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离9月21日联大开幕仅剩几天了。福田赶回东京之后，佐藤首相听了汇报，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及政府与执政党联席磋商。19日的内阁会议开会，虽然福田外相主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外交应以与美亲善为轴心”，但经充分讨论，内阁大部分人仍主张“继续采取慎重态度”。消息传来，华盛顿与纽约的电话频频打往东京，美国驻日大使也先后紧急拜会外相、首相，传达美方高层意图。
在离这届联大开幕还有两天的时候，连尼克松总统也坐不住了，从白宫连续给佐藤打了两次直通电话。
东京时间9月21日，也即纽约时间9月20日，离联大开幕已经仅有最后一天了。佐藤首相在内阁会议说到了尼克松总统给其打电话的事。于是，内阁又开会讨论。此次会议终于决定：此问题完全委托给首相自己去处理。
这天下午，佐藤是提前离开内阁的。他回到住处之后，闭门谢客，整个晚上都要作思考，对联大之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决策。如此棘手的问题让他独自闭门决策，实际上是在此动荡的形势下，让他独自负责任而已。谁叫他是首相呢！
佐藤整晚都没有睡好觉。他面临决策。
他当然对美国人是憋了满肚子意见的。佐藤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对美国一片忠心，反遭“越顶”愚弄，他也有些后悔莫及。
说是独自决策，他还是给“两个外相”打了电话，再次征询意见，据说通话时间相当长。
这两个外相，一个是刚卸任不久的爱知揆一，另一个是接任不久的福田赳夫。
爱知揆一是在这年7月内阁改组时才从外相职务上卸任的，此前，担任了数年外相，对联合国问题有研究，在与美国谈判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时，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美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等美国外交官相熟。爱知对佐藤说，近日罗杰斯、布什都给其来了电话，说明情况已经很紧急了。美国方面说，往年联大在开幕一个多月之前，提案文本的文字早已定稿，联合提案国之组成问题早已解决，而今年，向大会提交的“重要问题”及“双重代表权”两个提案的定稿文件尚未最后完成，大会秘书处已经催促好几次了；更重要的是联合国提案国的成员阵容不足。据可靠消息，亲北京集团至9月15日已经有了整整20个国家组成联合提案国，至开幕式时，有可能达到20多个国家；而美国这边虽花了很大力气，成效不大，9月初仅拉到了8个国家，至9月15日也只拉到了12个国家，要知道去年第25届联大时就有18个国家成为“重要问题”案的联合提案国。许多国家的代表说要看日本的态度，日本要是不参加美国的提案，他们也就不准备参加了。
在电话里，佐藤对爱知说：“要是我决定日本继续与美国做联合提案国，我想请你去纽约任日本代表团团长。怎么样？”
爱知犹豫片刻。佐藤又说：“福田刚刚接手外相职务，对联合国事务尚不及你熟悉。”
爱知终于应允说：“既然首相决定，我去就是。”
接着，佐藤又给现任外相福田赳夫打电话。
福田在内阁里曾经担任过农林相、大藏相，原是岸信介的亲信；当时佐藤让福田从大藏相转任外相，一般都被人认为这表明福田成为接替“佐藤地位的主要候补人”。且福田的亲美色彩很浓，这表明首相要优先考虑调整日美关系。
在电话里，福田告诉佐藤说：罗杰斯国务卿刚刚给其来了电话，很焦急了！
实情是，联合国执行局将在联大开幕之后，立即开会决定整个26届联大的议程安排。美国代表团的专家们正利用东道国的优势，要在“程序”上动脑筋，争取将美方的提案比亲北京集团的提案列入先行辩论与表决的大会议程安排，要是能先辩论与投票表决并且获得大会通过的话，对方的“接纳北京、驱逐蒋帮”提案就会面临“踏空”而招致失败。至9月20日，经多方活动，“逆重要问题”案的联合提案国连美国在内，已经有望超过20个国家，但是多是些小国，需要几个像日本、澳大利亚等这样较有影响的国家来撑台才行，澳大利亚早已经同意，但日本尚未最后决断。
福田说，自己作为外相，已经获知今年是有关中国席位问题的决定年，他一定要在自己出任外相的首次关键战役中打赢。外务省的专家们告诫说，目前西方盟友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特别是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几个西方大国因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将投亲北京集团的赞成票，在此之时，美国要在这届联大取胜，就不能失掉日本。在跨进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日本已经在经济实力上超过英、法、意而成为世界强国，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突破了每年6000亿美元的大关，目前世界上超过这条线的只有美国、西德和日本。因此，日美两国联手，是能够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亲美的福田一贯主张日美亲善是日本的国策，并说具有超级经济实力的两大国美国与日本站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好办。
佐藤对福田说：“要是我决定了日本仍跟美国做联合提案国，我们务必要求在今年也要确保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你首先考虑将前几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都一起调往纽约，组成最强有力的代表团。”
