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熟悉法国历史和现状的周恩来，挑选了反戴高乐的代表人物乔治·皮杜尔来举例。皮杜尔在二次大战时期曾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是人民共和党领袖，在戴高乐辞职后的第四共和国时期曾两度组织政府出任总理，还多次担任外交部长，在法国政界颇有影响。在1958年5月21日，皮杜尔曾经宣布：“我是站在戴高乐将军一边的。”他是最早公开支持戴高乐重新出山的知名政界领袖人物之一。但皮杜尔顽固地维护殖民利益，曾经坚持要将印度支那战争打到底。在戴高乐复出执政后，在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上，皮杜尔作为殖民集团的政治代言人，与戴高乐公开对立，竭力反对和阻挠民族自决政策的实施。谋害戴高乐的行动多次失败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1962年夏天，秘密军组织突然宣告解散，改头换面，盗用二战时的“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名义，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将戴高乐比作当今的希特勒。因皮杜尔曾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表示完全支持秘密军组织的反戴立场而被推举为新“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主席。1962年6月14日，这个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前，皮杜尔已经秘密离开法国前往瑞士。不久，被瑞士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只得离开瑞士，辗转前往意大利。他是国民议会议员，享有议员豁免权。1962年7月15日，法国国民议会以241票对72票通过决议取消其豁免权。此后，法国政府发出通缉令。9月，意大利当局将皮杜尔驱逐出境。随后，他只得辗转流亡在西德、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和巴西等国。
周恩来真可谓“以其人之矛对付其人之盾！”
周恩来在针对富尔说的所谓戴高乐与蒋介石在过去有关系而引出这番话时，所表现出的思辨应对的敏捷与智慧及对法国国情政情之熟悉，不能不使富尔深为钦佩。他上次访问北京时，虽说也会见了周恩来，但只是在谈话时摸清了中国的态度，没有就实质性问题进行交锋，这次从第一天谈判他就感受到周恩来是很高超的谈判对手。
接着，周恩来态度诚恳而语气坚定地说：“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这个问题请阁下考虑。”
周恩来以理服人，既讲清了道理又坚持了原则，富尔口气软了下来，也变得灵活了。富尔连忙说：“还是回到开头谈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建交的办法，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方案。如果明天法国承认中国，可能台湾主动和法绝交，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困难的是我们不能肯定蒋介石会采取什么态度。”
周恩来说：“对。他不是一个人，背后有美国。”
富尔说：“如果明天法国承认中国，法国需要通知台湾。如果台湾不作任何表示，照中国的想法，法国应该撤回驻台湾的人员。这样，你们会完全满意，但法国为难，因为这是突如其来的、不愉快的措施。戴高乐没有授权我表示这样的态度，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中法两国建交后，法方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周恩来不容置疑地说：“这不可能。英国承认中国政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在英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但英国在台湾有领事，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况。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
富尔显出了满脸愁容：“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而13年前同现在的情况一样。这就是说，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至于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富尔很坦率地承认法国所犯的错误，就是指在13年前法国没有抓住机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第一次谈判，双方都表明了各自的想法和立场。周恩来从第一次谈判，基本摸清了法方的意图，证实了事前所作的关于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判断。他提议第一次谈判就此结束。
10月24日，刚在安徽、江苏接待各国驻华外交官及夫人参观团回到北京的陈毅外长，也于下午会见了富尔夫妇。陈毅在会见中也诚恳而坦率地向富尔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
谈判第二轮，周恩来层层剥笋掌握了谈判主动权
富尔夫人心很细，除了为丈夫做助手，在谈判时还留意观察了这个可称为“总理府” 的西花厅。普通的木门窗，普通的咔叽布面沙发，普通的灰墙、地板，房里简朴的陈设家具。钓鱼台宫殿小楼如此金碧辉煌，而共和国总理府却这般简朴。她先是惊讶，后而感动！
邓颖超曾经领她去看西花厅后小花园的花树，这时正逢金色菊花盛开。她对周夫人说，这些金菊真美，法国总理府楼后也有一个大花园，我们也常去散步赏花。
谈判后回到钓鱼台，她曾经对富尔说：也许真有所谓缘分，我们马提翁大厦的谈判会客厅就是中国厅，由你到中国来谈判是命中注定的。
她的话将富尔说乐了。
她所说的马提翁大厦是法国总理府。富尔曾经两次出任总理，夫妇俩两次搬进瓦伦纳路57号法国总理府马提翁大厦。在巴黎拿破仑墓地东边不远的法国总理府，外表虽不显眼，但大厦里却非同凡响。府内几个主要大厅都是以颜色命名的。玫瑰厅摆着玫瑰色长沙发，是路易十五时代风格，墙上有两面镶嵌着珍贵宝石的大镜子，柜上陈设着路易十四王后的瓷器。蓝厅是法国总理会客及谈判的地方，沙发是淡蓝色的，厅里充满了中国色彩，墙上雕着凤凰和龙的形象，挂着一幅1790年的名画，表现的是当时欧洲与中国贸易进行的情况；还摆着好些19世纪中国清代名瓷，厅中央是一盏大水晶吊灯。黄厅是总理办公室，最令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幅大壁毯，是路易十四时代精织的，描绘着希腊神话故事。总理府的后花园有3公顷面积，有花有树，极为漂亮，要比总统府爱丽舍宫的后花园还要美。
10月25日下午4时30分，周恩来与富尔的第二次会谈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富尔在会谈一开始，就提出了法国的对华建交三方案，以先入为主、争取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这三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如果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这对总统将是不愉快的。
第一方案没有提到关键的台湾问题，其实质在于回避法国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说是无条件，其实是以绕开台湾问题作为条件。但富尔也知道周恩来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谈判回旋的余地。至于第三方案意味着此次中法建交谈判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富尔只是将第三方案提出来而已，并不愿采用。
周恩来明察秋毫，了然于胸。对于富尔在方案中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回避反对“两个中国”的实质性问题，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没有咄咄逼人直接予以批驳，而是在具体建交问题的讨论中牢牢坚持中方既定原则，采用层层剥笋的办法，将对方想含糊以待的台湾问题，一点一点地给予明确。
周恩来诚挚地说：“为了使双方的愿望有更明确的基础，我提出三个问题向阁下解释。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是否也是这样认为？”
