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内的亲台派虽然对田中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不满，但也并非铁板一块。亲台派中以贺屋兴宣为代表的战前派态度比较顽固；年轻的战后派浜田幸一也提出了“小坂会长不信任案”；但中川一郎代表的战后派是积极支持田中选举总裁的，虽说对田中一执政就搞日中复交有意见，对他们仍可以说服。经过田中、大平耐心地私下做说服工作，中川派态度突然软化，滨田派也撤回了“小坂会长不信任案”。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阵营分裂了，这就使得顽固的贺屋兴宣等人显得孤立了。
田中首相为了加重这个团的分量，托小坂团长捎来了首相访华拟同中国首脑会谈的议题、首相访华随行人员的名单，这对中国方面准备接待田中访华也甚有帮助。
9月17日，我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与代表团会见时，明确指出：中日复交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这就是：“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与不同台湾蒋帮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
双方在会谈中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小坂善太郎在介绍情况时使用了“蒋介石总统”、“中华民国”等词语。对此，廖承志提出了批评说：“双方正在讨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使用这些称呼，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适当的。”
据曾参与这些双方辩论的孙平化在回忆录《中日友好随想录》中追述：
（对方）有人甚至仍然把台湾看成一个“国家”，把蒋介石称为“蒋总统”。这就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双方在会谈中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不过这些争论到周总理会见并宴请代表团的时候，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代表团的那些不同意见也趋于统一，都表示赞同日中邦交正常化；有的人从唱反调转到全力支持田中首相的新对华政策。
周恩来对这个自民党议员团的访问是很重视的。9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前往机场欢迎伊朗巴列维王后及首相之前，下午2时30分至3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这个代表团。周总理给予代表团以很高的评价，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他又说：“中日之间来往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特点。日本政府的做法有时开明，有时不开明。真正迈出第一步的还是田中首相，所以说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周恩来在去首都机场接了伊朗巴列维王后与首相到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安顿下来之后，又赶回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宴请小坂率领的代表团。他在宴会上说：“我们深信，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干扰，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使我们两个民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当晚宴会结束之后，周总理还留下了小坂会长等五位主要成员，进行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的真诚感染了代表团的成员。例如，过去属佐藤派要员的竹下登，此次就参加了这个代表团，他很为周恩来的态度所诚服，以后成为田中派的重要骨干，后来再成立竹下派，并于1987年秋任自民党总裁组阁出任首相；竹下一贯主张“维持和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对中国很友好，在任首相时宣布从1990年起6年间向中国提供约8100亿日元的第三次贷款。
代表团定于9月20日离京返回日本，按原定日程安排。9月18日下午周总理接见、晚上宴请，并在宴会之后接见代表团主要成员；这已经是代表团访问的高潮，周总理接待的规格也很高了。
9月19日这天，已经没有重要活动安排，好些团员上街购物准备返回了。岂知，这天从台北传来消息，日本政府特使、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在会见蒋经国时表示说：“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维系下去。”
椎名的讲话，远远地偏离了日中两国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路线，违背了“复交三原则”。这就惹出了一场风波。
卷四十 周恩来：“饮水想起掘井人”
