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起，他在蒙特利尔大学担任副教授，讲授法学课程，课余撰写政论文章。新中国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尽管中加没有外交关系，他还是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要去访问中国。在中国与加拿大于1961年做成了第一项小麦贸易的次年，1962年，他终于设法通过加拿大驻香港的机构办妥了进入中国的手续。此次，他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这使他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亲身感受而获得的体会。他觉得西方对新中国的描述，与他所见所闻有很大的差异，他曾经撰文说：“西方单从香港的剪报上研究、了解中国是十分片面的。”
1965年他46岁时，决定正式从政，加入了自由党，当选为众议员，任当时总理皮尔逊的国会秘书；1967年任司法部部长兼总检察长。他闯入政坛仅三个年头，就于1968年4月当选自由党领袖而出任内阁总理。
当时，6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有了很大变化，两极世界解体已见端倪，美国霸权受到挑战，西方盟国努力摆脱美国的控制，加上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使第三世界力量发展壮大，这就为加拿大调整亚洲政策、承认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此时，加拿大已经成为新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了加拿大小麦的最大买主。多年来，加拿大舆论一直抨击本国政府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并将加国有没有自己的对华政策视为有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试金石。加拿大人对中国友善及发展关系的强烈愿望与政府的过时政策，形成了很大的矛盾，在自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导致了1968年自由党政治危机。特鲁多瞅准时机，代表自由党内的少壮派，对皮尔逊落后的对华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所拟定的新党纲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他赢得了人心，能在竞选中当选自由党的新领袖，随后当选新总理。
这种种因素与内外部条件，使特鲁多敢于打开这扇承认中国之门。
卷二十七 卖小麦给中国，有人用乌纱帽做抵押
要是吵架了，可以一同到皇后岛中国宫去听一听回音壁/ 加拿大小麦局早在1961年就已经承认了中国/ 汉弥尔顿：敢将乌纱帽搁在总理面前做抵押
［1969年6月-12月，斯德哥尔摩-渥太华］
要是吵架了，可以一同到皇后岛中国宫去听一听回音壁
飞机飞抵梅拉伦湖畔的斯德哥尔摩上空，从机舱鸟瞰，整个城市由十多个大小岛屿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陆地组成。城镇的红砖绿瓦像是一大把五彩斑斓的宝石撒在碧绿的湖海上，市区的楼房街市之间，许多条水道纵横交错，数不清的桥梁架在多彩多姿的水上。美丽的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在这儿交汇，同时可见波澜壮阔的海水与碧绿如玉的湖水。怪不得这座城市又被人称为“北欧威尼斯”。不是威尼斯，胜过威尼斯。
身穿中山装的王栋，中等身材，看上去精明干练。他是于1969年6月6日赶到斯德哥尔摩就任中国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他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难与坎坷，在重新出使国外时，心情是十分高兴的，这是他进入外交界以来第一次担任大使职务。这年他47岁，正当精力旺盛的岁月。
中加建交谈判是双方大使级谈判。5月21日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进行的第一轮谈判由临时代办刘冀才暂时代理。因为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进行中加建交谈判，王栋才得以在继耿飙、黄镇之后，成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派出去的第三个大使。
王栋与耿飙、黄镇不同，“文化大革命”之前尚未担任过大使职务。他是一个“年纪不大的老革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还是个年仅14岁的北平少年，目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蹂躏自己的家乡，抗日爱国的热血在他心中燃烧起来。1938年，他刚15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这个小八路在抗战中成长起来，他先后在晋察冀军区直属部队、华北军政大学卫生部工作。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刚刚25岁。“另起炉灶”，新中国要培养自己的外交官，由吴玉章担任校长的华北军政大学（前身为延安大学）从河北迁往北京，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大学是由新中国自己办起来的大学，兼任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指示吴玉章校长要在大学设立外交系，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外交人才。王栋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于1950年进入外交系读书。