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开始只笼统地说准备谈国际问题以及两国关系问题。后来在闲谈中，气氛愈加融洽，富尔实际上透露了法国承认中国的一些具体想法。他说：“不承认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是不现实的，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并不妨碍两国建立友好关系；不承认一个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的政府是不现实的。”
富尔特意问及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问题。
李清泉回答说：“英国承认中国但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与其保持‘领事关系’；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所以只和英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关系，算半建交。”
富尔当即明确表示：“法国反对搞‘两个中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就不应当支持蒋介石。”但是他从谈话中又透露出戴高乐不愿完全割断同蒋介石关系的打算，他接着说：“英国在台湾设有领事馆，可能是实际的需要，这个问题，以后可以研究。”
经过商谈，确定富尔将经香港抵宝安（现深圳）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再从广州飞赴北京。富尔原打算从法国外交部带一个助手来华，后来担心暴露访问的官方性质而在行前又临时取消了，就由其夫人担任助手。
周恩来准确判断戴高乐派出富尔之目的：急于同中国建交
李清泉将其与富尔在日内瓦会面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特别是有关富尔将带着戴高乐的亲笔信来华谈两国关系问题的情况，使周恩来立即敏锐地思考：戴高乐总统派出富尔携带秘密使命出使中国，其全部意义何在呢？
虽说还没有看到戴高乐所写的亲笔信，但周恩来已作出准确的判断：
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举行，讨论中苏论战，讨论下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在中国拒绝参加三国核禁试条约后，中苏两党的激烈矛盾更公开化了，双方的大论战正在进行。在这个时候，从法国来的信息使周恩来格外重视。周恩来主持了有关人员参加的专门会议，冷静而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发展中法两国关系，有如下认识：
（一）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与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反对苏联的控制，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中法建交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三）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垄断。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政府决定响应戴高乐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姿态，积极推动中法建交。还对中法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果对方以其他形式和手法搞“两个中国”，则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揭露。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或者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建交达成最后协议，但这样做也可以引导中法关系今后朝健康道路发展，并为以后两国尽快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把法国同美、英区别对待，多做富尔的工作。按此方针，中国方面给富尔以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将分别会见他，由周恩来与他做实质性的会谈。让富尔作为代表戴高乐总统的国宾规格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
卷二十二 国际建交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谈判
下榻于神秘莫测皇帝行宫的富尔，感到谈判前景极为难测/ 谈判第一轮，两个谈判大师在友好轻松气氛中交手/ 谈判第二轮，周恩来层层剥笋掌握了谈判主动权/ 谈判第三轮，双方都让一步，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1963 年10 月下旬，北京］
下榻于神秘莫测皇帝行宫的富尔，感到谈判前景极为难测
北京秋天的晴空瓦蓝瓦蓝。
富尔手挽夫人一走下舷梯，感觉就与上次来这儿大不相同！
他俩是由香港经宝安（现深圳）入境，1963年10月22日下午，乘中国民航伊尔客机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的。从此次所受的欢迎来说，他就感到接待规格大为提高了。来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这次，也不是下榻于过去使领馆区的那座比利时人建造的旧六国饭店。红旗轿车经天安门前驶过的长安街变得宽敞雄伟了，富尔说：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等北京十大新建筑给他很深印象。车子拐过的路旁是一道长长的普通高墙，住处的门口极为普通，但戒备森严，有执枪的解放军卫兵站岗。进门后扑面而来的是一大片苍翠绿色，高墙里是一处环境优雅、景色绮丽的绿色禁区：绿绿的假山，弯弯的石径，潺潺的流水，参天的古木，林子里有几只孔雀在悠闲地踱步，湖水中有丹顶鹤、戏水鸳鸯；浓荫掩映着一座座金碧辉煌、庄重典雅的宫殿楼宇。在神秘莫测、森严肃穆之中蕴藏着如仙如幻的绝美景致……
陪同告诉他，这是过去清朝皇帝来垂钓的行宫，现在是新中国的国宾馆。还有人告诉他，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等国家首脑人物访华就住在这里。他由此感到，主人确实很重视他这次访华，确实将他视作戴高乐总统的特使。
他对这个处所极为惊叹！
这真是东方皇家气派的园林别墅国宾馆。
在钓鱼台15号楼住下来之后，望着住楼的琉璃瓦顶、雕梁画栋、大红宫灯、景泰蓝器具，他与夫人一边观赏着这些东方艺术精品，一边说：要是现在能即刻向戴高乐总统报告就好了。但是，静下心来以后，他心里原有的忧虑也加重了。
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建交，将建交谈判的秘密而重大的使命交付给他，刚开始受命时，他感到光荣与幸运，因而格外兴奋。其实，他也并非中国通，对中国问题也没有深入的研究，只是曾经访华一次，结识了中国领导人而已。但是，中国领导人立场强硬、坚持原则是有名的。他再次进入神秘中国后，对于能否取得建交谈判成功，心中确实没有底。
在那冷战阴云还笼罩着全球的年代，深入“铁幕”中国之京都，没有助手班子，没有通讯联络设备，富尔却肩负着法兰西总统赋予的重大使命，在北京进行着如此重要的秘密谈判，而戴高乐给予他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可见他的才干不凡，也足见戴高乐对他的器重和信赖。相比起来，8年之后，基辛格博士为中美建交而访问北京，同样是秘密访问，同样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美国使节的条件就比他好多了。基辛格带有足够的助手班子，其中不乏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博士所携带的两大皮箱机密文件由身强力壮的保镖随身拎着，他们还乘着波音707专机越过边境直达北京。
谈判第一轮，两个谈判大师在友好轻松气氛中交手
谈判桌的两边，都是重量级的谈判大师。
