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尼克松“越顶外交”导致东京风暴
“越顶外交”引发冲击佐藤内阁的风暴/ 佐藤东施效颦，窘迫仓促地向中国特使王国权伸出手/ 佐藤首相倒行逆施，顽固追随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
［1971年7月15日-9月21日，东京］
“越顶外交”引发冲击佐藤内阁的风暴
1971年7月15日，中国与美国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这一爆炸性新闻，使日本政府极其震惊，有如晴天霹雳！
尼克松在7月15日上午10时正式对电视与无线电广播宣布前的3分钟，佐藤首相才得到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火急电告；当时佐藤正在内阁开会研究工作，听到这一消息时，眼睛大睁，脸色发白，据说其惊讶得有两分钟张着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此前，佐藤荣作对美国作为日本之亲密盟友与敌对中国进行的暗地接触、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北京，竟然毫无所知。
佐藤困惑而沮丧地从内阁会议厅出来，早就等候在外的大群记者拥上来纷纷询问此事。
佐藤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实在是没有料到、没有料到啊！……”
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访华之后，连日来不断有大批游行队伍到内阁大门前游行，呼喊着要佐藤首相辞职的口号，要求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对佐藤首相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据说，内阁下班的时候，他甚至不敢立即出门回家，只好在办公室里待着，等着游行队伍散去，其境况十分窘迫、狼狈。
关于中国问题，进入70年代以来，一直是悬在他心头的大难题。鉴于二战结束以来，在日本四岛，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早在1964年11月，佐藤组阁出任日本首相，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说过：“中国问题是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也是佐藤内阁面临的重要问题。”说是那么说，但在实际行动上，一直在中国问题上玩弄“两个中国”或“一台一中”的手法。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64年11月20日下令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进入日本出席日共九大。这是当年中国访日的最高级代表团，如果访日成功，必将对改善中日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要是他真想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以推进改善日中关系，这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此后，他一直坚持反华的顽固立场，阻止中日之间民间的友好往来，破坏已经形成一定水平的日中贸易，并以现职首相身份访问台湾，还一直积极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于佐藤及其内阁的反华言行，中国方面一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到了佐藤执政的第六个年头，即1970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与加拿大发表了建交联合声明。作为承认中国的西方大国，加拿大是继英、法之后的第三个国家，影响很大，也对佐藤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在佐藤看来，加拿大至今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大家都将它视做美国的代理人；因而，不能不使佐藤隐含一种担忧：是不是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加中建交之后，佐藤虽然对外界作了“日本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的表态，可是内心中对美国的态度始终感到有些担心。
数日之后，佐藤飞赴美国，在出席第25届联大之后访问华盛顿，他与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双方在所达成的四项重要协议中，第三项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内容是--
关于中国问题，双方有关政策需充分协调，双方应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协商。
两国首脑之间曾经约定如有采取重大步骤时需事先进行紧密的联系与协商，这个事前协商的原则成为新日美安全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就消除了佐藤心中对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变化的担心。可是，当时所签协议的英文本上却只写了保持“联系（contact）”，日本外务省推敲英文本时疏忽了要进行“协商（consult）”这极重要的一个词。现在看来，美国只用“保持联系”的字眼，在这一点上反映出两国态度的微妙分歧；实际上，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准备调整对华政策了。当时的《朝日新闻》对此评论说：“尼克松为了自己名留青史及美国的利益，未必会为中美秘密接触的事跟日本事先打招呼。其实，在会谈协议中即使英文本上有需要‘协商’的条款，尼克松总统也不会跟佐藤首相协商的。尼克松连对自己的副总统、国务卿及国务院都瞒着，又怎么会跟日本协商呢？”
