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毛泽东与戴高乐都敢于对霸权说：不！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泽东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美国可以卖原子弹给法国，但钥匙须由美国人掌握；戴高乐说，不！/ 建立独立核力量之后，戴高乐着手考虑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
［1959年10月-1963年3月，北京-巴黎］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泽东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195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与鲜花的海洋。上百万欢呼的群众。新中国的首都在隆重地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是建国初期按苏联模式举行的国庆活动，天安门城楼正中，高大魁梧的毛泽东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粗壮的矮个男子，脑袋光秃，西装上衣上佩戴着三枚小勋章。此人就是苏联国家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
毛泽东自顾自地朝广场上经过的游行队伍挥动手臂，赫鲁晓夫也只好勉强举起手来挥动。这两位领导人这时很少对话，显得关系有点僵，身后的翻译闲着。因为昨日下午两人的重要会谈不欢而散，晚上天安门放焰火的庆祝活动，赫鲁晓夫就没有参加。今天再不来，就太失礼仪了。赫鲁晓夫勉强地来了，也就勉强地向游行群众挥手。
刚才在城楼当中的休息室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当面摊了牌，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从容道：“我们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会谈会不欢而散？这得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不得不投入的朝鲜战争说起。
朝鲜战争中，当志愿军入朝作战，与朝鲜军民反击入侵美军并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统帅部就不断听到来自美国的核讹诈。美军被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时，麦克阿瑟总司令就向华盛顿提议把“30～50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杜鲁门总统也曾在1950年11月3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有记者问：为满足军事需要，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说：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1955年3月，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解放一江山岛等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役，刚就任总统不久的艾森豪威尔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核武器。
在美国赤裸裸的核讹诈面前，毛泽东与解放军的高级将帅们不得不对原子弹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大家同属东方阵营，彭德怀、刘伯承率领解放军高级代表团访问苏联，专门参观了原子弹实地军事演习。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建立五周年庆典，与中国代表团举行最高级会谈。那是在中南海颐年堂，赫鲁晓夫问中方：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
毛泽东答道：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
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一听就愣住了。他很快就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要知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你们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养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回答：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其回忆录里曾记述说：第一次访华，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
1955年5月，彭德怀去华沙、柏林返国途中经过莫斯科。赫鲁晓夫接见时，主动提出可以安排参观他们的核动力潜艇。彭德怀到了波罗的海舰队，对方接待很隆重，满口答应“第二天参观”；可是第二天早晨却说“潜艇已出海”。彭德怀有些气愤，但也知道不是舰队的决定而是莫斯科高层领导决定的。接着，彭德怀到了黑海舰队，也同样碰了钉子。
彭德怀非常愤懑，坚定了中国自己发展核武器的信念。1956年3月，他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等）。”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这一年春天，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高潮。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中共中央提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既肯定了斯大林的功劳，又分析了其错误及根源，反击了反苏反共的逆流。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对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援助方面表现有所松动。
1957年间，赫鲁晓夫说有困难，想请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首脑的会议，因而，苏联要我们派代表团去商量原子弹P-2型导弹技术援助的事。9月间，中国决定派聂荣臻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谈原子弹、导弹的事情。经过35天谈判，于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造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苏联在1957年至1961年底，交付给中方包括4种原子弹、4种导弹样品在内的实物、技术资料及一个防空导弹连的全套装备。此外，苏联还允诺在1960年至1961年间，向中国提供射程1000公里、可携带战术核弹头的导弹技术资料。
在上述协定签订18天后，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包括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联专门给毛泽东及代表团放映了三部绝密军事纪录片，内容是讲原子弹、氢弹爆炸与原子条件下的军事演习。这些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苏联回来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7年12月24日，首批约10名苏联专家连同两枚P-2式近程弹道导弹和地面设备抵达中国；从苏联引进的第一个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粒子加速器也于1958年9月27日正式投产。
但是，就在1957年11月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中苏间关于意识形态的冲突更加尖锐化。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疑虑不安，以“撤专家”相威胁。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深深的裂痕，毛泽东对于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攻击时、没有受到邀请也有权出兵，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很愤慨，断章取义地指责毛泽东甚至“不惜牺牲一半人民的生命去打核战争”。
