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弥尔顿是前一届迪芬贝克进步保守党政府农业部部长，与特鲁多不是同一个党派，但其一直主张加拿大要尽早承认新中国的态度是与特鲁多一致的。多年以后，有的舆论曾经将汉弥尔顿担任农业部部长时力主并亲自实施之长期大量卖粮食给中国的事为“小麦行动”。
1960年10月，迪芬贝克总理改组政府，原担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的汉弥尔顿转而调任农业部部长。汉弥尔顿一上任，马上就面临要解决前任遇到的一个大难题：50年代以来，加拿大产的谷物大量过剩，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生活。汉弥尔顿不予置理美国要西方盟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反华政策，决定开辟中国这个极其广大的市场，并于1960年秋主动派人到北京进行接触；同年11月，中国采购人员也随即到了蒙特利尔，中加两国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粮食买卖。当时中国由于极“左”经济政策的干扰及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极其困难的状况，粮食极为缺乏，这可能使中国成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大买主。1961年初，中国和加拿大签订了购买2800万蒲式耳和1200万蒲式耳（两项共合100万吨）谷物的协定；这第一项粮食贸易协定是开拓性的，它为当时加拿大增长迅速的剩余小麦找到了一条重要出路，也在政治上打开了中国之门的一道小缝，这才使得特鲁多得以在1962年实现了访问中国的夙愿。
第一笔买卖做成之后，汉弥尔顿受到鼓舞，兴奋起来了，他立即继续着手与中国谈判签订长期粮食贸易协议。为此，他考虑拿出一个“以赠促销”的方案，赠送一定数量的粮食给中国，以促使中国长期购买加拿大的粮食。
当时，中国做外贸受到很大局限。中国受美国发动的反华政策孤立和经济封锁，只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做贸易，外汇储备极其短缺，很难使用外汇支付粮款。中国买加拿大小麦不是按国际常规以美元结算，而是只付英镑，以至于加拿大报纸上流传着一则中国使用英镑来源的流言，说中国政府将进城后没收旧政权金库及资本家地主的光洋（银圆），都集中回炉熔化铸成银锭，拿去伦敦金融中心兑换成英镑。流言当然是假的，中国缺乏外汇却是真的。两国在1961年关于长期粮食贸易的谈判中，中方动了脑筋，提出了一个使加方十分动心的方案：中国在今后两年半内要购买约500万吨小麦和128万吨大麦，条件是使用加拿大贷款、在加拿大销售中国产品以及签订长期贸易协议。中方谈判代表强调说：贷款是主要条件。中国的方案能消化掉巨额的加拿大剩余粮食，对加拿大有极大好处。
汉弥尔顿认真考虑之后，笑着说：“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缺美元却并不缺智慧。”
汉弥尔顿觉得这个方案对两国都大有好处，就打算接受。
但是，这个方案在内阁讨论的时候，遭遇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政治层面。首先是内阁实力派的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竭力反对。因为银行贷款需政府担保，这就意味着加拿大实际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者还担心，中国会利用加拿大粮食提前建立军事储备。有的反对者还担心会遭到来自美国的报复，在防御问题上不予合作或是减少美国资本在加拿大投资。还有人担心中国人会赖账。内阁为此争论不休。
当加拿大的内阁还在反复讨论的时候，中国人并没有闲着，也在与澳大利亚进行粮食贸易谈判。从香港获得的消息传到渥太华，汉弥尔顿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消息表明加拿大有可能失去这个难逢的机会。
最后，汉弥尔顿为了促成这宗对加拿大极其有利的长期粮食贸易，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担保，将他的乌纱帽搁在总理面前做抵押！在当年4月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在反对派发言过后，汉弥尔顿站起来，大义凛然地扫视了会场一眼之后，严肃地向迪芬贝克总理说了这样一番话：
“总理阁下，如果这项对加拿大国民极其有利的粮食贸易协议无法在内阁获得通过的话，鄙人作为管农业的部长，只好辞职。我在此声明，要是协议签订之后中国人失约赖账，就免去我的部长职务，不过要公布我辞职的真实原因。总理要是不同意我辞职，就请批准给予中国贷款的条件。”
年近七十白发苍苍的老总理迪芬贝克听了，稍稍流露出一点惊诧神情，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数次讨论这个问题时，老总理一直没有表态。此时，会议厅里已经静寂无声；据说当时有一个部长惊讶得嘴里叼着的木烟斗都掉落在地板上，发出了很响的声音。反对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没有想到汉弥尔顿会下如此大的赌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抵押。
至此时候，需要老总理表态定音了。迪芬贝克在盛产谷物的加拿大西部担任过20年律师，深知广大农场主的切身利益。老总理沉默地环视着与会者，以极其平静的声音说：“看，你们看！这个人是真的要辞职了，你们都听见了，他是动真格的了！因为他相信这是完全有利于加拿大国民的方案。你们不赞成的话，是否准备做出同样的辞职行动呢？！”
老总理听了片刻，会场静极了，没有人再提出反对。
