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明了法国政府内部，确实存在承认与不承认中国的两种意见。也说明了印支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作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情况下，法国政府又作出了对华政策应服从其大西洋政策，即对美政策的决定。这就决定了当时法国政府寻求的只能是在不违背美国意志的情况下执行一种“两个中国”的政策。
在富尔第二次当总理任内，对促进法中关系的发展，做了好些工作。1955年4月，他批准了在法国里昂举办的国际博览会，首次邀请中国参加。中国馆展出10天，吸引了87万观众，十分轰动。他还批准了法新社和新华社向对方国家互相派驻记者的协议。他还亲自接见了访法的中国青年代表团。
他还同意了议会外委会主席丹尼埃·麦耶率领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麦耶是力主立即承认新中国的代表人物。1955年11月1日，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接见了麦耶率领的议员代表团，其中有议员莫里斯·富尔。周恩来强调了西方国家同中国存在着三种形式：第一种，北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即承认新中国，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支持恢复新中国的地位，驱逐蒋介石的代表，这是一种完全的外交关系。第二种，英国、荷兰同中国的关系，即承认新中国，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但又在联合国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支持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的地位，中国同它们只有半外交关系，即只有代办驻对方首都。第三种，是法国、比利时同中国的关系，即只承认蒋介石政权。周恩来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世界在变化，只要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的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的前面。”
丹尼埃·麦耶和莫里斯·富尔回到巴黎后，告诉埃德加·富尔总理，他们看到的不是西方报纸所渲染的“饿殍遍野、红色恐怖笼罩的大地”，而是虽然贫穷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中华大地。他们将周恩来关于中法关系的这些重要信息传给了埃德加·富尔。他觉得周恩来关于在法中关系上，法国会走在美国的前面、也会走在英国的前面的预言，是会在经过努力克服障碍与困难后，能够实现的。在他获悉周恩来关于法中关系的信息后，刚刚一个多月，他还不能有所作为，他的内阁就下台了。
但是，新中国越来越吸引着他。不担任国家首脑的职务，并不妨碍他对促进法中关系作出努力；他甚至觉得，如果他还担任总理，他就不可能像这次那么快地实现访华的愿望。
富尔说：毛泽东让我们警惕美国“渔翁得利”，讲得太妙了
出了罗湖桥，中国外交学会派来的代表已在迎候富尔夫妇俩了。
从宝安（现深圳）乘火车去广州，沿途可见农民在田地里劳作，使用的大都是原始简易的农具，街镇上的房屋是普通而简陋的，居民都穿着布衣服。但富尔所看见的中国人，脸色都红润，大都有着奋发而有生气的神态，甚至在广州街头，他也没有看见西方报纸说的“市民们一张张饥饿而惊恐的脸，满街都是要饭的乞丐”。
主人陪同他游览广州市容，他注意到两旁有好些法国式的楼房与院落。他知道，20世纪上半叶，法国人在华南地区开矿山、修铁路，在城市里开办医院、学校及从事贸易，已经相当普遍。他联想起了刚出任总理时，向外交部了解与新中国的关系时，所得到的报告。
早在1949年1月，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也在最后阶段的时候，英国政府就中国局势问题致函法国外交部，指出：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消失以及共产党制度将扩展至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应当研究这一局面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法国外交部经济与金融事务司在分析英国政府备忘录时提出：英国人对中国局势过于悲观，蒋介石引退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消失，情报表明一个南方政府将在广州组成，即使国民党军队重新集结也不可能，难道不能设想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的分裂主义势力对共产党的推进形成强有力的阻碍？报告认为：“这些省份与法属印度支那毗邻，其产品出路依赖法国的有关政策，只要法国能了解这些地区领导人的心态，并向他们提供某些经济便利，比如帮助他们建设已被中国中央政府放弃的成渝铁路计划等，法国就可以对中国这一地区始终很活跃的分裂主义势力加以利用。”
法国外交部采纳了这一意见，一方面派员前往这些地区活动，一方面回复英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应忽视中国一分为几的可能性，应在经济关系中鼓动很可能在中国成气候的地方主义。”法国当时驻广东的代表雅克·鲁还会见了国民党驻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答应向其提供物资以抵抗共产党的进攻。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打破了当时法国政府“利用南方分裂主义势力阻挡共产党南进”的构想。就在这个时候，法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是否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担任法国驻华大使的丹尼尔·麦耶与法国驻印支总督皮涅意见相互冲突，尖锐对立。麦耶主张，一旦中国新政府宣告成立，法国就应立即给予完全承认。原因有二：其一，一旦双方承认，便产生承担法律义务，需承认并尊重邻国的合法边界，便于维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使中国不支持印支共产党；其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大都集中在华南，法国不承认中国便会很快就丧失掉这些既得利益。然而，法属印支总督皮涅极力反对立即承认新中国，其理由是：外交承认将使共产党的使节常驻印度支那而给予印支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另外也会被越南舆论认为是法国软弱的表现。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雅克·巴岩认为：法国在华利益固然重要，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更为重要，因而在对华承认问题上应采纳皮涅的意见。这就产生了法中关系后来的局面。
