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从3月25日迁到北平，掐指算来，到6月下旬就满三个月了。在这短短三个月里，形势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接着又连续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的中心城市，人民解放军正在江南前线乘胜追击。新政协筹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形势发展虽快，但局面却极为错综复杂。2月初，斯大林虽然派了米高扬来访问西柏坡，同我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正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搬家迁往广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发来电报，劝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轻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国干涉。在占领南京后，苏联各主要报纸虽然都加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宣传报道，但苏联政府随即又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开始谈判，罗申大使仍继续留在广州。
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后，他满含激情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就有隐有所指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就曾提起渡江前这些旧事。
在此同时，早在南京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在到处找中国共产党人拉关系；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又继续逗留在南京观望。这些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虑。本来，在3月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是否会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作出过基本估计：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
但是，根据这些新情况，如果能有通过外交渠道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接受现实的立场，抛弃众叛亲离、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与党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出兵干涉与外交不承认充分考虑在内之外，也采取了灵活、积极的态度，因而他曾于4月28日，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华东局负责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见《毛泽东年谱》1949年4月28日的活动记载）
这样，就产生了在南京黄华与司徒雷登的非正式接触。为此，他日前刚刚同意通过燕大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北行访问燕大，他也准备在北平见一见这位燕大老校长和原美国驻华大使。
因此，在准备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讲话稿中，明确地提醒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同时，他还写了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全面走向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如何还要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关系，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后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的一天，上海来的陈铭枢捎来了司徒雷登的材料。毛泽东就特别嘱咐这位与司徒雷登有来往的陈铭枢先生，捎话给司徒雷登先生，请其认真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在送走了陈铭枢之后，已是夜深。
他详细看了陈铭枢捎来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雷登拟的五点意见和所附的四份文件。总的印象是，还是帝国主义的腔调，还是帝国主义的嘴脸，还是蔑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他进而联想起南京市委发来的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见面谈话中，司徒雷登对黄华说：只有在新中国不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容忍和接受。
经过半个月来与各党派各方面代表的充分切磋协商，除了将产生共同纲领，还促使他写了那篇有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
就在这令人极其兴奋的繁忙中，他继续掌握着在南京的那场敏感而奥妙的“师生会面”。这其实是中美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作的试探性的外交接触，所有从南京发来的关于几次“师生见面”情况的汇报，都由他亲阅；所有对于几次见面的中央指示，都须经他审阅。
毛泽东对南京的情况了如指掌。
傅泾波在6月27日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找了黄华。
黄华把傅泾波所谈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目前尚处于矛盾彷徨之中，准许司徒雷登到北平走一趟，使其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立场和对外方针政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就同意其北上。
第二天，6月28日下午，黄华接到中央指示后就去了司徒雷登住处，通知说：已经得到北平复电，准许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领导人晤面之事也有可能安排。
司徒雷登从官方渠道证实了中共当局对其北上之行的态度，又惊又喜。把中共当局准许其到燕京大学过生日，凭他自己的主观想象，认为是中共当局希望他北上，希望同美国发展关系；这位原任大使先生还进一步想象，只要他坚持下去，也许中共会向美国妥协。他头脑有点发热，想借眼前这个机会摆摆架子，抬高自己的身价。
于是，傅泾波又传话过来了。说司徒雷登大使获北平方面消息，极为高兴。但美国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了；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互有制约，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司徒雷登已决定将此事报告艾奇逊国务卿，由艾奇逊国务卿来拍板决定。在谈话当中，傅泾波透露出司徒雷登想要中共方面主动向其发出邀请的企图，并说司徒雷登担心在没有完全修复的铁路线上旅行，对“一个老弱的人”来说是个负担，所以想乘坐美军飞机飞往北平。傅泾波还说，大使馆武官还有一架双引擎的美军运输机停在南京，过去常用作司徒雷登的专机，等修好了就可以使用。
