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肯尼迪来不及调整对华政策，就遇刺离世
华盛顿的“元老院” 出现了“只有一个中国”的声音/ 富布莱特认为美国僵化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肯尼迪刚刚透露一些对华政策新信息后，就遇刺去世/ 鲍大可提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
［1963年11月-1966年3月，华盛顿］
华盛顿的“元老院” 出现了“只有一个中国”的声音
国会大厦高高的三层圆顶闪烁着阳光，球体状的楼顶上就是参议院会议厅。美国参议院有时被人们喻称为“罗马元老院”，在这个美国最高立法机构里，还保存着19世纪30年代那65张参议员们使用的桌子，至今在桌子后面正襟危坐的确实不乏满头银发、资深望重的老人。有趣的是这些桌子大部分都是100多年前的原物，你可以发现桌面上有使用利器刻下的痕迹，这些是过去那些不安分的参议员在开会时留下的涂鸦。在议长席后面红色天鹅绒帷幕中间的上端，有一只象征权力与威严的镀金的老鹰，张开欲飞的翅膀，尖钩形喙口衔着一条象征职权的绶带，栩栩如生。
这天是1964年3月25日，一个鬓发皆白的老人在作演讲。
他的略带牛津味的阿肯色口音，在带有灰色石柱与围廊的大厅里回响。他的语调抑扬顿挫有致而极显威严，这与他曾经当过律师与大学校长有关。中层围廊的椅子，过去是专供参议员夫人们来旁听辩论的，此时端坐倾听的多是来自白宫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官员。老人演讲的题目是《旧神话与新现实》，其内容专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僵化。
这个老人就是资深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他曾经在1959年至1974年间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这天，他是在作一次与中国很有关系的对华政策演讲。我们现在回述这个场面及情景，是因为他是作为美国重量级政治家首次在华盛顿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提出了“没有‘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的概念。
他在这次演讲中所使用的“神话”（myth）一词，在美国英语中本身就具有“荒谬的说法”或是“虚构的故事”之类的含意；而不像汉语的“神话”是专指理想色彩的虚构故事。他指出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神话”基础之上，与美国外交所处的国际环境相脱节。虽然说富布莱特这次讲话没有提出外交政策的具体建议，但他指出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敌友的阵线不会是永远一成不变的，美国应该在其对华政策中注入新的积极灵活的成分，不应该排除中美敌对关系可以转变的可能性。这种关系即使不是友好的性质，起码也可以是“共处”的关系。针对当时美国外交中以所谓“共产主义”来给中国“画线” 的做法，他客观地指出中国“现在由中共统治”，但是这种情况“在短时期内可能不会改变”。
关于“现实”（reality），中国的存在就是现实；富布莱特表述了对这个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他说的：“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这个现实就是：没有‘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大陆中国。”
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一个中国”是“大陆中国”，就差直接地点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名称了（后文中我们将专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名称是怎么在正式外交场合出现的）。
在60年代中期，富布莱特所作这次长篇演讲及后来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在美国社会舆论中产生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据我国学者苏格在其专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中评述，富布莱特给日后美国政府考虑对华政策提供了如下重要理论基础：一是中国的客观存在；二是中国政权的稳定。他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就是：要不要正视和承认这个现实，同中国打交道。
作为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富布莱特在60年代初期肯尼迪入主白宫起，就试图给肯尼迪政府施加影响，以期重新审议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他只好叹息说：由于美国国内将中国问题“情绪化” 了，总统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了。
说起中美关系，尤其是说起打开中美关系之门，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是尼克松与基辛格；但是，在60年代中期，富布莱特面对现实提出“只有一个中国”的概念时，共和党人尼克松正忙于竞选总统，基辛格博士也尚未开始对中国问题的专题研究，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本书中对促进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富布莱特略作记述。
富布莱特是何许人也？
他为什么会在中美间极端仇视、隔洋对骂的年代里，提出“只有一个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能要求美国政府当局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呢？
富布莱特认为美国僵化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1950年2月9日，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所作的臭名昭著的惠林反共演讲--
