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特鲁多：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加拿大外交官在雪地没找到中国人，急起来了/ 外交口传来好消息：加拿大要与中国谈判建交/ 特鲁多：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1969年2月-5月，斯德哥尔摩-渥太华-北京］
加拿大外交官在雪地没找到中国人，急起来了
斯德哥尔摩的2月是最冷的月份。这个北欧名城，在冰雪覆盖、银装素裹之中，冬天白昼特别短，冬至那天白昼仅仅有两个钟头。酷爱冰雪运动的瑞典人都利用短促的白昼，到屋外来进行活动，使这个城市的严冬并不显得冷清。这个城市的东北部是各国使领馆云集的外交使馆区，各国驻瑞的外交官及其家属也入乡随俗，对于冰雪运动也很投入。使馆区附近一个公园及一块运动场地，是外交官们常来溜冰或者堆雪人、做冰雕或者打雪仗的地方。到处是冰刀擦过冰面的吱吱声和人们的打闹嬉笑声。
1969年2月3日白昼，身穿运动装的加拿大使馆参赞埃德蒙，背着一双滑冰鞋，整天在这一带徘徊张望，却不溜冰。眼看白昼的短短两个钟头就要过去，他急了，便向一个朋友法国参赞安德烈询问：“怎么中国人就不出来玩？”
安德烈说：“中国使馆当头头的都回国参加他们的‘文化大革命’了，留在这儿的部下都很谨慎，除了出门购物办事，一般都待在屋里不出来活动。”
埃德蒙说：“这些中国人怪怪的。”
中国与法国有外交关系，两国外交人员都有来往，安德烈也知道加拿大与中国尚未建交，就问：“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你转达。”
埃德蒙晃晃脑袋、耸耸肩表示没有，称自己只是好奇而已。
其实，埃德蒙可不是好奇，而是负有特殊使命。
昨日，加拿大使馆收到国内的一份密电，指示他们同中国外交人员接触，传递一条重要信息：加拿大政府已经决定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官员因此需与中国外交官进行会晤。接到这份指示电之后，玛格尔大使将与中国外交人员初次接触的使命交给了埃德蒙。两人进行了研究，由于近期在斯德哥尔摩没有重大的外交活动可以遇到中国人，于是就选择了在冰雪运动中进行接触，传达信息。
无独有偶，在这同一年的岁末12月3日夜里，美国国务院给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也下达了一道密令，令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的速度将美方一个重要信息传递给中国人：美方要求恢复中断已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即使追进厕所也在所不惜。由于当时中国外交官员都执行一条规定，在外交场合要回避美国人，不与之接触。这就产生了中美关系史上一段很有趣的插曲：斯托塞尔在华沙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中国外交官，一边要追，一边要躲。眼看躲不掉，中国人干脆退出会场要离开；斯托塞尔也追出门外，终于在雪地里刚刚发动的小车旁追上了，气喘吁吁地传达了重要信息。
两相比较，在这样传达信息的内容与方式上，加拿大要比美国人早了将近一年。
短短的一天白昼过去了，进入了漫长的夜里。埃德蒙回到使馆，向玛格尔作了汇报。玛格尔决定让埃德蒙直接主动给中国使馆打电话。
外交口传来好消息：加拿大要与中国谈判建交
1969年的二三月，周恩来最为繁忙。
外交口传来好信息，据中国驻瑞典使馆发来情况报告说：2月初，我使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参赞埃德蒙打来的。我值班接电话的人员感到很惊讶，因为中国与加拿大当时没有外交关系，加拿大又是资本主义国家，两国驻瑞典外交官向来并不往来。当时国内又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受极“左”影响，我方外交人员对于跟资本主义国家人士接触是十分谨慎的，值班人员就问对方有什么事。埃德蒙一字一顿地回答说：“我奉上级之命同中国接触，要与中国外交官进行会晤，传递一条重要信息：加拿大政府已经决定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据外电自渥太华报道，加拿大外长米歇尔·夏普在议会的一次大会上宣布：我已经指示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转达加拿大政府关于两国在双方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谈判两国关系问题的建议。
这段日子，有两件事系在周恩来心头--
第一件事，使他所忧虑的受迫害的老干部命运的事，已经有所变化，下一步将是争取把他们解放出来为国效力了。
这第二件事，使他看到了在外交上有了转折的希望。“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国外交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新中国成立以来，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本来就仅有数十个，只占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的小部分。“文化大革命”动乱又使中国的外交活动受到极大冲击，我们的驻外大使全部被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驻各国大使馆都由临时代办维持。外交部部长陈毅也受运动冲击而不能从事外交活动。外交工作几乎停顿，建交活动停滞，有的国家还降低了外交关系的级别，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的票数也有所降低等等，这些都使得他焦思苦虑，忧心如焚。同时，他也看到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独立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国的支持有所增加。