详情披露，舆论大哗，日本国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导致了日本国会一片责难与追究之声；结果，这就使佐藤哑巴吃黄连，“在一个词上栽了跟斗”（日本共同社评论语）。日本各政党和国民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懑。
日本舆论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中美秘密接触不与东京打招呼称为“越顶外交”。
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数天，佐藤在国会答复日本社会党与公明党议员质询时，还顽固地表明了反华政策，他说日本不赞成“用中国代替国府”，“不是两者择一，而是两者同一的道路”。他还对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说：“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
“越顶外交”惹出的风波尚未过去，华盛顿又对东京惹出了一轮新的冲击。
整整一个月之后，8月15日尼克松发表“新经济政策”，宣布美元采取浮动汇率制、暂停美元兑换黄金以及冻结工资和物价；对进口商品一律加收10％的附加税；削减10％的对外援助。仅此一举，就使日本对美出口减少20亿～30亿美元的收入，并造成东京证券交易所股市的大暴跌，形成了经济上的“尼克松冲击”。
这两轮“尼克松冲击”，使日本各界在弄清事情真相后，在惊愕中清醒过来，对美国佬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在一般日本人头脑中，美国人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的长腿大叔，是自由贸易的领袖，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伙伴”；而最近的这两轮冲击，在日本促发了前所未有的反美浪潮，在野党与社会舆论在谴责美国的同时，指责佐藤内阁无能，要求佐藤内阁辞职，恢复日中邦交的议员联盟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在东京街头，“强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打倒佐藤内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佐藤东施效颦，窘迫仓促地向中国特使王国权伸出手
佐藤为了摆脱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千方百计地寻找脱身之计，寻求与访日的中国高官王国权作会谈；他是试图将原则问题搁置起来，这样，会谈当然未能实现。
佐藤的拙劣表演，是在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的葬礼上做出的。
这个葬礼是执政之自民党的党葬，以悼念这位在88岁高龄去世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隆重的葬礼，是于1971年8月26日在筑地本愿寺举行的。
从银座往东南方向走几条街，就可以望见有名的东京筑地本愿寺了。所谓“筑地”，就是填海而筑造成的土地。这个寺是市民们常去祭祀祈福的场所，它又叫做“本愿寺筑地别院”，是京都西本愿寺的别院，建于300多年前的1617年，向来香火很盛，但被大火烧毁了几次，现在的石砌建筑是昭和年间新建的，已不是原样，而是一派中印佛教建筑风格。这也有它的吸引人之处，许多青年都将他们的婚礼选在这里举行。
作为周恩来总理特使的王国权，是于葬礼的前一天，8月25日从香港飞抵东京的。周恩来十分看重松村谦三，松村老先生是自民党三木一松村派的领袖之一，多次在内阁出任大臣，曾任内阁农林、文部大臣，在战后担任农林大臣期间实现了日本粮食自给自足。松村从50年代中期起出任自民党顾问。松村早在年轻时代就了解中国，关心中国问题。其主张亚洲应该是亚洲人的亚洲，日中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不赞成日本追随、附和别国的政策；松村1959年以后5次访问中国，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前，是日中贸易的日方总联系人，他为实现中日双方互设贸易联络办事处和互派新闻记者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周总理很欣赏松村先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人品，8月21日松村先生去世后，周总理迅速决定派出王国权参加葬礼，以表彰老先生对促进中日邦交的特殊贡献。王国权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曾经接替王炳南出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在廖承志退出第一线之后，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并担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负责对日工作。
正被“尼克松冲击”弄得窘迫尴尬的佐藤，获悉王国权特使要来日本的消息，好像获得一根救命稻草，顿时兴奋起来。佐藤即刻派出其身旁一个自称“中国通”的亲信议员木村武雄赶到香港启德机场去迎接王国权一行。木村对王说，自己是佐藤的政治顾问，是首相专程委派他来香港迎接的；木村还告诉日本记者，他已经向王特使转达了首相想在东京会晤王的意见。对此，王国权未作任何表示，也仅是告诉说：“我们在日本的活动，全部是由廖承志驻东京办事处安排的。”
王国权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时，佐藤派了官房长官竹下登前来迎接，并通过松村谦三派的田川诚一与中方斡旋，要求首相安排与王特使会谈。由于佐藤执政7年来，一贯顽固反华，在中国看来，其已经失去信用；现在突然提出要与中方会谈，这太突然了。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至少佐藤要对过去的反华立场有一个表示转变的认识。远的不说，近的也要承认一个月前，即1971年7月1日，公明党与中方联合发表的复交五原则；这个复交五原则的核心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废除日蒋签订的“日台条约”等。由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访华团向周总理提出这个复交五原则，要比7月9日秘密访华的基辛格早了一个多星期。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握手，也是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承诺了“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才得以实现的。