1848年，《共产党宣言》称：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大陆徘徊。如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幽灵越过海洋，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的政府里，有不少共产党的同情分子，有的便是隐藏其中的苏联间谍。不是吗，为什么在我们的原子弹刚刚轰炸日本广岛、长崎才五年，苏联便成功地发射了原子弹？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会那么迅速地败在毛泽东的共产党之下？东欧，已经形成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我们失去了核威慑，我们失去了中国，我们失去了东欧，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因为我们有内部的敌人。
这些内奸要比外敌更可怕……
麦卡锡蛊惑人心地用臆测代替调查，声称美国有3000万共产主义同情分子，美国政府官员里至少有250个共产党员，并危言耸听地说这些潜伏的共产主义分子，将会颠覆美国。麦卡锡开列的共产党及亲共分子的黑名单中，有副总统巴克利、英国首相艾德礼、参议员富布莱特等政界要人，也有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罗森堡夫妇等著名人士，甚至有中情局官员等等。麦卡锡利用中国落在共产党手中一事大做文章，掀起一股抓红色中国间谍的狂潮。麦卡锡甚至横蛮地提出，国务卿艾奇逊是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要不，其为什么会把中国大陆白白地奉送给毛泽东呢？甚至连著名的二战英雄马歇尔将军因出使中国调停国共冲突，都被麦卡锡指控为亲共亲毛的“美国叛徒中的头面人物”……
当时已经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富布莱特对此甚为鄙夷，试图不卷入其中。他说，他想起了阿肯色州老家的一句俗话：“绝不与卑鄙的小人比赛谁尿得远。”
尽管如此，麦卡锡也没有放过富布莱特，也要将“赤匪”与“阴谋颠覆分子”的标签往他身上贴，称“富布莱特交流计划”是一个招纳红色间谍的阴谋计划。
于是，他甚至觉得从一开始，他就无法避免与这个卑鄙的小人进行较量。
这须从他的经历说起。
威廉·富布莱特1905年4月9日生于密苏里州萨姆纳城，出世不久即随父母迁至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在美国50个州中，曾被称为最原始、最贫穷的州，它的乡村人口比例在美国各州中是最高的。富布莱特就在这个土里土气的州长大，他永远都忘不了儿时留下的这样的情景：辽阔的田野上，成群黑人在烈日下弓着腰为大庄园主摘棉花……他也从小勤劳奋发。在阿肯色州大学毕业后，漂过远洋到伦敦求学，先后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回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结束学业后，他曾在外地当律师、特别检察官等职；30年代后期回到家乡，在母校阿肯色大学法律系做讲师，不久接任该大学校长。他有着阿肯色州人的耿直性格，敢于说话，1941年因与州长意见不合而被解职。1942年当选美国众议员。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有一条基本的内容就是认为世间“人不得不合作而生存”；由此，他于 1943年间提出“富布莱特决议案”，该议案为后来成立联合国组织做了准备，他是“联合国”这个政治实体的设计者之一，并因此杰出贡献获得了国际声誉。他于1944年当选美国参议员。1946年，他提出了一个“富布莱特交流计划”，以战时剩余军需物资和款项资助外国留学生及提供资助让其他国家学者访问美国；同时，也让美国的专家、学生到另一国去学习。他希望通过这个交流计划增进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民族相互进行深刻的了解。他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地使参议院通过实施这个“富布莱特法案”。
于是，在参议院的有关听证会上，当麦卡锡说某人士的女佣揭露主人床头摆有马克思列宁的书时，富布莱特忍无可忍，挺身而出，站起来反驳麦卡锡：“读什么书，这是个人的权利。不能因为阅读共产主义的书，就是共产主义分子。麦卡锡的逻辑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强加罪名的做法极其卑鄙。”
富布莱特与麦卡锡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1954年初，参议院讨论为麦卡锡小组委员会拨款的提案时，富布莱特态度鲜明地把麦卡锡小组称为“政治迫害小组”，因而投了反对票。
这在当时反共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是参议院中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尽管当时有许多参议员对麦卡锡早已厌恶，但谁也不想招惹这个狂魔，仍然投了赞成票。
麦卡锡怒不可遏，将打击矛头对准了富布莱特。麦卡锡攻击富布莱特交流计划，恶意地诬蔑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俄国的共产主义本身势不两立，富布莱特究竟要我们交流什么？要把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国家的希望，派到那个魔鬼的国家去接受赤化吗？难道我们要接纳克格勃特务，让他们打着交流的幌子，刺探我们国家的机密，颠覆我们的制度吗？我怀疑富布莱特其人的政治品格，有人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两人在参议院的交锋，达到了白热化。
富布莱特从几年来麦卡锡给美国带来的损害，意识到麦卡锡才是美国真正的威胁。他悄悄地草拟了一项不信任决议案，广泛征集了麦卡锡侵犯美国宪法的大量行为的证据。国会这种对在职参议员的弹劾，在20世纪以来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麦卡锡与军方积怨愈深，共和党的领袖们也觉得麦卡锡的做法太希特勒式了，也不再公开支持。富布莱特自己是民主党人，又是麦卡锡的死对头，就说服共和党保守派弗兰德斯提出了对麦卡锡的不信任决议案。尽管麦卡锡在辩论会上歇斯底里大发作，也无济于事，参议院最后以67票对22票通过了此案。麦卡锡的参议员任期，不光彩地结束了。
