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问题上，《康隆报告》虽然主张美国应放弃支持台湾作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代表的努力，但又主张美国不应该轻易让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必要时，美国可支持台湾独立。
在结论部分，《康隆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选择有三种：（一）通过孤立的办法对华予以遏制（这是现行美国政策）；（二）关系正常化，此政策将包含对新中国的正式承认；（三）试探和谈判，试探看中共是否愿意与美国“共处”，或是寻求一种“扩展的政策”，寻求“更有力、灵活和积极的态势”，或是与自由世界同伙协商，争取采取集体行动的更坚实的基础。
这个《康隆报告》的主要策划者是包括富布莱特在内的一批很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也有不久就入主白宫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此报告出台后，参议院原准备继续为其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不存在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气候，国务院官员不能出席作证，为《康隆报告》举行的听证会就没有举行。但是，《纽约时报》等媒体泄露了关于《康隆报告》的有关消息，引发了国民党朝野的强烈反应。为了平息事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特不得不数次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
实际上这份《康隆报告》成了60年代以后美国调整其对亚洲及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它的影响不仅限于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甚至延续至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代。
尽管肯尼迪是《康隆报告》的策划者之一，但在他击败尼克松而于1960年刚刚当选总统时，还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打破共和党时期的僵局。肯尼迪虽然也有改变对华政策的想法，但是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反对在外交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势力仍然很强大，他不愿意让这个“次要”的问题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三年过去了，新的总统大选年在即，有材料表明，肯尼迪打算在第二任期内重新审议对华政策。1963年11月14日，肯尼迪本人在生前最后一次就中国问题作了一次公开谈话。他在攻击了红色中国是世界一些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后，又表示说：“然而，当红色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对政策。”
这位美国最年轻的总统把话是说明白了，但是，一个星期后，他在达拉斯街头遇刺身亡，使得其任何想法及打算都失去了尝试的可能。继任总统的约翰逊对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没有大的调整，反而在亚洲将侵越战争升级，这是其外交上的重大失误，从而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由于肯尼迪的智囊班子如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等都继续留任，这就使得肯尼迪的对华政策得到了延续。
在肯尼迪去世三个星期之后，1963年12月13日，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曼作了一次政策演讲，题目叫《美国对华政策的再确认》。这个讲话透露出了一些新信息，称美国不再强调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在未来会发生变化。希尔曼在讲话中还使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新提法，即表明美国要对中国采取一种“门户开放政策”。据其解释说：“我们决心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闭起来。”
本卷前文提到了富布莱特于1964年3月25日在参议院发表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演讲，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鲍大可提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
伦敦有个评论家是这样来评述1964年的。他说，中国在1964年一口气甩了“两颗原子弹”，狠狠教训了美国佬。
1964年在世界上发生了两件重要的大事，不能不促使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有人将其比喻为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两颗原子弹”。一颗是“政治原子弹”，指的是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法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对美国政界及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波。另一颗是中国西部罗布泊上空产生蘑菇云的军用原子弹，这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这使得美国领导人即使不喜欢中国，也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存在，不得不考虑同中国打交道。
由于约翰逊深陷于侵越战争的泥潭之中，中国对越南的支持又对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产生了制约。越南战争一度使得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美国面对在越南根本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加上国内反战舆论极为高涨，这就导致了美国政界与知识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敌视的僵硬政策。
1966年间，富布莱特再次主持了参议院外委会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听证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建议，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响。“富布莱特听证会”以此载入美国外交史册。出席听证会作证并发言的包括鲍大可、费正清、汉斯·摩根索、斯卡拉皮诺等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及国际问题的一流专家。从3月8日至30日，共举行了12次听证会，尽管一些反共强硬派也到会辩论，但绝大多数代表呼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加现实与灵活的政策。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上海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尤其具有代表性，立即在美国高层引起反响。在听证会上，鲍大可分析说：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联合国大会首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那么台湾留在联合国就没有可能。鲍大可认为：美国应该放弃在联合国仅支持台湾的做法，而主动建议在联合国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席位可以“具有两个继承国”。鲍大可认为美国应继续保护台湾免受攻击，但是美国决不能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虚构的事实”，即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即是“中国大陆政府”。鲍大可在谈到外交承认时说，“法律上的承认”也许有待时日，但美国现在“能够也应该”表示“事实承认的愿望”。他说，美国应将其“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变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
鲍大可的“遏制而不孤立” 的对华政策建议，得到了美国一些重要传媒的支持。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些大报都在社论中表示赞同。
鲍大可这个简洁明了的观点发表不久，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将鲍大可的话接了过去，略加修改，宣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而未必孤立”。汉弗莱的这个“未必孤立”中国的讲话，引起敏锐媒介高度关注，有记者就追问与探究不止。有一个记者挑明问，副总统的话是否代表了约翰逊总统的意见。白宫新闻秘书莫耶斯为此专门发表谈话，宣称他刚刚请示过约翰逊总统，据他本人的理解，“美国的政策一贯是具有灵活性的。美国不希望在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采取僵硬的态度”。这就是说，约翰逊总统也默认了这个观点。