富尔从总理府卸任后，回味着周恩来关于法中关系说的那段话：“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的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的前面。”他深感周恩来是一个很有世界视野的政治家，很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富尔很想能早日会见这位中国总理，很愿意继续为促进法中关系的发展而献力。
这次，富尔虽说是以私人名义来中国看一看，实际上是来探询改善法中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在广州时，他已经知道能在北京会见周恩来，但他关心地询问起能否见到毛泽东时，中国外交学会的朋友并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也不排斥有此可能。
他早就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他从中感觉到毛泽东有一种东方神秘色彩，并具有富于哲学魅力的吸引力。他盼望着此行能见到毛泽东。
富尔于3月22日抵达北京。24日上午，周恩来就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富尔夫妇，并设午宴招待。周恩来对富尔夫妇来华访问表示欢迎，并再次重申希望法国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和议会有困难，可以现在多做准备工作，多进行人民之间的交往。我们只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人民选择哪个政府我们就承认哪个政府。无论是拉尼埃-坡杜尔政府、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埃德加·富尔政府、居伊·摩勒政府或是其他人的政府，只要是法国人民选择的，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承认。现在法国却承认蒋介石，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为了将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中国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也应当承认一个中国。富尔不能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并为周恩来极为洞悉法国政情而折服。
富尔在北京，得到了一本《毛泽东诗词》的俄文译本，十分珍视，反复研读。
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富尔夫妇。当他们得知这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法国客人，因而十分高兴。
毛泽东对富尔说，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瑞典、丹麦、挪威以及瑞士，都是同蒋介石断绝了关系才同我们建立正常关系的。但是英国却在联合国拖了一条尾巴，在联合国承认蒋介石，因为如此，我们同英国只有半外交关系，仅是只互派代办。我们向英国人提出这个问题，英国人也很难回答。周总理已经跟你们说了，我们希望法国与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我们反对美国搞的“两个中国”。中国有个寓言，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法两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美国得不到好处，就会对法国施加压力。
毛泽东在引用那个成语时，还舞动两只大手做了相应的手势，自己强调着说了两个英语单词让翻译说：
“美国america-渔翁fisherman！”
后来，富尔曾对朋友说：我到中国走一趟，真是感觉到中国文化的丰富、精深而奥妙。毛泽东对我引用的成语，真是形象绝妙，发人深省，我们不能让美国这个“渔翁”频频得利了。
访问中国后，富尔在好些场合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表示反对。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其实质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他的看法，引起了法国朝野人士的重视，为后来法中以完全外交关系建交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回国不久，富尔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情况的书，书名取为《蛇山与龟山》。他借用毛泽东的一首词《水调歌头·游泳》中蛇山和龟山隔江对峙的含义，希望法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像对峙的蛇山和龟山一样，也能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他主张西方世界、特别是法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新政策，主张法中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据富尔在其于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记述，他将《蛇山与龟山》这本书寄给了还在科隆贝乡间隐居的戴高乐，以征求意见。戴高乐在给富尔的亲笔信中表示对法中建交的想法很感兴趣，其“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戴高乐加了一个在下野后常用的限制词语：“要是法国有一个国家就好了！”意思是说，法国要有一个能独立行事的政权才能办成这件大事。
1958年夏天，戴高乐重新出山执政时，拟定了一个自己的行动计划，规划所要做的大事。缓和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是他预定要做的大事之一。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里记述--
因此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北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
可见，在戴高乐的退隐的后期，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已经成熟了。
更重要的是，富尔作为法国重要的国务活动家，通过首次访华之行，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为他以后接受戴高乐总统的秘密使命打下了基础。
历史证明了周恩来的预言。十多年以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访北京，在与周恩来同乘一辆红旗轿车离开机场时，就坦诚地对周承认，法国是走在美国的前面了，他来中国是受戴高乐总统的影响。这是后话。