雷登于1962年9月去世，享年86岁。他虽然出面筹资数千万美元，创办了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北大），位居美国驻华大使之要职，调动过数以亿计的援华美元，但最后却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据说来参加追悼的美国人并不多，来的大多是中国人，这些人大都是他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