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这天晚上会谈及晚宴时，周恩来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毛泽东对当前世界划分问题的看法。他对西哈努克说：关于“两个中间地带”是1964年毛泽东提出的战略理论，国际形势的发展验证了毛主席的论断。毛主席引用了古典名著《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在国内、国际到处碰钉子，苏联也一样。毛主席将反对美国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视为第一中间地带，而把对美国不满意的法国、意大利、西德、英国，包括加拿大和日本，视为第二中间地带。你是戴高乐将军的好朋友，毛主席就很欣赏戴高乐敢于跟美国人闹独立性；苏联领导指责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线上，其实我们没有同戴高乐见过面。情况在发展，矛盾在暴露。我们与美、苏不同，我们无论在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人民靠得住。
周恩来讲述着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西哈努克听得不断地点头。
会见西哈努克之后，周恩来又赶往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中岛健藏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当晚夜深，周恩来返回中南海，才得以细阅斯德哥尔摩电报传来的喜讯。
他消瘦而疲态显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喜悦的微笑。
加拿大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加拿大与英国同属于英联邦成员国家，英国虽然在1950年1月就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直至1970年尚未公开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在联合国一直投票赞成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致使中英两国关系还处于“半建交”状况。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划分的战略理论，进一步把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第二世界的国家与美国区别开来，以瓦解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一向重视对加拿大的工作。加拿大虽然追随美国，敌视中国，但是，加拿大从其本国政治、经济利益考虑，也并非完全屈从于美国。从60年代初开始，加拿大就冲破了美国的封锁禁令，同中国连续做起了粮食生意，开展了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和往来。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之后，中国对加拿大采取了既争取又斗争的方针。对其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予以揭露并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则争取与加拿大开展贸易交往，增进了解，对加拿大官方人士，也不一概拒之门外，而是根据需要，适当接触和交往。周恩来还对来访的汉弥尔顿说：“如果进步保守党领袖迪芬贝克愿意访华，我们欢迎。”中加两国还实现了互派记者，1964年6月，新华社驻加拿大分社宣告成立。1965年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签订了第三个小麦购销协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方民间交往随之中断，官方和半官方的往来也一度停顿。但是，双方的贸易却没有停，反而一直在增长，中国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数额而且越来越大。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粮食的最大买主，几乎决定了加拿大粮食生产的规模。
当时，周恩来是注意到执政的皮尔逊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迈出了一个小步子的。在1966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从追随美国投票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变为弃权。当时，周恩来曾经对身边的人说：“从反对到弃权，就是不反对。该算是一个小进步。”
到了6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政界人士已经感到，不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是不符合加拿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制定了中加建交的谈判方针。在1969年底联大开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时，加拿大仍然投美国提案的赞成票，为此，周恩来批准了暂对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进行“冷处理”。但是，问题总得解决。他考虑到特鲁多政府承认中国所须承受的美国的压力，以及其在施行独立外交政策时所显示的抵制美国压力的力量，同意在公报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灵活接受加方阐述的方式，以解决会谈中所遇到的困难。这就是新中国建交史上的独特的“加拿大方式”。毛泽东批准了采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解决了旷日持久的中加建交谈判中关键的台湾问题。
据作为王栋大使助手参与了谈判过程的俞孟嘉回忆：“我国同加拿大建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周恩来远见卓识，首先批示同意谈判，以后国内发给我方谈判代表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核问修改，使谈判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并取得成功。”
经过了15次谈判，终于在1970年10月7日这天就两国建交公报达成了一致。
批阅了几份急件之后，已经是10月8日凌晨。按预定时间，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作了汇报，并商量接待马上就要抵京做秘密访问的“东郊贵宾”金日成之安排。毛泽东得知中加建交谈判达成一致后，笑着说：
“我们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朋友了。”
独特的“加拿大方式”解决了建交谈判中的难题
其实，在斯德哥尔摩城西北面利丁厄路的外国使领馆区，中国与加拿大两国驻瑞典大使馆相距并不遥远。加拿大使馆是新建筑，中国使馆是老房子。那个时候的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是耿飙将军做首任大使时所购置的一栋二层小楼，院落也不大，整个建筑风格凝重典雅。中加建交谈判就轮流在两个使馆进行，逢单轮是在中国使馆，逢双轮是在加拿大使馆。双方都很客气，以礼相待。
加拿大使馆里，红茶里添加进那种有名的枫树果露，配上酥脆的PEI马铃薯片。加拿大是枫叶之国，黏糊状呈琥珀色的枫树果露都是每年春天由枫树的树液煮制而成，还用来涂抹点心、面包。
中国使馆，用龙井茶、精致的小点心、特色小吃款待客人。
外交礼仪归礼仪，双方在一开始谈判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有差异的。
双方经过一年半的谈判达成一致，是在经历曲折之后获得的。
在第七轮谈判之后，加拿大在1969年底举行的第24届联大仍投美国提案的赞成票，使谈判过程出现了曲折，中方不得不在连续数月内不与加方联系。中方不与加方联系，这就使得在加拿大使馆举行的第八轮谈判没法进行下去。加方代表当然明白，这是中方代表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玛格尔知道，要是加方主动去催中方，这就有失外交颜面，尽管夏普外长急了，因为特鲁多总理也过问了。夏普催促玛格尔大使要想出什么办法来加速谈判。
中方沉默了整整五个月，1970年6月，北欧迟来的夏天到了。中国也结束了“冷处理”，恢复了谈判。加方懂得了台湾问题在中国人眼中是何等重要了！王栋诚恳地告诉加方，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国，另一方面在联合国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权利，周恩来总理就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你们承认了新中国，但在联合国又承认了另一个“中国”，而我们只承认一个英国，这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王栋指出了加方过去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早在1950年9月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在美国的策动下，为了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大，加拿大就曾经提出过《关于建立中国代表权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决议》案。加拿大还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1960年，加拿大进步保守党执政期间，外交部长格林几次表示反对中国解放台湾，还表示不承认中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自由党执政期间，总理皮尔逊和外交部长马丁曾在许多公开场合说：“加拿大赞成让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但不能同意把它的统治扩大到福摩萨（台湾）。”
王栋强调说：“鉴于过去加方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为确认双方协议立场，并正视听，建交公报在文字上应该明确地体现出建交原则。”
玛格尔表示：加方明白了中方的立场，不再坚持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错误主张。
曲折过去了。1970年6月至9月，恢复谈判之后频率加快了。1969年，从5月开始至年底共8个月，双方进行了7次谈判，平均一个半月进行一次；而1970年从6月至建交公报完成的10月，仅4个月内谈判进行8次，平均每月两次。
9月17日，中加建交谈判第14轮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举行，谈判取得了突破，双方接受了如下表述--
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取得这样的突破虽说也是必然，但是来之不易。
在建交谈判第五轮开始讨论建交公报文稿，进入1970年，双方继续在建交公报文稿上进行研讨和磋商。在谈判中，中方旗帜鲜明地体现中国的建交谈判原则，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两个中国”，对待谈判则持积极而不着急的态度。中方对加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积极方面，给予鼓励和欢迎；对其消极的表现，则坚持原则，不予迁就。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仍然围绕着公报中对台湾问题的表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