佐藤首相经过一夜闭门思考，决定日本仍然做“重要问题”案的联合提案国，抱有即使失败也在所不惜的态度。佐藤下决断的时候，离9月21日下午联大开幕只有不到半天了。
日本史学家冈本文夫所著《佐藤政权》一书，对这一天佐藤决策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政府在21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这个问题完全委托首相去处理。首相重新考虑了一夜之后，决心日本要成为“逆重要问题”案的联名提案国，并立即召来福田外相和保利干事长，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
即使不能获胜，对“国府”的信义也必须信守；这会在中国和台湾合作的时候收到很好的效果；首相是这样考虑才下了决心的。但是，对此党内外非难之声四起。
在野党一齐发表了抗议的谈话，强调要联合起来，共同倒阁，迫使佐藤下台。
在第26届联大开幕这天的大清早，美国终于得到了来自东京的准确消息。杜勒斯国务卿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佐藤的最后决定使美国终于能在最后关头，在呈交给联合国秘书处的“重要问题”案的联合提案国之中，加上了日本国的名字，也使美国代表团官员做其他尚未决策国家的工作时，可以说“作为联合提案国的，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菲律宾、新西兰……”由于过去的联大曾经有过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重要问题” 案，这次美、日等国的联合提案就称为“逆重要问题”提案。
佐藤的倒行逆施，并不能阻止一个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多数票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只能加速佐藤内阁于次年倒台。
卷三十六 周恩来拒绝了福田的“水鸟外交”
为阻挠中国进联合国，日本派出了阵容最强大的代表团/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福田策划对华“水鸟外交”/ 周恩来拒收保利信件说：日本可以派出“基辛格”，但要看代表谁
［1971年9月-11月，纽约-东京-北京］
为阻挠中国进联合国，日本派出了阵容最强大的代表团
9月23日这趟日航波音班机飞抵肯尼迪国际机场时，天早已经黑了，纽约一片灯山灯海。
爱知揆一也不管时差使他头有些晕，就让来接他的小车不返回普拉托公寓的代表团驻地，而直奔美国代表团大楼。他作为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未能出席9月21日的联大开幕式。那天，他为此与美国首席代表布什通了电话：“布什先生，为了日本作联合提案国之事，我不得不滞留在东京，配合福田外相给内阁官员逐一做工作，实属不得已。”
布什回答说：“你和福田先生一起努力，能保证日本继续成为联合提案国，就很重要，很关键。我当然理解，盼望你早日到纽约来。”
9月21日，佐藤首相终于决定了日本要做联合提案国问题。这天，爱知不幸染上感冒，也只休息了一天，就不顾感冒未痊愈，搭上了飞机。他要在23日赶到纽约，与美国代表团协调磋商，以便迎接27日开始的联大一般性辩论。
9月23日夜里，布什在自己办公室里等候爱知。布什知道，日本在最后关头才决定做联合提案国，晚是晚了，但总比不做要好啊。
美、日两国首席代表连夜进行磋商，协调行动。当晚，爱知揆一由一直在纽约的福永健司在身旁配合。
开幕几天以来，联合国大厦里的观察家们大都认为，形势愈来愈对北京有利。他们经过细致周到的研究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
--支持北京立场的票数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且有日趋增多的迹象；
--支持台北留在联合国的票数态势尚欠稳定，好些国家说，尽管过去是支持台北“国府”的，而这次要看形势发展才能最后决定投票方向。
据当时《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在130个国家中：
--肯定支持北京的国家有51个；
--确定支持台北的国家有47个；
--目前处于中间状态的30多个国家中，约有10个国家倾向于支持北京，有20余个国家处于“骑墙状况”，随时可能转向。
布什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后，对爱知说：“我们的联合提案虽然已经列入了大会议程，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于是，他们这天晚上研究至夜深，美日两国代表团共同研究了战略，针对这个大会中会员国的具体表现，制定了对60多个国家做工作的“攻防目标”。
等爱知揆一回到日本代表团驻地，早已经过了半夜。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的楼层里仍然灯火通明。当时日本到底是已经成了经济强国，其驻地从过去一座陈旧老楼里搬进了纽约极其气派的豪华公寓联合国普拉托公寓楼的二楼。这套豪华公寓就是在他任外相期间，张罗购买的。相比之下，为北京搞提案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驻地，就处在偏僻的街道，所在的楼面也显得陈旧寒碜。