黄华一听就明白这是司徒雷登的花招，当即婉言说：飞机北去要穿过好些高射炮阵地，下达适当命令至少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且总要冒些风险；恐怕还是坐火车去安全些。谈话结束后，黄华及时将司徒雷登北行想要中方发邀请并打算乘美军飞机的种种情况电告中央。
毛泽东得到汇报后，曾经表示说：燕大邀请决非我方邀请，这位老校长要是乘美军专机飞来北平，那就并非来燕大过生日了。
6月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后，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来北平的事给南京市委发来电报，针对司徒雷登希望我方发邀请及欲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之事，作出了很明确的具体指示：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黄华反复看了这封电报，电文里中央的指示说得很清楚，原则是：司徒雷登去燕大是私人之行，其提出要与我领导人见面虽亦有可能，但并非我方邀请其北上；只能派人护送，乘火车来。
正被指责“丢掉了中国”的杜鲁门否决司徒雷登北平之行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的请示报告，放在总统办公桌上。
杜鲁门早就阅过，但仍然放着，没有及时予以处理。
这些天，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报告中称还有可能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人物，杜鲁门原是很感兴趣的。解放军在大陆正像秋风扫落叶似的追击国民党军，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已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从政前，杜鲁门曾在堪萨斯城担任过八年首席法官，懂得需要正视不愿意看到的现实。但是，这份报告递到白宫正不是时候。不敢自己拍板的艾奇逊国务卿将此报告呈递给总统之时，杜鲁门正在白宫里为所谓“丢掉了中国”的问题整日苦恼着，并费尽了心思。艾奇逊国务卿之所以不敢拍板，是觉得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报告写得过于详细透彻了。
司徒雷登在真要实施去北平计划时，又变得小心、谨慎，甚至变得因有顾虑而犹豫起来。当时，美国国内笼罩着反共的阴云，许多人都有恐共症，他也有些担心万一北平之行惹出事来，他可以借口得到上级批准而无须承担责任。
司徒雷登在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中共当局准许他去之后，就详尽地起草了一个请示报告发给艾奇逊国务卿，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给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也耍了花招，先撒了一个不小的谎，谎报说中共方面做了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用很长的篇幅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但也有不利的一面，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外交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将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地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众说纷纭，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
这“最高一级”就是哈里·杜鲁门总统。
这时候，国会里的共和党人近来正连续狂加指责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丢掉了中国”。麦卡锡挥着反共的砍刀大开杀戒，年轻的尼克松议员之反共调门也锋芒毕露，让执政处理实事的杜鲁门为此煞是苦恼。
当时，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杜鲁门听到从太平洋西边不断传来的消息说，共军部队占据东北后，很快就席卷了华北大片地区，国会里的共和党人指责他“丢掉了中国”的论调就越说越响了。最近共军又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几乎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即将全面垮台了，委员长准备挟同残余的党羽和存在上海金库里的货币逃往台湾。毛泽东、朱德的军队很快就要控制这个广袤国家的各个角落。共军渡江之后，共和党人更是说他要对“中国大陆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的指责更是加码了。他哪能像这些议员要求的提出一个庞大的计划来挽救蒋介石呢？
这种挽救，不仅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且必然需要一支二三百万人的军队才能与中共军队抗衡。他想：美国人民的子弟，好不容易才从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怎能再一次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学业去为蒋介石及其家族打仗呢？
对于指责他“丢掉了中国”，他觉得最明确最简短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有拥有或占有中国。
作为美国总统，他曾经竭尽全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他曾经把当代最伟大的美国军人乔治·马歇尔派到蒋介石那里去。天才的马歇尔将军洞察了国民党军队致命的弊病，深信国民党政府唯一的希望是与中共休战并组成联合政府。这个解决办法也许可以使执拗的蒋介石腾出时间，以整顿其毫无斗志的军纪败坏的军队，这就可以在以后与毛泽东的军队进行较量。但蒋介石听不进马歇尔的劝告。当蒋要打时，马歇尔劝他遵循一条基本军事原则：集中自己的兵力在冒险进入华北与东北之前先做到控制南部中国。
杜鲁门觉得，可悲的是，蒋某人极其狂妄自大，不愿意听取这位曾以其军事天才帮助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物的任何忠告。姓蒋的正如中国有句古话所形容的，既要鱼，也要熊掌。蒋发动了胃口过大、野心过大的攻势，既要消灭共产党人，又要控制全中国。在此期间，杜鲁门作为美国总统曾经不停地向蒋的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为数达20亿美元之多。而且，他已经通过好些渠道弄清了事情，美国的好些经济援助，其中许多流进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腰包。
这年初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给华盛顿发来的有关中共接收北平与所附军队入城式的一组照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从坦克、大炮到冲锋枪，中共军队几乎全是使用从蒋军缴获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他看了这些照片，从苦涩、无奈中更加重了对蒋介石的厌恶。
差不多同一个时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将军向白宫呈送了一份如下内容的报告：
“我深信军事形势已恶化到这样的地步，只有美国部队积极参加才能有所补救。自我到达以来，任何一仗都不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打输的。我以为，他们在军事上的溃败，全都可以说是由于世界上最坏的领导和其他许多导致完全丧失斗志的破坏士气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