但是，佐藤对中国反复强调的对日原则只字不提，仅仅提出双方做见面会谈，这就难免只能碰钉子而已！
其实，就在王国权从北京动身之前，在是否与佐藤会谈的问题上，早已领受了周总理的指示：对于佐藤当局的表示，不予理会。王国权外交资历甚深，并有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因而对于在松村谦三葬礼上，免不了要与佐藤荣作面对面，早有了思想准备。
据《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员古川万太郎的记述，王国权与佐藤荣作在筑地本愿寺是这样见面的--
王国权先进会场，随后而入的佐藤走到王的身边，伸出手去，说道：“从中国远道而来，不胜感谢。”佐藤表情死板，大概有点紧张，想强装笑脸，反而显得做作。王国权丝毫不动声色，一言不发，对于佐藤伸出的手，他以鼓掌回应。
葬礼结束后，首相退出会场时，又走到王的身旁，说：“请你回去向周总理转达我的问候。” 王国权依然毫无表情，回答说：“谢谢。”
即使是礼节性的接触，日本首相也不得不主动要求与中国高级官员握手，这如实地反映出“尼克松冲击”引起的变化。
次日，日本各家传媒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报道。当时有在场的另一记者报道说，葬礼开始之前，佐藤向隔着两个座位的王国权主动伸手，说了那句感谢远道而来的话；王国权也只是抬手握了握，没有说话。葬礼结束之后，佐藤又一次走近王，说了问候周总理的话，借此想与王特使攀谈，王仅说了“谢谢”就离开了。
这使佐藤十分尴尬。
后来还传出这样的说法，佐藤在筑地与王国权会谈未成，曾经自嘲地怪罪“筑地”这片地不是真的地，不利于他与中国官员会谈。
9月1日深夜，王国权返国飞抵首都机场之后，直接驱车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访日情况。当时，周总理与郭沫若正在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日本中学生友好访华团。王国权一进江苏厅，周恩来就笑着对他说：“听说在东京松村先生的葬礼上，你和佐藤握手了？”
据日本《每日新闻》随团记者报道，周恩来回过身来之后，对在场的日本中学生们讲了这样一段话：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54年举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见到我时，他决意不与我握手。因为他们是侵略者，即使想握手，手也伸不出来。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和他们握手。但是在休息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副团长贝德尔·史密斯右手端着咖啡走到我身旁，用胳膊碰了碰我，和我攀谈起来。他说自己端着咖啡，无法握手，但还是想和我交谈。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形形色色。就说佐藤吧，和杜勒斯一样顽固不化，现在要和我们握手，真有意思。”
王国权也笑着对周恩来和学生们说：“对方要和我握手，我也不好拒绝。没有办法。”
佐藤首相倒行逆施，顽固追随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
1971年的夏秋是多事之季节。继尼克松7月宣布访华、8月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这年9月这个世界又有另一件与中国有关的大事，即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21日开幕，其中一项议程是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由于这件事影响很大，涉及面广，此届联大要进行辩论与表决，因而这一年，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年”。
本来，在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日本历来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成为美国方案的联合提案国。但是，由于7月、8月间的风波，不能不使佐藤的决策受到影响。
这年日本没能像往年一样在联大开幕的数月之前，就可以明确表示与美国做联合提案发起国，而佐藤首相只能于8月间在日本国会作答辩时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要一面和友好国家进行协商，一面进行慎重的探讨。”9月8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三大在野党联合对佐藤内阁提出“四点声明”的第一点，就是“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日本不应该成为美国之‘重要问题’提案及‘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联合提案国”。
佐藤承受了很大压力，为此即让正在箱根养病的福田赳夫外相中断休养，于9月中旬奉命访问华盛顿。福田外相与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进行了会谈，并告诉美方，日本今年可以在联大对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的提案投赞成票，而要作为联合提案国确有困难，希望美方能够给予理解。但是，在会谈中，总统及国务卿都对福田强调说，尼克松访问中国与美日在联大联合提出议案是“两码子事”，美国是诚心诚意谋求再次提出“重要问题”在此届联大通过，美方需要日本作为联合提案国的要求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