次日24日，爱知揆一很早就起床，只睡了两个多钟头。上午8时整，他在团长办公室召开高层会议，该来的都准时来了。他跟大家招呼着，转达了佐藤首相与福田外相的问候，望着这些在座的日本外交精英们，心里还是满意的。尽管在美国方案的22个联合提案国中日本是最后一刻参加进来的，但是，日本代表团是最卖力的，也是实力最强的。日本代表团中名将云集，美国代表团团长布什就曾经称赞日本国派出了当今最具实力的外交界“七员大将”。这7个人是：刚从外务相位置上卸任下来的爱知揆一，出任日本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过去的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加濑浚一、鹤岗千仞；精通阿拉伯语，在日内瓦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做代表的田中；现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福永健司；精明干练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川融；还有日本驻美国大使牛场信彦。
据当时《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记述：“有日本国太阳旗标志的豪华丰田轿车，无论白天黑夜，经常驶来驶去；日本外务省将前几任驻联合国大使都调来了，还充实了代表团里各个语种的外交官。楼里的辉煌灯光每晚都亮至深夜甚至拂晓。记者半夜去采访，可以看见里面的大小官员职员都忙碌着，因连续熬夜眼睛里都有了血丝，靠窗的屋角里堆叠满了夜宵的餐盒。摆开了自从纽约有联合国大会以来最大一场战役的架势。”
佐藤首相还两次指示给驻联合国代表团增拨特别经费，以日美合作为轴心，不要怕花钱。当时的日本报纸上就刊登有这样的花絮：
印度洋有某个小国M国，过去历来是美日提案的重要支持国，上次第25届联大缺席了，这次第26届联大开幕，M国席位仍然空空如也。美日两国团长马上碰头，美国团长问：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团长立即报告外务省。
日本外务省赶快调查，原来M国未来是财务上的原因，没有赴纽约的经费。于是，日本外务省立即汇钱去说，你们出席联大的所有费用由日本负担了。
当时日本报纸上还有一则花絮是这样的：
在联合国大厦二楼咖啡厅里，一个苏联人与一个南太平洋某国代表正在喝咖啡；与这个苏联人熟悉的一个日本人来了，三人同坐。苏联人与日本人打起赌来，赌中国问题对立提案的双方哪一方取胜。苏联人先起身告辞，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聊吧，我走了，我们不会妨碍日本的（拉票）活动。”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福田策划对华“水鸟外交”
爱知揆一由于来晚了，就很想表现一番，让代表团向秘书处报名，要求在9月27日一般性辩论开始的时候，他能代表日本抢在第一个发言。但是大会秘书处安排的是巴西外长马里奥·巴尔博扎第一个发言，使他颇觉有点遗憾。
爱知在纽约不敢有所懈怠，除了27日下午在联大作了一次发言之外，更多的精力在进行拉票活动。从9月23日晚上抵达纽约，到10月1日下午乘机飞返东京汇报，整整一个星期，据日方统计，他会见或是接触了4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是大使，为了使工作做得细致到家，他不仅是在联合国大厦走廊里碰头说几句，或是在休息厅里喝咖啡，而且是携礼物登门拜访，或请对方到高级餐厅吃饭。他乘坐的有外交牌号的丰田高级轿车，甚至出了两次事故，在帝国大厦附近一条老街上爆胎造成堵车，另一次去布鲁克林返回时车子没有油而抛锚。
9月29日下午，他参加联大会议讨论议程问题时，使他有不祥的预感。
这次会议中，布什提出说：“要是有代表提出‘驱逐一个成员国出联合国’的话，这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要达成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
赞比亚外长穆登达立即反驳说：“我反对！这是美国代表玩弄的一个可耻的花招！如果美国要这样做的话，我将提出对美国提案采取同样的做法。”
赞比亚的穆登达是当年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主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穆登达要是这样做的话，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案就没法出台。布什只好作罢。
见此情况，爱知揆一就抢着发言说：“中国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在联合国里拥有两个席位，这是正常的。苏联这个国家，不就是拥有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席位，三个投票权吗？”
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反驳说：“大家都知道，苏联有三个席位，是在罗斯福总统二次大战时期筹建联合国的时候，迫不得已在当时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答应的，这只能是极其特殊的个案，不能够也不应该具有普遍性。北京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范围内的两种不同政治概念的代表。但是，我提醒诸位代表，中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不是基于一个政治概念，而是基于地理概念。拥有席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政府可能改变，政权可能更迭，但是国家仍然拥有联合国的代表权，这同样适用于安理会。”
萨利姆的发言获得了许多掌声。无论是支持北京或是支持台北的国家，大都鼓掌表示支持萨利姆对“一个中国”概念的解释，连周书楷等台湾的代表也跟着鼓了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