东京闪电般派出三个代表团（之三）：椎名特使在台北惹风波/ 田中访华前夕，周恩来说“饮水想起掘井人”/ 门外游行的歹徒晃起刀子，扬言“要田中、大平的狗命”
［1972年9月17日-24日，台北-北京-东京］
东京闪电般派出三个代表团（之三）：椎名特使在台北惹风波
田中派出的第三路人马，不是飞往北京，而是飞往台北。
为首的特使椎名悦三郎，挂着自民党副总裁的头衔，并携带着田中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带领了15名自民党议员。
出访时间也特地安排得比前两路晚，是9月17日去台北的。
田中和大平在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为台湾问题是动了很大脑筋的。日本驻台北大使宇山厚被专门召回东京，商讨日中复交时的对台应变措施。宇山厚提出，一旦实施日中关系正常化，台北将受很大冲击，因而应该委派一名资深的政府特使去面见蒋介石，对其进行说服解释。大平外相也认为，这名特使人选必须认真选好，除了资历深、名望高，还需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此人要与台湾关系很好，能得到蒋介石信任；其二，此人又必须赞成日中邦交正常化，能够对老蒋做工作，要不然去到台北与老蒋一起大发牢骚就不妥了。为了这个人选，田中与大平几经磋商，想了好几个与台湾渊源颇深的角色，但又不赞同与台北断交。这个政府特使人选曾经一时难产。最后挑来选去，最终看中了椎名悦三郎。
椎名是一个资深右翼政治家，战后先后连续在各届政府担任官房长官、通产大臣、外务大臣，在佐藤内阁初期任外务大臣时，曾经突破性地访问汉城成功地推动了日韩建交。此次总裁竞选，他又率领椎名派支持田中角荣竞选。此外，他在前几届内阁任职期间，数度访问过台湾，与蒋介石、张群私交颇深。在自民党中，滩尾弘吉、前尾繁三郎和椎名，都是蒋介石的老朋友，在过去这三个人经常聚会交换对蒋介石的支持意见，因而被亲台派称为“三贤人会”。他们聚首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意见，在过去颇受自民党各派的重视。
田中还知道椎名的舅父后藤新平在战前日本占据台湾时期担任过“台湾民政长官”。
椎名知道这是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因此固辞不受。田中找他谈话，提名他担任自民党副总裁。椎名知道自民党内有几个势力很强的大派系，椎名悦三郎派是势力单薄的小派，而田中提名他出任党的副总裁是有原因的，他只好接受了政府赴台特使的委任。但对日中复交，椎名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的观点是：“鄙人不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但同北京建交就一定要同台北断交吗？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9月8日，自民党大会确定了政府“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之后，田中与大平就催促椎名带着这个方针启程赴台北。行前，椎名再次向田中请示对台交涉方略，田中说：“不是都有了‘基本方针’吗，你就灵活运用吧。”
椎名悦三郎只好硬着头皮出发了。
据《椎名悦三郎回忆录》记载，他抵达台北所遭遇的狼狈场面是这样的：
“我一跨出飞机机舱，就被几百名赶到机场示威的粗野群众包围起来。写有‘椎名滚回去’的标语牌密密麻麻，口号声、辱骂声犹如雷鸣，石块、鸡蛋朝车子飞来。我们的车子有人吐唾沫，有人用脚踢。有的车子的挡风玻璃被棍棒打碎，停在那里动弹不得。”
当时，蒋介石因7月间遭遇车祸，接着又感冒转发肺炎住在荣总医院，但不久前还在病房接见浪人出身的日本右派议员玉置和郎。这次，老蒋托病拒绝会见椎名。在过去，椎名来访，都受到很隆重的礼仪款待，蒋介石夫妇亲自宴请，并赠以厚礼。此次，椎名下榻在圆山饭店，很遭冷落。因蒋介石不见，椎名许多过去在台的朋友们也都不来见面。
次日（9月18日），“行政院长”蒋经国会见了椎名。寒暄过后，蒋经国毫不客气地指责日本政府“不守信义，同中共勾结”，并径直发问：“副总裁先生，贵党‘基本方针’中的‘向来关系’到底有什么含义？”
椎名已有准备，就说：“‘向来关系’这个表述非常含蓄，里面有不少文章，甚至包括外交关系在内。协议会的会议记录都记得清楚明白。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过些日子去北京谈判，是要以它为依据的。如果最后谈不拢是不会妥协的。我们顾问议员的态度始终很坚决，决心用协议会的‘基本方针’这把戒尺来要求首相。”
蒋经国将信将疑：“田中会遵循协议会的结论行事吗？”
椎名犹豫片刻，拐着弯地敷衍说：“协议会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首相、外相都出席了，还都在会上致词，表示过要按协议会的决议办理的。应该没问题。”
蒋经国又问：“大平外相曾经对我国驻东京大使彭孟缉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日华和平条约就不再存在了。你对此又作何解释？”
椎名是一个74岁的高龄老人了，被比他年轻许多的蒋经国连续追问，心中已经很是恼火，但也只好控制着情绪，应对说：“大平外相怎么对彭先生说的，我不了解；但是，我倒是听外相在一个场合说过‘从逻辑上讲是不能并存’的意思。至于首相本人，至今仍表示要尊重和服从协议会的决定；这就表明大平君谈的仅是其个人意见而已。”
蒋经国对此解释很不满意，仍抓住大平不放说：“大平作为外相对另一方大使的谈话，应该是双方负责人之间的谈话，我们不能不将其视做代表政府的正式表态。务必请特使先生回国查实，以便让我方了解贵国政府究竟作何打算。蒋总统获悉后认为，这不能不是一种‘断交的预兆’。”