老总理微微点点头，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讨论了。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数十天之后，1961年4月22日，中加两国在香港签订了第一个长期小麦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中方先付25％现金，其余部分使用加拿大贷款，期限9个月。实施中，贷款额后来突破1亿美元，因为中方买粮也突破了。通过第一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加拿大共卖给中国3.62亿美元谷物，并自此开始中加两国持久的小麦贸易的历史。
1964年三四月间，汉弥尔顿卸任之后，偕夫人访问中国，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并设宴款待。加拿大的报纸有过报道，中国主人对客人说：1959年至1961年的灾荒几乎粉碎了我们的“热情”，大跃进收效甚微，“当我们全国付出巨大的努力探索的时候，我们没有朋友，你们却开始卖给我们小麦”。周恩来对汉弥尔顿说，中国人民过去有诺尔曼·白求恩、切斯特·朗宁这样的好朋友，现在又有了你这样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向来不会忘记患难时期的老朋友的。果然，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特别是60年代后期，尽管中国农业生产已经恢复，粮食增产，但是中国非但未减少从加拿大进口粮食，还逐年增加进口。
与周恩来那次谈话有一个半小时，给汉弥尔顿很深的印象。
晚年的汉弥尔顿寓居在渥太华，他对来访问的中国人回忆起这次谈话，感到周恩来对人如此真诚、坦率，受人尊敬。汉弥尔顿回忆说：“90分钟的会谈，我认识到他极力希望告诉我的是，他在政治生活结束以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使中美以某种方式恢复和睦关系。”汉弥尔顿为周恩来的谈话所感动，此后，他便就自己所理解的周恩来的意愿，广泛接触美国议员和政治家，包括约翰逊总统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传达中国政府实现中美和解的愿望。他在动员美国人与中国重归于好的过程中，提到了同中国“通过贸易换和平” 的论点，对美国人很有吸引力。
他晚年在回忆1961年最早的小麦贸易情形时说，他欣赏当时小麦局主任奥托·拉格先生所说的，“小麦局在加拿大采取行动之前就已承认了中国”。以至于有的加拿大学者评价说，小麦贸易“是一宗特殊买卖，是向北京敞开大门的外交突破”。
卷二十八 我们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了朋友
特鲁多开玩笑：汉弥尔顿同志可以代表中国……/ 毛泽东笑说：我们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了朋友/ 独特的“加拿大方式”解决了建交谈判中的难题/ 特鲁多苦心准备了访华礼物：白求恩大夫的遗物
［1970年4月-10月，渥太华-北京-斯德哥尔摩］
特鲁多开玩笑：汉弥尔顿同志可以代表中国……
4月，城里的积雪与渥太华河、里多河面的冰层已经在融化了。
在市中心，议会大厦与联邦政府大厦、最高法院大厦是鼎足而立的。这一天，特鲁多从联邦政府大厦徒步走过来，经过和平塔下，来到议会大厦的小厅里与汉弥尔顿同喝咖啡，就包含着对前任农业部长的尊重。汉弥尔顿见过周恩来，进行过推心置腹的长谈，其中谈到过台湾问题。
两人刚入座，热乎乎的两杯咖啡刚端上桌，窗外和平塔上那由50多种乐器组成的音乐报时钟就响起来了。两人对视而笑，耐心地听着悠扬悦耳的乐声奏完。
汉弥尔顿笑着说：“实在抱歉，你出任总理时，报上刊载了你的履历，我看了才知道你跟我是同一年，都是1919年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特鲁多说：“你当这个部长那个部长的时候，我还在大学教书呢。”特鲁多这是指汉弥尔顿在联邦政府先是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长，接着又调任农业部长。“你跟中国做成第一笔小麦生意，才使我有机会去人民中国访问考察。”
两人就这样谈起承认中国的问题来。特鲁多说，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建交谈判的情况表明，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极其重视、极其敏感。汉弥尔顿回忆说：“周恩来总理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周恩来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与美国之间唯一的重大分歧，必要的话中国准备再等50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所在的政府内阁，迪芬贝克总理是有过承认中国的想法的，但是一接触到很实际的台湾问题，当时就感到实在太棘手，特别是美国的干预与制约，使想法未能实现。”
特鲁多说，当自己还是一个无党派的青年学生的时候，自由党的圣劳伦内阁就打算承认北京政权；那个时候莱斯特·皮尔逊担任外长，就在英联邦的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承认中国的建议。正在此时，内阁政府接受了美国提供的不准确情报，使加拿大不幸卷入了朝鲜半岛上的那场战争。特鲁多很有感慨地说：“这是一场与中国为敌的战争啊！政府很快就清醒了，认为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不成熟的和不明智的’，并要求尽快结束战争。”