最近这段时期，他早已经注意到了，西方世界的重要国家之一加拿大，自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于1968年4月间出任总理以来，已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承认中国，与北京互派大使。特鲁多的多次讲话，并不是“光打雷、不下雨”，现在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是实质上的信息。他当然感到高兴。
外交部有关答复我国驻瑞典使馆的报告文稿已经呈给他好几天了，收到的当天他就想马上细阅后加以批复，但是他刚看了两行，王洪文就要他马上去研究“九大”事宜。这一拖，好几天又过去了。
3月28日晚间夜深了，他已经安排了时间阅复文稿，但又突然发生一起涉外车祸，使他不得不亲自去处理。就在这天晚上，阿尔巴尼亚驻华公使衔参赞阿果利，在出席中方招待宴会上饮茅台酒过量，酒醉后开车当场撞死了一名中国工人。他当晚即接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和阿果利。
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外交官时说：这事责任在我们，我自己没有抓好，也有责任。请礼宾司同志研究一下，在制度上做一些改革。以后正式宴会上不上茅台酒，只上葡萄酒，而且限定每桌一瓶；便宴不上酒。
他还诚恳地谈了自己也爱喝酒，喝酒也使他有过4次教训。对此，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外事活动大事记》中有如下披露：
周总理说，我从1935年到1965年，喝了30年酒。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我结婚而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有朝、越代表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所以，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30年的酒戒了。1935年我长征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当晚，周恩来回到当做办公室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已经过了夜半，是3月29日零时以后，他细阅了答复瑞典使馆文稿之后，在上面批示：“鉴于目前情况，可以向加方表示，我愿进行正式谈判。”
由于原任中国驻瑞典大使杨伯箴早在1966年被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驻瑞大使的位置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空置三年了，同时，他也在考虑派往瑞典的新大使的人选。
此文件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于是，中国与加拿大两国外交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经过接触，就谈判的地点、时间和使用的语言达成一致后，双方各自任命了自己的谈判代表。1969年5月21日，第一轮中加建交谈判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进行。这一轮，中方代表为驻瑞典临时代办刘冀才，加方代表为加驻瑞典大使玛格尔，双方各有三名助手参加。谈判在双方使馆轮流进行。
特鲁多：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1968年的春末，在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一个宴会上，酒店老板拿出一瓶法国葡萄名酒做奖品，出了一道谜语给就席者猜：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真正单身的国家领导人，是谁？要求在场每人将答案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瓶价值不菲的名酒只奖给同时答对这两个人的与会竞猜者。有人反问：要是我们都答对了，怎么办？老板说：我的酒窖里还有呢。侍者用银盘搜集了纸片，交由设奖者一张张念出声。当晚三桌宴席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获得这瓶酒。
设奖者只好自己公开了答案：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特鲁多。
当时还是冷战时期，东方集团的人能猜出胡志明，西方集团的人能猜出是特鲁多。也有的写上的是已离婚尚未再结婚的领导人；据设奖者解释，结过婚的不能算真正的单身汉。可见冷战时期东西方两集团之间互不了解，鸿沟之深。为什么该酒店老板如此清楚了解内情？原来该高级酒店经常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对各国领导人的身世、经历都颇有研究。特鲁多出任总理消息传来，他就设了这个谜语。
特鲁多全名是约瑟夫·菲利普·皮埃尔·伊夫·埃利奥特·特鲁多，于1968年4月下旬出任加拿大总理的时候，年龄49岁。
他上任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6次谈及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5月10日，他在温哥华发表演说，赞成大大增加同中国接触的任何措施，包括在适当条件下予以承认。
--5月13日，他又说：“加拿大可能着手同中国进行最终导致外交承认的双边讨论。”
--5月23日，他在回答《环球邮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说：加拿大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他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5月29日，他在所发表的《重新估计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声明》中说：“我们将在太平洋事务中的新的利益观念这一意义上看待我们的对华政策。因为我们过去优先考虑大西洋和欧洲事务，有点忽视加拿大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这一事实。加拿大向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中国大陆并指望它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在中国有经济和贸易利益……防止中国及其邻国、特别是中美之间发生紧张关系，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政治利益。我们的目标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使其占有联合国的席位。”