在场的日本驻台北大使宇山厚见状，赶忙抢过话头搪塞着说：“据我所知，的确有当时谈话记录，大平外相的意思似乎是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华和平条约就可能不起作用了’。大平不可能讲请‘务必转告贵国’之类的话；只是大平君与彭大使私人关系很好，流露出一些担心的情绪而已，不能视做政府的表态。”
蒋经国在近年来，已经经历了退出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问北京的连续冲击，对日方的所谓“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质含义，已经心有预感，除了无奈，只有恼怒了。此时，蒋经国对他们绕弯子搪塞很恼火，就厉言正色地说：“我代表蒋总统和政府严正声明，贵国若与中共建交，我方绝不能容忍，万一双方和平条约被毁弃，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椎名一看，觉得事态恶化了，忙说：“此属误解，我可以发表声明。”
蒋经国就追逼说：“你能发表声明不抛弃老朋友吗？”
椎名只好照办，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是基于自民党的决议；因此，关于台湾问题，包括外交关系在内，向来的各种关系都将维系下去。”
9月19日，周总理在北京获悉之后，十分气愤，当日即电告中国备忘录贸易驻东京办事处主任肖向前，要他就椎名谈话一事约见大平正芳外相，要求对方澄清此事。
这天晚上，已近夜半，周恩来仍在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次日即将启程回国的小坂善太郎等人，明确地说：“椎名的谈话，倒向了台湾。我必须申明，我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的余地，请你返回东京之后，即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转达。”
当时小坂等人也听到了椎名讲话出格的消息，就说：“我也听到了台北传来的这则消息，还说椎名遭石块、鸡蛋打了。”
周恩来嘲讽地说：“这是蒋介石、蒋经国搞的双簧，这也是历史的转变；就是说，谁欢迎田中首相新的对华政策？是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谁反对田中首相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策？是台湾少数顽固分子。这真是很好的现实对照。”
接着，周恩来在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既定原则之后，对自民党内某些人鼓吹“不能抛弃台湾”及“两个中国”、“一台一中”等谬论，给予有力的批驳。对代表团中的亲台人物，周恩来也耐心地做工作说：“对于日本在处理邦交正常化所面临的某些困难处境，中国方面会予以适当的照顾和体谅；但这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前提基础上。各位先生来华访问肩负着光荣使命，通过坦率交换意见，加强了相互理解，起到为田中首相访华铺设轨道的作用。也要感谢你们。”
当晚夜深，小坂一行离开之后，周恩来又在午夜0时15分至凌晨2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古井喜实，就古井受大平外相捎来的联合声明日方草案发表意见，进行最后的磋商。在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上，古井说，日方认为日华和平条约签订后同中国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周恩来则主张，中国方面坚持以邦交正常化为结束日期。在处理“复交三原则”问题上，古井说，日方主张分散地写进联合声明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表明“复交三原则”；周恩来则说，中国方面主张全部直接地载入联合声明。
双方意见对立，周恩来就说：“大的方面都定下来了，剩下的留待田中首相访华时通过首脑会谈来定夺吧。”
这时，已是9月21日清晨。至此，田中内阁刚刚建立两个多月，就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了田中首相访华的准备工作。这天一清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奉田中之意，发表谈话，称椎名特使已于日前返回东京，椎名副总裁访台结果对田中首相访华并无影响。
二阶堂进谈话之后不久，这天上午东京时间11时（北京时间10时），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如下公告：
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田中首相访华，进入了倒计时。
田中访华前夕，周恩来说“饮水想起掘井人”
9月23日下午，周恩来去参加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工作会议，还作了讲话。回到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办公室的时候，是6时30分，离晚上宴请日本民间贸易的朋友们的时间，尚有1小时30分。秘书说，外交部亚洲司与中日友协的有关同志，已经在等候他了。
他立即主持召开了这个检查工作的内部会议。他要检查的是上个月底所发的《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落实的情况。他对这个工作，极其重视，由自己亲自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