毕业后，分配进入外交部；1954年跟随中国首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徐以新出使地拉那，担任大使馆一等秘书，这样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后来，又曾任苏联东欧司专员、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他与当时“解放出来、派出去”的一批大使不同的是，他是新委任的大使。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从1966年秋冬至次年春夏，中国几十个驻外大使全部被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所有外交活动几乎都停止了。1968年夏秋，苏联与几个东欧国家，联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抗议，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必须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寻求对策。9月上旬，毛泽东对外交部军代表和造反派说：“耿飙、黄镇你们要解放出来，派出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耿飙、黄镇当选中央委员。九大闭幕之后即往外派，第一个是派出耿飙，于5月16日抵达地拉那就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第二个是黄镇，5月20日返回驻法国大使任上。耿飙和黄镇是鼎鼎大名的将军外交家，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
王栋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任命出任驻瑞典大使的。他赶上了6月间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进行的第二轮会谈。以后的会谈，中方都由他做首席代表。
在中加建交谈判中，中方通过讨论弄清了加拿大同我国建交的考虑，便采取高屋建瓴的态势，强调谈判首先应就建交原则达成协议。鉴于过去加拿大政府负责人对台湾问题发表过错误言论，我方要求加方澄清态度。加方表示确愿建交，只承认一个中国，不搞“两个中国”，在建交后投票支持恢复我方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据当年作为王栋大使助手而参加会谈的俞孟嘉先生回忆，谈判涉及好几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台湾问题进行讨论和寻求达成协议。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方阐明建交原则，加方谈其主张；第二阶段，通过说理促使加方基本接受我方建交原则；第三阶段，讨论并草拟建交联合公报。
第一阶段谈了两轮，我方提出了建交三原则：
（一）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
（二）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关系；
（三）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蒋介石的“代表” 留在联合国里。
加方表达的主张是打算按中法建交模式达成协议，并想用承认中国来换取贸易、民航、领事、索赔、使馆待遇等一系列要求，还提出了两条建交原则：
（一）对台湾地位、“一中一台”不表态；
（二）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预先承担义务。
1969年10月14日中加建交谈判进入第五轮，开始转入对建交公报文稿和有关措辞的讨论。中方促加方就中方建交三原则进行澄清和纠正态度。鉴于加方回避在“一中一台”问题上表态，王栋大使指出对方的言行实质上是搞“一中一台”，并强调说：“这与你们所说的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是矛盾的。”
在谈判中，你来我往，王栋与玛格尔已经很熟悉了；谈判既有针锋相对的冲突，也有轻松友好的插曲。
谈判间隙，也有闲聊。
有一次，王栋问：“你们为什么不把谈判地点选在巴黎，中法关系、加法关系都很好，而且我们驻法国大使是经过长征的黄镇将军。”
玛格尔答道：“我久闻黄镇将军大名，对其也很景仰，遗憾的是，选了巴黎将不是我与他打交道。我还是愿意选在这儿。开始我也对渥太华方面选择偏僻的斯德哥尔摩不理解，后来才知道，特鲁多总理觉得巴黎太热闹了，耳目众多，事还没谈成就会张扬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的夏普外长说，在地处欧洲北边一隅的寂静古城谈判，当然就不容易泄密。”
王栋又说：“瑞典是西方世界首先承认中国的国家，与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玛格尔说：“你知道吗，特鲁多总理给我们俩什么建议吗？”
王栋说：“总理肯定预料到我们会吵架的。”
玛格尔笑说：“你猜对了。他说，你们吵架了或是谈累了，可以坐着马车经过中世纪的街头，穿过古色古香的马车道，到临湖的一家中国餐馆用筷子进餐，然后一起乘一艘游船，过了好些个桥洞以后，上王后岛上去欣赏阿道尔夫国王两百多年前建的中国宫，这是国王赠送给美丽的洛维萨王后的生日礼物。在中国宫的二楼，可以静心欣赏回音壁的动听音韵，这是仿北京天坛回音壁建造的。”
王栋吃惊地问：“你们总理为什么对中国的景物如此熟悉，对这儿的景物、道路也这样熟悉？”
玛格尔说：“特鲁多总理青年时代去欧洲读大学，然后来了一次骑摩托车的环球旅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到过中国；1962年他又去中国做了一次考察旅行。”