富尔回答说：“戴高乐也是这种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周恩来听了，脸色顿时严肃起来，毫不含糊地问：“所谓‘保留台湾’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目前还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有些时间和手续来处理呢，还是指台湾地位未定？对此，我方是需要了解清楚的。”
富尔感到周恩来很犀利，一下子就挑明了实质，就推脱说：“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
周恩来又问：“你的看法如何？”
富尔含糊地搪塞：“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表示明确的意见，因为我没有得到指示，但我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戴高乐不管这一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周恩来紧追不舍：“如果这一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可以讨论。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是否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
富尔不得不放弃对台湾问题模糊回避的办法，只得退了一步，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戴高乐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说了，很明确，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富尔说：“是的，法国只承认有一个中国。”
周恩来紧接着说：“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中华民国’从客观上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
富尔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退了这一步，但在台湾问题上留下了“活话”。富尔说：“戴高乐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便于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
见此情况，既然原则已经肯定了，在具体做法上，周恩来也很灵活地退了一步。他说：“了解了你的立场，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阴谋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台湾、法国互相设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得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个手续问题。”
周恩来入情入理地谈问题，并为对方的处境设想，使富尔听了连连点头。
周恩来完全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他继续说：“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的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想些办法如何摆脱，这可以研究。”
富尔透露了戴高乐的一些意思：“戴高乐说目前同中国相处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同你们接触。他说，你自己去看看、去谈了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问题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了？”
周恩来说：“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戴高乐将军。”
第二次谈判结束时，已经接近晚上9点，周恩来在西花厅设便宴招待富尔夫妇。在宴席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给富尔介绍了在1958年间柬埔寨承认新中国的情况，说：“西哈努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
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
周恩来说：“这要事先达成默契，确实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迟早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宴席间，双方商定，间隔几天时间再举行第三次会谈，以让双方都有充足的时间来酝酿、考虑并找出解决的办法。此外，富尔是以“私人旅行”的名义来中国的，也得煞有介事地做个旅行的样子；因而，周恩来特意安排富尔夫妇去离北京不远的山西、内蒙古参观，并指示各地热情接待。
在山西大同那富于中华古文明魅力的巨幅石刻面前，或是在内蒙古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大草原里，他也无法顺畅地欣赏，他的心思还在谈判上。由于他奉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法国不先同蒋介石断交的立场，而中方需要法国同台湾断交，使谈判一度出现僵持。中国领导人可以碰头商量研究对策，他却无法与远在巴黎的戴高乐汇报与请示。在几天的参观访问中，他的情绪十分低落。
到底怎么打破僵局，找到解决的办法？
谈判第三轮，双方都让一步，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10月31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周恩来与富尔的第三轮会谈开始了。富尔从周恩来脸上的微笑，感觉到这轮新会谈将有新进展。
周恩来一开口就笑问：“大同云冈石窟怎么样，菩萨、力士、飞天，造型生动活泼，大佛最高的17米，最小的仅几厘米，都看了？”
富尔有点茫然，点头应允：“都看了，都看了。”
周恩来已得知富尔担心谈判难突破，心绪不佳，就不再寒暄，直入正题，提出了中方的新方案。
在富尔离京参观时，周恩来为了打破僵局苦动脑筋。他经过反复权衡思考，决定要积极地考虑如何促成中法建交的迅速实现。经过前两次与富尔的会谈，他已经摸清楚了法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法国表示不支持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主张，也不参与搞“台湾共和国”。联系到戴高乐重新执政以来，在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与炮击金门等问题上，法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与美、英有别，没有公开攻击中国；而且，法国与台湾虽有外交关系，却一直比较冷淡，法在台仅维持临时代办级的机构。种种情况表明，这次法国是真心与我国建交，以打击美国。认真分析下来，中法双方的分歧在两个问题上。
其一，戴高乐认为承认中国不能有附加条件。细加分析，戴高乐既然无意搞“两个中国”，他不要附加条件实质上是个法国政府需要照顾面子的问题。我方可以灵活变通，不要求法方以书面形式声明它对“两个中国”问题的立场，而由我方单方面在照会中予以申明，法方以实际行动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就可以了。
其二，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法方一再要求先同中国建交、后再同台湾断交，并声明这并非从政治上考虑而仅仅出于礼遇问题，即戴高乐不便于主动驱逐蒋介石的驻法代表。此问题需有望于自动断交来解决，即法国宣布同中国建交后，台湾驻法代表自动撤离，法方也相应召回它的驻台代表。
中法两国实现建交，将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在中法建交的手续程序问题上灵活变通，酝酿了一个“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新方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
在钓鱼台的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对富尔说：“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三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现建交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