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及后来的中苏两国两党的冲突与论战等重大事件中，表现出了卓越非凡的谈判艺术，许多国家领导人深为赞佩，甚至和他多次交手的赫鲁晓夫，也不得不称赞他为世界级的外交巨擘。富尔对此早已闻知，上次访华虽有谋面，但却未能在重大问题的谈判中交手。埃德加·富尔也并非等闲的弱者，曾是欧洲著名的律师，熟谙国际法，能言善辩，在法国曾出任两届总理，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在风起云涌的法国多党政治中练就了高超的政治谈判本领，且深得戴高乐将军的信任。
周恩来的左右两侧，助手有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与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
富尔的助手，只有自己的夫人。
四十多年前在北京进行的这场秘密谈判，是极为独特的。这次中法建交谈判，堪称一场高水平的政治谈判的杰作。谈判的形式是十分友好和平的，但在表面上轻松自如的谈判气氛的背后，包含着一场十分尖锐的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在这如何对待台湾残存的蒋介石政权而产生的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真可谓“举重若轻、针锋相对、步步为营、波澜起伏”。
第一轮谈判是在10月23日上午进行的，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与富尔见面寒暄。周恩来用一句法语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富尔。
富尔说道：“我知道总理年轻的时候到过巴黎。”
周恩来笑答：“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富尔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是总理再去巴黎的时候了。”
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内容。此时，富尔才郑重其事地将戴高乐的那封亲笔信拿了出来。场面立即静下来了，甚至可以听见院子里雀子的啁啾和屋里从信封里掏出信纸那细微的响声。在场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富尔掏信的动作。
富尔拿着已展开的戴高乐亲笔信，说：“戴高乐将军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由于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过去只是有一些来访的人带回去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因此将军这次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将军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会导致我们不能安安静静地讨论问题。尽管是保密的，但是这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将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念罢并把信递交给了周恩来，他是想让中方将原件拿去翻拍以作证据，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周恩来接过信，看了看，随即又递回给富尔，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愿意等待。”
会谈开始，周恩来首先对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示赞赏。他说：“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戴高乐将军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周恩来还特别提到刚刚签订的莫斯科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说：“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可能双方看法不尽一致，我们虽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一样的。因此世界舆论，特别是某些大国，把中法两国拉在一起。”
在会谈触及中法关系的实质性问题时，富尔表现出了很高的姿态，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跟你们交换意见。”
50年代初期与中期，法国政府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与西方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要听从美国主子的指令。联系到过去这些情况，周恩来触及实质性问题说：“我们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意见。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上次我说过，我们可以等待，要解决总要有个合理的办法。”
富尔爽快地说：“我认为，总统是以勇敢的精神、历史的眼光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法国奉行独立的政策，中法建交不需要征求美国、苏联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我认为戴高乐总统这种决定是勇敢的，因为这有可能受到美、苏的指责。”富尔转而又说：“在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件。在世界舆论面前，中法关系的恢复不能被看做是一项交易，而是友谊的表现。”
周恩来就此表明了中方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那样，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至今13年了，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派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我愿意说明，如果阁下、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
富尔很注意地倾听周恩来说话，并回答说：“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第二点，法国不会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但台湾是个微妙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
“富尔先生，这就困难了。”敏锐的周恩来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退让或者迁就，立即严正地表明：“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表现的结果。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14个年头了。而蒋帮之所以能残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
清楚。”
周恩来转而缓下了语气，诚恳地晓之以理。他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蒋介石代表中国同代表法国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将军有关系，也同英国保守党政府有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反过来说，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同他有过关系，不承认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