据说，两个大使真的相约一起去城郊的王后岛去参观中国宫（China Slot）。王后岛上的中国宫是瑞典首都很著名的古建筑，始建于1753年。当时整个欧洲都在推崇中国文化，瑞典国王阿尔道夫·福雷德里克就建了一座木结构的中国宫殿，送给王后洛维萨·乌尔里卡做生日礼物。10年后，1763年，兴致勃勃的国王又下令以土石结构重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现任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同意重建，还邀请了中国古建筑专家指导，经过8年多的精心修缮，1967年终于焕然一新。尽管王栋此前还没有游览过，但是他是北京人，自小对京城的景物极其熟悉，小时候就常与伙伴们到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地坛等地去玩耍；于是，此次游览中国宫，王栋就亲自担当讲解，看见什么讲什么，向玛格尔大使介绍。他结合中国文化背景，介绍这座中国宫里的主殿、回廊和侧殿，殿里的中国特色的陈设，不同房间里摆着的中国瓷花瓶、茶具、漆器、宫灯、象牙宝塔、文房四宝、泥人、中国算盘、杆秤等，讲解着墙上挂的中国山水、花鸟画及书法、条屏等。王栋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最后，在主殿二楼的回音壁前，倾听了奇妙动听的回音之后，王栋讲解了它的结构原理。
玛格尔听了格外兴奋，说：“王大使，完成加中建交谈判任务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要访问北京。”
1969年12月间，中加建交谈判正在进行之际，也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外交场合猛追中国人，要恢复中美会谈的时候。这时，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里，第24届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加拿大仍按过去的做法投票支持美国提案，反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应，北京不得不指示中方代表对谈判进行“冷处理”，在数月里不与加方联系。
这就使谈判出现了一个曲折，暂时中断了。
加拿大小麦局早在1961年就已经承认了中国
如箭脱弦，特鲁多在冰面上能保持年轻人的速度。他喜欢自己的冰刀高速划过冰层而发出的吱吱声，说这是一种极其动听的音乐。他也喜欢这副从瑞典带回的特种钢名牌冰刀，甚至有一次在内阁开会时就对工业部长说：加拿大国民男女老少都滑冰，我们也应该研究冶炼出这样高品质的特种钢。
长长的里多运河穿渥太华城而过，冰面光洁如镜，闪耀着炫目的阳光。
这条运河长约8000米，冬天结冰后，成为笔直宽敞的世界最长的溜冰场，每隔1000米就设有一座温暖的小屋，供人们换衣休憩。白发皓首也好，黄口稚儿也好，渥太华市民的滑兴都很浓。
特鲁多虽然当了总理，仍然喜欢与市民一起，在里多运河溜冰，大显身手。
1969年圣诞与1970年新年都过去了，再过两三个月就是他执政整满两个年头了，他希望在此之前能宣布承认中国。新年过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他没法休息。先是与军队、警方要员研商了新年后在蒙特利尔街头发现未爆炸弹之事，已有证据表明是分离主义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安置的。然后，他又听取了夏普外长的汇报，关心加中建交谈判的进展。他得知谈判卡壳了，卡在台湾问题上。他听汇报时眉头皱起来了。
他对夏普说，容他考虑一下。
夏普告辞后，特鲁多就换上运动衣去溜冰。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遇到什么难题，就去滑冰。他来到河边时，遇到了汉弥尔顿一家人溜完了冰正要回家。汉弥尔顿现在是众议院议员，尽管是在野党进步保守党的骨干人物，却是力主与中国建交的。汉弥尔顿朝他竖起了大拇指，问：“北京的事，怎么样啦？”
他说：“正在进行。还有问题要解决。”
汉弥尔顿听出此话的含意，就笑说：“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
他点点头，纵身跃上冰面，就滑了出去。
速度加快了。他的思绪在滑冰中就没有停止过。
他在想着汉弥尔顿的事。汉弥尔顿前些年任农业部长时卖小麦给中国搞的小麦贸易，曾在政界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并使其在加拿大很有些影响。但是，特鲁多本人并不认为粮食贸易是自己决定承认中国并使关系正常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有舆论说：“粮食贸易为促进加拿大承认中国铺平了道路。”他听说了，虽然并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中加两国长期稳定的粮食贸易为加拿大承认中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有关数据表明，从1961年第一笔粮食交易，至1968年他出任总理时，中国成为加拿大剩余谷物的第二大市场，加拿大已经从中国累计赚了30亿加元。这对加拿大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加拿大社会各界都有许多人主张承认中国。
据1964年的民意调查显示：50％以上的加拿大人支持中加建交；
1966年的民意调查又显示：有55％的加拿大人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特鲁多执政提出要承认中国时，在内阁与议会遇到不小的阻力。粮食贸易，也是他用以克服阻力的有力的战斗武器。他在1968年5月13日的一次演说中，就曾这样说：“现存的问题是，一个代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政府甚至同与它进行积极贸易的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这样的局面明显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正常的。我赞成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在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的适当条件下的外交承认，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以便为稳定国际秩序做贡献。”
汉弥尔顿：敢将乌纱帽搁在总理面前做抵押
阿尔文·汉弥尔顿，给人一个永远充满活力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