中苏之间矛盾激化而导致公开决裂是在1958年。毛泽东后来说过：“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赫鲁晓夫原来把苏联对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上的协助当做插足中国的机会。1958年4月，苏方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苏方出大部分费用，建成归苏方管理控制。6月，中方答复：建台可以，一切费用中国负担，建成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7月间，苏方又提出中苏搞共同舰队。毛泽东生气地说：“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7月31日，赫鲁晓夫为此急急忙忙飞来北京，同毛泽东会谈。
“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毛泽东毕生极为重视国家主权问题，他认为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另外，苏联在中国领土上驻军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因而，赫鲁晓夫的要求，遭到毛泽东严厉拒绝。毛泽东愤怒地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这一事件受挫，也使赫鲁晓夫大为恼火。他在进行东西方的斡旋中稳住了阵脚之后，自认为可以无求于中国，便采取了高压政策，企图使中共和毛泽东就范。
1959年9月，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总统别墅进行了多次会谈，这就是所谓“戴维营会谈”。苏美间达成了某些谅解。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戴高帽子”，称赞说：“你完全可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完全取决于你。”
在得知赫鲁晓夫将从美国直飞中国时，艾森豪威尔请其要中国释放两名在押的美国间谍飞行员唐纳和费克杜。赫鲁晓夫拍胸脯打了包票。
赫鲁晓夫于9月30日从美国直接飞抵北京，当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时就针对中国在讲话中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在接着进行的会谈中，因那两个美国飞行员是入侵中国领空做间谍飞行被击落后抓获的，中方不同意释放。毛泽东说：“不行！这事情不能商量。”
会谈中双方还为中印边界争端、解放军炮击金门等问题发生冲突。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就没有出席当晚天安门放焰火的庆祝活动。
第二天，在中国国庆十周年的隆重庆典活动中，在中国人民的喜庆声中，赫鲁晓夫选择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要撤回生产原子弹的苏联专家。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要把全部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且不等中国答复，就限期通知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顾问于9月1日之前离境。
1963年7月25日，苏联、美国与英国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联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实行核垄断，这三大国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发展核武器，而中国、法国等其他国家通过一般试验建立核力量的权力却应该被剥夺。
这三家的核禁试条约出来后，中苏两国为核试验爆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公开论战。中国敢于对称霸的苏联说不。1963年9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中，有这么一段很有中国人骨气的话--
中国人不是很穷、很落后吗？是的，很穷、很落后。据苏联领导人说，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有得穿，怎么有资格生产核武器呢？
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
这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与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骨气。在这个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已经接近成功。中国人民已经熬过最为艰辛的岁月。
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遭受到最严重的困难。曾有人认为没有苏联援助研究原子弹困难太大，我们基础工业薄弱，又花钱太多，因而主张下马。毛泽东让高层领导充分地展开讨论。大多数人表示：原子弹、导弹应该坚持攻关。
最后，毛泽东表示：国防尖端技术，不但不应该下马，而且要加紧进行。
在那个最困难的时期，是全国人民忍饥受饿却给苏联还债的时期，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勒紧裤腰带保证国防科研生产。领袖也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熬过难关。
毛泽东不吃肉了。
周恩来也不吃肉了。
彭真市长将刚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卡车，全部调拨给核试验基地。
青海省给核基地4万只羊，粮食部给造原子弹的西北三个厂几百万斤黄豆，等等。管后勤调运的五院政委刘有光说：“要是我们做后勤的干部吃了一口，开除我的党籍！”
我们中华民族一批杰出的科学精英隐姓埋名，在大西北默默苦干……
难忘的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大西北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宣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地球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一天感到振奋与自豪。据说，连蒋介石都曾在私下不无悦色地对人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历史偏偏喜欢捉弄人，赫鲁晓夫也就在这一天下台了！
后来，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在同一个时期，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因原子弹问题产生矛盾时，戴高乐与美、英首脑之间，也产生了相同的矛盾。
美国可以卖原子弹给法国，但钥匙须由美国人掌握；
戴高乐说，不！
1958年7月的巴黎，要比科隆贝乡间炎热得多。
对于重新执政的戴高乐来说，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他这年已经六十有七，感到自己老了。他曾对自己的私人医生慨叹：“我晚回来10年了，太迟了！”他不顾年迈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危机，开始了他重铸法兰西民族魂、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霸主地位的行动。刚回巴黎时，他还是作为执政总理在瓦伦纳路57号的马提翁大厦处理政务。马提翁大厦是法国的总理府，位置在拿破仑墓地东边不远的地方，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外表看上去并不显眼。
6月30日，他刚刚送走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他在讲话中主要是向英国提出，法国需要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设小组，法国将参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他对麦克米伦说：“无论如何，法国下决心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别国制造的核武器。”
麦克米伦是他当年流亡伦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私下对他实话实说：“除非你先干起来，试验一颗法国的原子弹，否则你将不可能根据原子能法案取得美国援助的资格。”
这位老朋友言下之意是，英国目前也无法给法国提供试验原子弹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