此后，麦卡锡酗酒无度，1957年死于酒精中毒。
两年后即1959年，富布莱特任外委会主席一直干到1974年，整整做了30个年头的参议员。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参议员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
在1959年他接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时候，重新审视美国在二战胜利后特别是50年代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思考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陷入僵化的危害与影响，他就酝酿着提出美国对外政策要做调整，特别是要对受麦卡锡主义之害最深的对华政策做调整；他觉得，当时僵硬的对华政策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肯尼迪刚刚透露一些对华政策新信息后，就遇刺去世
在富布莱特就任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50年代后期，美国智囊集团之中已经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华政策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新声音，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已经产生，尽管受到当局所压制，但也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导致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开花结果。
对美国社会及政府有相当影响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50年代后期就曾资助研究对华关系。当时，参加这些研究与讨论的美国各界精英人物达百名之多。当然，有些人是在为如何利用中苏矛盾分裂中苏关系而动脑筋并争执不休，但在研讨中也不乏对华政策的重要意见。例如，担任基金会主席后来出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就表示对美国奉行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感到担心，并主张美国应该采取主动，研究出一项同中国人就联合国问题及其他问题谈判的计划。国会参议院领袖西奥多·格林，也曾表示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承认了其他共产党国家而不承认中国，我找不出其中有何道理”。曾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费正清教授，虽然还不能公开呼吁承认新中国，但却使用了这样一个题目来发表文章：《中国：该是制定政策的时候了！》。费正清在文章中说：“如果坐等敌人在你面前自行倒下，这种做法不能叫政策。”连在美国朝野很有名气的神学家霍尔德·尼布尔也表示了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他认为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做法是“在自我设计的神话中不能自拔”。
我们特别必须记述的是，在富布莱特就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后，不仅组织了数次审议美国外交政策成败得失的听证会，还通过有关立法程序，拨出专用款项，资助美国国内有关智囊集团完成专题研究报告。其中一份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对外政策》，就是参议院外委会委托有名的智囊机构“康隆有限公司”完成的。后来在现代中美关系史上，甚至政界、学术界常提起的《康隆报告》，指的就是这一报告。这项报告是1959年9月完成的。
《康隆报告》对新中国有如下认识：（一）中共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给人印象深刻；（二）中共政体牢固地控制了国内，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已经至高无上；（三）新中国在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各方面构成的综合国力呈增长趋势，“完全可能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
该报告分析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认为：（一）中苏摩擦日渐增多；（二）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共与亚非国家关系日臻改善，在外交走向中存在“互不干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共处模式，也存在主张“对外颠覆和输出革命”，这使得其发展趋向将受美国和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三）中共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虽有“敌视”，但也发展至对具体国家区别对待；（四）中共虽将美国视为主要敌人，但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都不会在军事上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中美双方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报告在分析台湾问题时，只字不提“中华民国”，也不使用美国人常用的“福摩萨”的名称，而是用“台湾”代替台澎金马等国民党控制地区。报告分析了台湾现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台湾人要求地方自治和扩大其自身权益的要求将增长，这样势必导致的结果不外乎两种：其一，“台湾将和大陆合并”；其二，“台湾化的趋势将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