客观地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并经历着与世隔绝的混乱状态，召回所有的驻外大使及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等所发生的事，扭曲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特鲁多在这种时候，要改变加拿大的对华政策，是需要冲破美国为西方设置的障碍的。事实上，特鲁多在出任总理的一个月前，即在1968年3月曾经为此向尼克松总统探询。尼克松对他说：加拿大与中国谈判的时机和策略是不明智的。实际上，早在1964年法国戴高乐总统承认中国之前，加拿大就有圣劳伦特总理和迪芬贝克总理试图征得美国的同意而与中国建交，遭到美国的反对。
特鲁多是一个民族主义精神很强的总理，具有鲜明的个性，也使他不会盲目追随美国的政策。在出任总理的半年前，他曾经说：“几年来，在我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一个一贯不变的因子，即逆现有成见而行。如果我把这一原则用于股票市场，就可能发一笔大财；而我却将它运用于政治上……”他感觉这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才有了胆识与勇气，要摸一摸美国老虎的尾巴。
他要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他对中国的感受和经历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后来，有人说他有着一种“中国情结”，是有一定缘由的。
特鲁多的母亲是苏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混血后代，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贵妇人。父亲是律师，家境富裕。家庭对子女教育很重视。他就在这个两种语言和二元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长大；在家庭里英语和法语交替使用：特鲁多习惯于用英语同妹妹叙泽特说话，用法语同当建筑师的哥哥说话。二元文化的丰富营养培养了他非凡的才智，他在体育和学习两方面都极其出色。他的性格特点：清高、好斗、独立、敏锐、和气而又傲慢、鲁莽。自小就养成一种不安于现状和反对现存理论的习惯。青年时代，他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法学、在美国哈佛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在巴黎政治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多元文化的熏陶使他视野开阔，头脑清醒，聪灵敏锐，能在后来致力于家乡魁北克甚至整个加拿大的社会变革和民主改革。
特鲁多在1948年29岁时，结束了在伦敦的博士研究生学习以后，花了18个星期的时间骑着摩托车周游闯荡世界。他身背旅行包，留着胡子，经常身穿当地土著民族服装。他经过的好些地方，都还有着战乱，使他需要具有高度冒险的精神。他曾在耶路撒冷、巴基斯坦被当局逮捕，经朋友辨认作证才得以释放。他经过内战中的缅甸，穿过战事激烈的印度支那。
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青年特鲁多正好在中国旅行。当时，中国大陆上的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已经从华北太行山的一个小山村进入历朝京都北平。此时，他到了兵荒马乱的上海，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百万大军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官员与部队正在仓皇撤退，街头老百姓的脸上、眼里正流露着对新政权的希望之光。他期望对这个有着久远东方文明的古国进行考察，因为战争而未能进行下去，就只好离开了。由于他亲身经历了新中国诞生前的“胎动与流血”，他就很关心这个人民新中国的命运。他离开的时候就执著地想着要回来！
加拿大是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国家，对于东方地平线上所出现的新中国的政策考虑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对新中国的辽阔广大的市场极感兴趣。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加拿大的关注反而加强了。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加拿大驻华使节仍然在南京滞留，并未追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甚至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还在北京租定了房子，准备北迁。朝鲜战争使加拿大寻求与新中国建交的机会更小了。在北京租的房子保留到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乃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之后，朗宁这才于1951年离开南京，返回加拿大；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也于1951年底关闭。但是，加拿大在撤走驻上海总领事馆后，也未向台湾派遣外交代表。国民党台北政权驻加拿大的“大使”赖在渥太华，直到中加建交后，才于1970年年底被迫离去。
在中加关系中断的20年中，特鲁多一直关心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