特鲁多又说：“后来，我加入了自由党，给已经担任总理的皮尔逊做秘书。他就很有感触地对我谈起过朝鲜战争的教训：加拿大在朝鲜战争中有1500多人伤亡，付出的代价够大了。停战之后，政府是接受了教训的。不久，美国在马尼拉组织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国就谨慎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皮尔逊一再坚持认为，加拿大不应受美国对台湾义务的约束，我们是很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
汉弥尔顿说：“在我当部长跟中国人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人马上就做出了反应，禁止向我们出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还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我国运粮船只提供燃料。迪芬贝克总理与我都极其恼火。迪芬贝克曾对美国大使说，你对肯尼迪总统说，假如这只鞋套在你们美国人脚上，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特鲁多笑了：“套鞋，套在美国人脚上？！哈哈，迪芬贝克的比喻真贴切。美国人现在竟然说我是‘共产党人’。有一家报纸甚至列举了好些事实证明我是共产党，说我1949年在魁北克支持过有名的石棉工人大罢工，1952年还去莫斯科参加过共产党人的会议，1953年还因此拒绝给我去美国的入境签证。”
特鲁多又说：“尽管有美国和加拿大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现任内阁还是要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一直认为，我们作此表态已经足够了；至于台湾岛是属于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无须由加拿大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
汉弥尔顿问：“为什么？”
特鲁多说：“就像我们从不要求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承认北极圈地区是加拿大的领土一样，我们也不愿对别国的领土承担义务。”
“不。我觉得中国人自有他们的道理。台湾问题与北极圈不同，北极圈范围里没有任何政府声称要代表整个加拿大国家。”汉弥尔顿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报纸上说，去年年底第24届联大表决中国席位时，我国代表仍然投美国提案的票，就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问你，为什么你反复表示不看美国的脸色而要承认中国，加拿大又在联大跟着美国投票。”
特鲁多说：“对于加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人还提出另一个前提，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我们应从法理上说，我们也不能对属于将来的行为预先承担义务。”
汉弥尔顿笑了：“我们既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里当然应只能由北京政权代表中国。北极圈里的那些北极熊居民们，是不会要求在联合国里占据席位代表加拿大的。”
特鲁多哈哈大笑，就开玩笑说：“应该称你为汉弥尔顿同志，代表中国与我们进行建交谈判。哈哈哈。”
两人相视大笑起来。一个是执政的自由党领袖，一个是在野进步保守党骨干、众议院议员，他们的笑声表明，对于尽快承认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毛泽东笑说：我们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了朋友
10月7日，周恩来在出发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去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中加谈判请示报告等几份紧急文件已经递到他手上，夹子里还有邓颖超写给他的一张字条。从瑞典传来的是好消息，这一天，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最后一轮中加建交谈判中，双方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文本。送走加国客人之后，王栋立即发电报向北京报告。
周恩来来不及细看文件，只是看了一遍邓颖超留给他的字条，这是叮嘱他注意身体：
后天八号东郊的贵宾就要到京了。在今明两日内你要储备一点精力以迎接新的任务。因此，希望你的节目不要安排得太紧了为宜！如何，请你擅自掌握。
1970年秋天，周恩来太累了！
在庐山召开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他既要在庐山上参加斗争很激烈的会议，还要在会议途中乘专机在北京与庐山之间往返，在京城处理一些极其紧急的国家事务，正在瑞典首都进行的中加谈判也是他亲自掌握的。他劳累过度，以至于在庐山上突然出现了气促与眩晕，经医生检查，心脏出现异常。于9月5日凌晨开始吸氧。从此以后，他办公的时候均有医生和护士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在乘坐老吉姆轿车驶往西哈努克下榻的钓鱼台5号楼路上，他将头倚在后座靠背上打盹小憩一会儿。说是打盹，其实没法入睡，而是在头脑中整理着将与西哈努克亲王谈话的思路。亲王出访之后，美国在金边策动了政变，苏联对亲王冷淡，中国支持他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一些友好国家也表示支持亲王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亲王处在困难时期，要鼓励其看到光明、看到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