接着，在3月16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国务卿腊斯克就鲍大可的提议而稍做修改所形成“遏制而未必孤立”的对华政策，作了具体阐述。除了仍有美国协防台湾及防止“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外，腊斯克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无意进攻中国大陆，没有理由相信中美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应该避免这种假定，即在我们与中国大陆的执政者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敌对状态；美国争取更多的机会同中共开展非官方接触，并希望在华沙的外交接触能促成有效的对话；并声言，只有在中共放弃武力和表明其与美国之间并无不可妥协的敌意之后，双方才有扩大接触和改善关系的可能。
把这些死要面子的外交辞令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就是美国不再以颠覆中共大陆政权为目标，而希望与中国扩大接触进而改善关系。
在进入1966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已经在一些细节上微妙地透露出来了。例如，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顽固坚持“不承认”立场，在1966年1月以前，美国一直坚持使用“北平”来称呼中国首都；但从1966年2月开始改变了，助理国务卿邦迪在一次讲话中称：关于中美双方之间开展旅游、文化交流和一定限度的贸易的“障碍”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此后，美国官方就不再提“北平”了。
这年春夏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公开场合表示说：美国设法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设法架通与中国共产党“沟通的桥梁”。国会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甚至在公开讲话中建议将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升级为部长级谈判。白宫发言人立即就此反馈说：总统欢迎曼斯菲尔德和国会议员的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总统将就此与国务卿进行商议。
一年后，正在酝酿竞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外交季刊》发表文章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担负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世界大家庭之外……在当今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不能将愤怒的10亿最有才华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应该说，尼克松的这个观点，也是从鲍大可所提“遏制而不孤立”之对华政策的建议而来的。
可以说，鲍大可的新建议对美国调整僵硬对华政策是功不可没的。
30多年以后，1999年3月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期间，早已退休的鲍大可先生不幸于3月15日因病在华盛顿医院去世。朱镕基总理闻讯，专门发表了吊唁讲话，高度评价其生前对促进中美建交与发展中美友好关系所做的贡献，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卷三十二 美国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政坛风暴正起
美方首席代表第一次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王国权觉得中美第129次谈判有了难能可贵的“飞跃”/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信息，淹没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
［1964年1月-1966年3月，华盛顿］
美方首席代表第一次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迁来华沙后，一直在华沙市中心的梅希里维茨宫举行。梅希里维茨宫与华沙老城里的王宫、维拉诺夫夏宫、瓦金基浴宫等王家宫殿建筑群一样，尖顶拱楼，古色古香。这些珍贵的古建筑群，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到了极大破坏，经战后精心重建与修复，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文物。
1966年3月间，在美国国会大厦里参议院正在举行研讨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富布莱特听证会”；与此同时，隔着大西洋，在华沙梅希里维茨宫正在进行着的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也出现了“飞跃”的变化。
当时中方谈判代表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他晚年回忆这次会谈时，欣喜地使用了“第129次会谈出现了飞跃”这样的字句。当时会谈的对手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此人与其前任柯约翰的刻板固执不同，言谈举止甚有风度，为人幽默风趣，在谈判中谈笑风生。王国权感觉到，由于历次谈判都是程式化的内容，这位新代表采用了一种灵活应对策略，很少指责对方，也很少提实质性问题，因此会谈就显得不那么紧张。
有时，格罗诺斯基就主动聊起闲天来，说：“大使先生的中国籍贯在哪儿？我是美国人，老家就在波兰，我是在美国的波兰移民，准确说是美籍波兰裔公民。于是，我就有了波兰人的名字，什么什么‘斯基’。”
王国权做了一个握驾驶盘的动作，说：“你这‘斯基’的音译，译成汉语就是‘司机’，驾驶汽车或者火车的司机。”
格罗诺斯基哈哈大笑，在场的美国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格罗诺斯基很感兴趣地问：“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王国权答道：“在国内时有朋友开玩笑说，我的名字不是‘大使’的名字，是‘国王’的名字，称我有‘王国’之‘权力’。我也曾声明，我从来就没有当国王的野心，我最大的官只做到省长，大约我们的省就相当于美国的州。”
格罗诺斯基说：“美国的州长是不小的官了！”
王国权笑了：“鄙人是新中国热河省省长，该省取消而合并后，我就奉命出国当大使了。”
王国权接着也谈起籍贯来：“我的老家在河南巩县，黄河边上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县城，那儿出产有名的‘唐三彩’名瓷，还是著名诗人杜甫的故乡，那儿还埋葬着中国最有名的清官寇准、包公……”
格罗诺斯基又感兴趣地打听什么叫“清官”；于是，王国权又给对方讲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寇准、包公的故事。
但是，这第129次会谈一开始，美方就抢先提出了实质性问题。
王大使在回忆文章《我的大使生涯》里是这样记述这个“飞跃”的--
会谈一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字样。这是前128次谈判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
当谈判结束后中美代表走出大厅时，美方翻译有意识地走到我方翻译钱永年身旁，并提高声音说：“刚才王大使可曾注意到，今天，我国大使格罗诺斯基先生使用了‘中国政府’一词？”
钱永年有礼貌地回答：“谢谢翻译先生，我已经准确无误地向王大使转达了贵方友好的表示。谢谢！”
当天的谈判结束，王国权十分兴奋。尽管他不会说英语，但这些年来，他在柏林曾经当过6年驻民主德国大使，听惯了英语里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他也听明白了，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离开了谈判会议厅后，他再问钱永年：“对方确实是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词句吗？”
得到钱永年确认的回答后，他嘱咐司机将车子开快点，要赶回使馆尽快向国内报告。他当然感觉到这天这个“飞跃”的含意。
王国权觉得中美第129次谈判有了难能可贵的“飞跃”
王国权是1957年7月就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的，1964年1月奉命离开柏林回国。他在国内只待了半年，就接到任命，接替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出任驻波兰大使，并兼任中美华沙谈判首席代表。
他自从1964年7月中旬来到华沙，十多天后，1964年7月29日上午，他率领着助手来到了梅希里维茨宫小会议厅，开始了与当时称霸世界的美国的代表展开唇枪舌剑的斗争。在他接手之前，中美华沙谈判已经持续了9年，由王炳南担任中方首席代表，共谈了120次。王国权是从第121次开始接手的。
从1964年7月间的第121次，至1966年3月间的第129次，他亲身体会到这次谈判产生的飞跃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